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的耻感文化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在接待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彰时，全程双手插在口袋里，引发外界对其"不合礼仪、刻意摆出强硬姿态"的解读。11月19日日本政府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指该画面 “刻意扭曲了双方地位平等”。要是这么说，那当年麦克阿瑟在会见日本天皇时身着随意的军便服，两手叉腰、两腿叉开，这更显粗鲁，而且明说就是故意摆拍，日本怎么不抗议要求平等呢？

如果要说国家尊严，《日美安保条约》实际就是美国占领日本的法律化文件和文明版。条约叫"安保"，其实叫"占领协议"，该条约是一种单向条约，完全不是双方平等义务的协议。该条约的底层逻辑只有一句话：日本必须无条件服从，美国的权力是单向的。而且日本都没有废除安保条约的资格，因为只要美国认为远东出现紧急事态，条约就自动延长，只要美国不同意，日本连废除条约的权利都被剥夺。就这种协议的存在，日本哪有一丝国家尊严可言？所以，有事就说事，别在这些鸡毛蒜皮的礼仪问题纠结了。

日本对待问题的看法喜欢从某人的素质高低扩展或认定这个人的水平高低和对问题的判断。即日本人特别喜欢从一个人的小礼节直接推导这个人的素质→民族素质→国家水平→对任何事情的判断都没资格发言的结论。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日本的"耻感文化"的表现。所以"保住面子"成了最高道德指令，小节、礼仪、形式就被无限放大，因为那是"耻辱"最容易入侵的关口。

这种文化现象就是就是1874年左宗棠给朝廷的奏折《筹议海防事宜折》中指出的：“日本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重末节而轻廉耻，畏威而不怀德。强则敢为盗寇，弱则卑服乞怜。“与左宗棠同样，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有同样的认识，如书中指出"日本人最害怕的不是罪恶本身，而是被人知道自己犯了罪。”

希望日本人学习西方文明的"罪感文化”（guilt culture），做错事→内心有罪→主动认错 ，而不是抓住鸡毛蒜皮的事情不放，好像自己多么文明，多么有文化修养似的。

耻感文化的本质是未完全脱离原始社会的表现。在人类学中，原始部落社会几乎100%是耻感文化（怕被部落驱逐、怕被嘲笑），而轴心时代以后出现"罪感文化"的文明（犹太-基督教、印度教-佛教中的忏悔传统）才真正进入现代道德阶段。日本是唯一一个在轴心时代以后仍然把耻感文化做到极致的发达国家，是被高度精致化、制度化、现代化包装后的原始道德机制。正如《菊与刀》指出的：日本是耻感文化的典型代表。

这种文化在资本主生产方式中的优点是容易把商品做的精致，但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几乎为零。耻感文化在"改良型、精益型、跟随型"资本主义里是神器，但在"开创型、革命型、反思型"文明里是毒药。耻感文化不是落后，它是极度先进的落后——它把原始社会的道德操作系统升级到了商品生产中，在商品上，造就了极致，但在文明上，它制造了空洞。耻感文化能造出完美的商品，却造不出罪感文化中的德国那样，一个敢于为侵略下跪的总理，一个敢于说"我们对亚洲犯下了不可饶恕罪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耻感文化是被和服包裹起来的原始部落道德，它让日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精致的"工匠民族"，同时也是最彻底的"思想矮子"。

正如二十多年前，我在批评日本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们理论轻浮，学力不济时指出，日本不摆脱耻感文化，你们的哲学事业不可能取得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