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银行业的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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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政治局学习12次提到“自我革命”，凸显了在当前政治和经济形势下进行深刻变革的紧迫性。对于中国而言，首要的革命方向应是对银行业进行真正的国有化。这一观点对许多人而言可能显得突兀，甚至令人疑惑：中国的所谓“国有银行”难道不是国有吗？答案是否定的：截至目前，中国尚无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国有银行。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危机中，由于缺乏真正的国有银行，中国难以有效应对亟待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真正的国有银行以服务社会为宗旨，就业为其首要目标。例如，根据《联邦储备法》，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明确追求“最大就业、价格稳定和适度长期利率”三大目标，这些目标直接指向社会福祉，尤其是保障最大化就业。相比之下，中国所谓的“国有银行”主要服务于国家目标和自身利益，难以承担对社会根本福祉负责的角色。其运行逻辑本质上体现了一种波拿巴主义，即通过金融体系支持政府目标而非广泛的社会需求，优先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非全体社会成员的福祉。马克思在分析波拿巴主义时指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在阶级斗争陷入僵局时的“畸形”产物，国家看似中立，实则为统治阶级服务。这种形态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尤为常见。
中国银行业的现状进一步印证了这一问题。尽管中国的大型银行，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被冠以“国有”之名，但其运营模式更接近于商业化实体，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非社会福祉。这些银行在决策过程中缺乏真正的公众监督，更多受政府部门或高层的政策导向驱动。例如，在近年来的房地产危机中，银行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而对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的融资支持不足，导致就业压力加剧和社会不平等加深。这种现象与马克思理论中“金融社会化”的国有银行理念相去甚远。真正的国有银行应通过透明的议会监督和公众问责机制，确保资金配置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而非少数利益集团，尤其是统治阶级利益。
曾有多位美国学者和银行业专家在中国演讲时指出，中国银行业高管往往难以理解西方关于国有银行的讨论。原因在于，中国缺乏相关知识体系的教育，未能有效区分“社会所有”（真正的国有化）与“政府所有”（行政控制）的本质差异。这种认知上的盲点根源于长期以来对“国有”概念的误解，即简单地将政府控制的企业或银行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而忽视了其服务对象的根本区别。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有银行意味着金融的社会化，其核心是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而非政府或特定阶级的工具。以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银行业为例，通过《1933年银行法》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美国建立了严格的金融监管和公众问责机制，银行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被导向服务就业和社会稳定，而非单纯的资本积累。类似地，战后欧洲的一些国有银行，如法国的Crédit Lyonnais（在国有化时期），通过议会监督和政策导向，支持了战后经济重建和就业增长。这些案例表明，真正的国有银行以社会福祉为优先，而非政府或资本的附庸。因此，当特朗普反复要求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时，美联储能够保持独立性，依据其法定目标——社会福祉而非政府意志——进行决策。
长期以来，中国理论界错误地将政府所有的企业或银行视为国有企业或公有制的体现，忽视了科学意义上或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的国有化内涵。真正的国有企业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例如北欧国家的公共养老基金或德国的部分地方银行，它们以社会福利而非盈利为导向。以德国的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KfW，复兴信贷银行）为例，其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绿色能源和社会住房等项目，明确以社会效益为目标，而非利润最大化。相比之下，中国所谓的国有银行在市场化改革后，更多地被要求自负盈亏，其行为更像商业银行，而非社会化的金融工具，完全不具有任何国有的意义。
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批判的：“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 恩格斯的这段话深刻揭示了“政府所有”与“社会所有”之间的本质差异。中国的银行业若要实现真正的国有化，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其服务对象，摆脱波拿巴主义的窠臼，建立透明的公众问责机制，确保金融资源优先服务于就业、社会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等目标。
(2)
对中国银行系统的革命要学习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将其上升到实施专政措施，以不惜进行武装斗争的决心，以对待外敌入侵的高度发起革命。即罗斯福总统对国会要求赋予其对待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行政权力“以发动一场战争对待敌人入侵的权力一样大。”以此高度和决心，对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实施真正的国有化，坚决遏制中国目前金融领域和信用管理全面流氓无产阶级化的倾向，确保金融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和人民福祉。正如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的演讲时说道：“我希望有人说到我的第一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自私和贪婪的势力遇到了它们的对手。我希望将来有人说到我的第二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这些势力遇到了他们的主人。”
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社会利益为核心，采取专政措施，打破金融领域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和操控以及信用管理流氓无产阶级化的控制，重建公平、透明的金融秩序。
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权利要求党履行中国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诺言，采纳《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提出的各项专政措施，尤其是要采纳“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同时，应借鉴罗斯福新政中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对金融体系的强力干预，如《1933年银行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严格分离，以防止金融投机和危机。这不仅是对金融体系的整顿，也是对社会生产力解放的保障。
