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林毅夫的文章

林毅夫前几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其不学无术的特点又到达了一个新高度。我只需要指出其中一个关键的理论、概念和逻辑错误就能让大家一目了然看清楚这个人是多么敢胡说八道了。他文章中的论述围绕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但是其从理论、概念和逻辑都是完全错误的。下边让我们看看林毅夫这个人的水平有多低，多么荒唐！

他指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 恰恰相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终极原因。这个理论观点换成《共产党宣言》的说法就是开篇第一句话：“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明确：“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交换形式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催生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等在各个领域的冲突与斗争。林毅夫将生产力单方面拔高为“根本动力”和“终极原因”，完全忽视了生产关系的作用，割裂了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犯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因此，既不是生产力单方面决定，也不是生产关系单方面决定，而是两者的矛盾运动形成了历史的真实进程。而对这一矛盾运动的认识，必须从社会关系的具体历史形态出发。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深刻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因此，脱离社会关系抽象地谈论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不仅无法理解生产的本质，还会导致理论上的空洞化和实践上的误导。林毅夫的论述恰恰落入了这种抽象化的陷阱，忽视了社会关系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进一步阐明：“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这表明，生产力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始终嵌入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林毅夫的观点却试图将生产力从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片面强调其“决定性”，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核心逻辑的颠倒。

更进一步，生产力的发展始终依赖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当社会关系无法容纳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或者说，当生产力的发展超出既有生产关系所能调节的范围时，社会革命便不可避免。至于革命的形式是暴力还是非暴力，取决于统治阶级是否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主动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要求。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指：“经济发展必然形成完备的资本主义，为此根本不需要暴力。”例如，英国的光荣革命通过和平方式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步确立。而当统治阶级顽固抵制生产关系调整时，暴力革命便成为历史的选择，如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恩格斯在《反杜林》中进一步指出：“暴力并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而是需要非常现实的物质前提，特别是经济前提。”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论和实践的核心始终是完善并顺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而这一顺应的过程，本身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明确：“实际的社会主义实际是对资本主义各个方面正确的认识。”林毅夫的论述完全无视这一辩证过程，陷入了对生产力的盲目崇拜，忽视了生产关系调整的能动性和历史必然性。

严格意义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核心都是“人”。之所以将两者区分并使用不同概念，是为了揭示人的二重性：即人的生物性体现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而人的社会性则由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所决定。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人不仅是特殊的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即为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物，因而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因此，谈及“生产”时，必须同时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忽视社会关系而抽象谈论生产力，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也无法解释历史的真实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阐明：“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至于林毅夫在该署名文章中的其它看法就更不值得一驳斥了，这里简单易提一下。例如“创新”在他脑瓜子里肯定是指大学和企业的创新，而科学史和历史告诉我们根本没有这回事。创新来自社会关系的机制本身，不是人的智力在创新，这个世界没有通过智力创新这回事，包括马克思、爱因斯坦也一样。正如世界著名科技杂志《连线》主编凯文·凯利指出的：“科学是集体行动，孤独的天才只在神话中出现。”也就是说，人才不是靠教育，人才和创新是从社会关系中涌现出来的。因此，不是由高科技企业创新出来的，而是社会关系这个机制本身决定的，是社会本身在创新反映到人的头脑中。凯文·凯利在《失控》中进一步指出，科技的主导地位并非来自人类的心智，而是“自组织”。这个自组织是指自由的社会，其核心在于社会关系通过开放、协作和竞争的机制，促进了知识和技术的涌现。

例如，发明白炽灯泡的一共是23人，爱迪生不是第一个，比他早的有好几个，如汉弗莱·戴维早在1802年就展示了白炽灯的原理。所以是社会造就的，不是天才的发明。曾担任微软技术长的麦沃尔德一针见血地说：“洞察的能力并非来自天才，天才只能是很有效率的提供洞察力。”这表明，创新是社会协作的产物，依赖于社会关系中知识的积累、交流和碰撞。马克思早已指出：社会的“生产过程……不仅是物质的生产过程，而且是知识的生产过程。”知识的生产从来不是孤立个体的行为，而是社会关系网络的集体成果。例如，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并非瓦特一人之功，而是基于前人如纽科门等人的技术积累，以及英国当时资本积累和社会分工的特定历史条件。

因此，只有造就适宜人发展的社会环境，才能有大规模的创新，而不是对着大学和研究院那些人瞎鼓励，根本没用。社会环境的核心在于自由、开放和协作的社会关系，这正是创新的源泉。美国前几年自1973年以来第四次大规模组建陆军指挥中心，着眼未来大国陆地战，报道中特别强调指挥中心对城市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要选择在日常生活中，现实中的各种关系有利于人的创造力的社会环境。凯文·凯利在《失控》中一语中的：“未来属于那些看得见连接的人，而非只看得见物体的人。”这里的“连接”正是指社会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指出：“科学的进步……依赖于社会分工和交往的扩展。”

林毅夫尤为可笑的是文章中的这句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时空压缩’特征……”这不是我国，而是从古至今的全部人类历史发展都是“时空压缩”的历史。例如，从长城的烽火台、造纸术、印刷术、信鸽、八百里快马，到蒸汽机、汽车、火车、电话、电报、程控交换机、飞机、高铁、BB机、手机、互联网、5G网络、量子通信……等等，都是通过时间对空间压缩传递信息，加速了人类社会交往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对此，马克思将人类历史的发展概括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这一论断揭示了人类历史通过技术进步不断压缩时空距离的本质。例如，铁路和电报的发明极大缩短了地理空间的限制，促进了资本的全球流动和社会关系的重组；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将全球信息交流压缩到瞬时完成。列宁在《论联合派和分离派》中进一步指出：“技术的进步使社会交往的范围和速度成倍增加，从而改变了社会关系的结构。”林毅夫却将“时空压缩”狭隘地归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色”，完全无视这一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暴露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无知和对历史发展的肤浅认识。所以请林毅夫不要不懂装懂，如此信口开河，实在是贻笑大方！

林毅夫却以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视角，将创新和现代化进程简化为大学、企业或国家的“成就”，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和科学史的客观事实。综上所述，林毅夫对创新和“时空压缩”的论述，实在是无知到极点了，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

最后请林毅夫好好读一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中指出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综上，可以发现，林毅夫的署名文章中对《政治经济学序言》理解和解释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