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不是思想家

秦晖无论从哪方面评价都不是思想家，而且差的很远。为什么？秦晖思维的根本症结在于其方法论上的“预设前提优先”：他从一开始就将古典自由主义（尤其是哈耶克式的自发秩序与辉格史式的线性进步观）当作绝对正确的理论框架，然后强迫所有历史事实、现实观察与当代问题都去迁就、服从这个框架，而不是从经验事实或抽象问题出发，进行真正开放的思想探索。这种倒置的方法论缺陷，直接导致其一系列认识与逻辑错误。

以“低人权优势”论为例，这一概念本身就是预设框架的产物：秦晖先入为主地认定“真正可持续的增长只能来自高人权下的自由市场”，于是中国高速增长在逻辑上只能被解释为“畸形”的低人权透支与血汗模式，从而系统性地低估或忽略了企业家精神、市场激励、基础设施投资、政府产业政策与有效治理等正面因素。更严重的逻辑漏洞在于，他无法自圆其说地解释大量反例。如果低人权真是增长的“优势”，为何同样（甚至更低）人权的印度长期增长远逊于中国？秦晖往往以“印度民主拖累”搪塞，却回避了其框架的核心矛盾：按他的逻辑，低人权应在非民主环境下更能“发挥优势”，印度却恰恰反证了这一点。他喜欢类比福格尔的南方奴隶制研究，称奴隶制短期“高效”，但他故意忽略福格尔结论的关键：南方奴隶制之所以最终被北方自由劳动经济击败，正是因为它缺乏长期创新激励与人力资本积累。这与秦晖的预设完全相反——如果低人权真有持久优势，南方本不应输；事实上，中国增长伴随的教育投资、技术追赶、工程师红利等，正好反驳了“奴隶制类比”的适用性。

这些错误并非孤立，而是预设自由主义框架禁锢的思维，当现实不符合框架时，他不是修正框架，而是发明外生解释（如“全球化透支”“低人权劣币驱逐良币”）来维护框架。秦晖始终让事实为前提服务。他的局限也是80-90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集体写照，启蒙热情有余，没有思想深度、没有方法。如果把思想比作航海，秦晖不是扬帆探索未知海域的航海家，而是拿着旧地图反复宣称“这里就是世界尽头”的传教士。他的学识让他讲得头头是道，但正是那固化的自由主义前提，让他永远无法让思想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