而在第二章提到的这些专政措施在美国已经被部分实现，如《宅地法》促进了土地的公平分配，美联储的成立实现了货币和信贷的集中管理，为经济稳定提供了基础。即《共产党宣言》指出的：“看过第二章之后，就可以了解共产党人同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的关系，因而也就可以了解他们同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的关系。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这些措施的实施表明，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可以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奠定基础，而中国必须从中汲取经验，推动金融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
特别要注意，《共产党宣言》产生的历史背景与今天中国的历史阶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848年的欧洲正处于封建残余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激烈碰撞期，中国的现状同样是封建主义残余（政府对生产资料的过度控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交织。因此，党的理论工作必须深刻理解，《共产党宣言》是一篇号召无产阶级帮助进步资产阶级发展的动员令。为什么呢？因为无产阶级的发展依托于资产阶级的进步，而资产阶级的进步又取决于生产资料从政府所有转向社会所有。政府所有——资产阶级所有——个人所有，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是关键一步。只有打破政府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才能为资产阶级的充分发展创造条件，从而为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提供现实基础。
所以马克思理论中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指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跨越的历史过程中的两大问题。1、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阻碍了资产阶级发展和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即生产资料不是社会化，而是政府化，造成资源配置低效和权力集中。2、资产阶级理论家不充分资本主义，造成理论的片面性，未能为无产阶级提供清晰的解放路径。这两大问题中，前者是革命问题，要求通过结构性改革打破政府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后者是理论问题，需要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指明方向。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最后指出的，共产党人的胜利是为了实现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资产阶级措施。
因为，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发展是个人所有制实现的基础。这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共产党宣言》指出：“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中国当前的任务是以此为指引，通过对金融体系的革命性调整，即砸烂流氓无产阶级金融统治，推动生产资料从政府所有向社会所有的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充分发展和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创造条件。
(3)
马克思将波拿巴政权讽刺为“共和国最淫贱的统治形式”，其“淫贱”的本质在于：行政体系高度官僚化，社会管理警察化，金融体系表面合规化实则服务于少数资本利益，司法体系维稳化以维护统治秩序，意识形态民族化、爱国化以掩盖阶级矛盾，阶级利益被伪装为全民利益。马克思深刻指出，这种“淫贱”的根源在于国家政权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政权与社会彻底脱离，统治阶级为维护其政权稳定，不得不通过压迫社会、掠夺资源来维系统治，最终导致社会结构的完全崩溃。马克思引用傅立叶的批判性话语进一步揭示：“在这种国家中，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
要使社会重新焕发活力，打破这种统治形式成为必要条件。马克思认为，社会重生需将国家政权降服于社会之下，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建立是这一过程的关键。资产阶级政权通过人民主权原则，以议会权力为核心管理社会，区别于波拿巴政权“小农政治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的专制模式。（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通过代议制和法律框架，部分实现了社会对政权的制约，尽管其本质仍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但相较于封建专制或波拿巴式的官僚独裁，提供了更大的社会活力与进步空间。
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正在于此。它不仅推翻了封建制度的桎梏，还通过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开辟了全人类解放的历史征程。正如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所强调：“如果不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抱有至深的敬意，就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所赋予的权利，来代表曾经通过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使新兴民族的千百万人民走向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列宁此处指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性在于其打破了旧制度的枷锁，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历史舞台。
然而，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时，进一步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权的历史局限性及其被超越的必然性。巴黎公社的意义在于，它尝试打倒“有着常备军、无所不管的官僚机构、从事愚民勾当的教会、唯命是从的司法体系和政府权力，已经完全脱离社会”之“国家政权这种最后的和最淫贱形式”。巴黎公社通过建立直接民主、废除常备军、实现司法与行政的去官僚化，展现了无产阶级对旧国家机器的革命性改造。然而，巴黎公社的失败也暴露了其局限性：首先，它未能有效夺取金融体系的控制权，导致经济结构未能改变；其次，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可以取代资产阶级对国家机器的控制；最后，公社缺乏足够的时间与外部支持，难以抵御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进一步指出，巴黎公社的经验表明，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还必须建立全新的、直接服务于社会的政权形式。这种政权形式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压迫工具，而是社会自我管理的工具。巴黎公社的失败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宝贵教训，表明革命的成功不仅需要政治上的夺权，还需要在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实现全面的变革。而这一点美国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榜样。巴黎公社运动将美国工人阶级视为欧洲工人阶级的领路人。列宁提到：“美国工人以其实际的斗争方式和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为国际无产阶级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