评杨鹏《从存在主义到最后的跪拜强权》

我真诚的建议杨鹏从最初级的哲学读起，否则水平不是低的问题，而是太荒谬了，是完全没读懂。存在主义从来没有向强权下跪过，而且恰恰相反，它批判强权，是反抗固有秩序的理论。例如萨特拒绝诺贝尔奖，原因就在于对外在“固有秩序”，包括荣誉、机构、标签的反抗，是对其个人选择与责任的坚持。这既不是政治作秀，也不是对诺贝尔奖的敌意，而是他哲学立场在现实中的一贯表现。

海德格尔加入纳粹与萨特为苏联辩护并不是极端个体自由的选择，而是其反抗意识对纳粹和苏联早期砸碎固有秩序行动的认同。但是海德格尔和萨特在初期都低估了这种政权的辩证反转，即反抗异化可能制造更大的异化，即打碎“坏的本质主义”可能带来更坏的权力本质主义，因为砸碎固有秩序需要一个清晰界限，例如马克思理论为社会主义运动指出的清晰界限就在于：反抗资本主义不是要去彻底否定或推翻它，而恰恰在于通过阶级斗争发展它，完善它，从而让其内部矛盾充分发展而自我消亡。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是反动的、反革命的就在于他们是反对和否定资本主义，是通过树立革命理想、精神、共同体意识等这类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建立秩序，从而失去了底线或界限而走向法西斯暴政。

加缪在《反抗者》中精准地批判了这种逻辑，指出，反抗如果拒绝任何界限，就会变成新的暴政。萨特与加缪的决裂，部分就源于此。

另外，萨特和波伏娃的婚姻关系也是反抗意识，并不是极端个人主义。因为在存在主义看来，婚姻就是固有秩序本身。他俩人尝试用真诚对待彼此，即用爱交换爱，而不是婚姻和传统爱情观被阶级出身、财富、社会地位等固有秩序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所左右。因为极端个人主义通常意味着自私、随意、不负责任、只顾自己感受。但萨特和波伏娃的模式恰恰特别强调责任与透明。他们把告诉对方一切当作道德义务，甚至发展出一种近乎仪式化的坦诚。

他们知道这是痛苦的，正如波伏娃回忆录中指出的，这种关系中，人的嫉妒、占有欲的难以根除，承受了很大的痛苦。所以存在主义强调人是被判处自由，选择自由也意味着必须承担选择的全部后果。这不是极端自由主义的选择，而是作为存在主义的一种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