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过剩是由于生产过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洞见及当代意义

（一）

标题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一句话。这句话不仅是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的钥匙，更是剖析现代资本主义危机、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锐利武器。马克思的这一洞见彻底颠覆了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对于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所看到的假象：即仓库堆满商品、工厂库存积压，似乎是"生产太多"，实际是"生产太少"！理解这句话，对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是至关重要的，更是理解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钥匙。

同时，与马克思这句话所表达的思想和辩证逻辑关系，在那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中亦是他们的核心思想，例如保罗·克鲁格曼（2008获奖）、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获奖）、埃德蒙·费尔普斯（2006获奖）、阿玛蒂亚·森（1996获奖）…等等，以及虽未获奖，但广受关注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 。

理解这句话，就是回归马克思的革命批判精神和理论的科学性：经济问题从来不是"物"的问题，以及生产和消费、供给与需求的问题，而是人及社会关系的问题。尤其是从逻辑学上，生产和消费、供给与需求不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是同一关系。即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同一性分析：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二者不是"对立统一"的独立范畴，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它们是被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误将供给与需求视为"对立统一"，会被虚假的或表面上的"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所迷惑，就会陷入历史性的错误。所以，让我们一起，开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旅——从这一句深刻洞见出发，理解科学理论，重新审视当代世界，探索通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道路。（待续）

（二）

当谈到生产和消费时，反映在人们头脑中的往往是狭义的商品（汽车、手机、住宅……等等）的生产和消费。在这个狭义的范围内理解生产与消费，正是庸俗经济学的典型认识。这种狭隘的认识在资本主义危机面前束手无策。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科学的认识并将其理论科学化，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马克思是将资本主义理论进行科学化的第一人。

理论科学化的过程，就将经济范畴从庸俗的"物本位"提升到"社会关系本位"。这不仅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颠覆，也是对一切狭隘经济学思维的根本否定。庸俗经济学把生产视为"工厂制造东西"，把消费视为"居民购买东西"，把危机视为"供需失衡"或"有效需求不足"。在危机面前，它只能开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财政补贴"等药方，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危机周期性爆发、为什么补贴越补越依赖、为什么地方债越来越大！

因此，科学化就不可能将商品生产理解为单纯商品的使用价值，例如汽车、手机、住宅、土地……等等，消费也就不能被理解为对这些商品的购买行为。尽管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分析与马克思有分歧，但他高度评价马克思将经济置于社会关系中的历史性贡献。

因此，商品不是这些物的生产和消费，而是"作为商品，它直接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同时，它只有在同其他商品的关系中才是商品。商品相互间的实际关系是它们的交换过程"“如果商品对于它的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就是说直接是满足他自己需要的手段，那它就不是商品。商品对于它的所有者倒是非使用价值，就是说只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或者说只是交换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0、32页）

简单而言，对于消费力或购买力，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对工厂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的消费，而要把整个商品生产和消费理解为是对全部社会关系的生产和消费，其中包括"人"本身也要被理解为商品，即马克思指出的：人中见物，物中见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生产一般，生产一般性，生产的普遍规定，生产是人的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表现。”

而错误的经济学理论正是"把人当作生产的手段，把人当作生产资料来对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的理论是不能科学化的。因为这种理论把人置于"手段"地位，隐含着一个超人的实体（市场、自然规律、上帝）在支配人，这是彻底的倒因为果。马克思的这种认识，从哲学领域去看，正是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所指出的：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

这种从"物"到"社会关系"的科学跃迁，不仅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本质（物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而且为理解当代危机提供了根本方法：一切"生产过剩"现象的根源，都在于对社会关系再生产过少，而非物质产品的"太多”。只有回归"人的生命活动"这一原点，才能真正超越庸俗经济学的改良主义陷阱，指向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待续）

(三)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生产范畴中，工厂生产的商品只是其一部分，更多的商品生产是在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领域。马克思主义指出商品生产不仅制造物质产品，还必然生产和消费特定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而法律、制度、国家机器、意识形态正是这种再生产的结晶。犯罪与惩罚系统，也被纳入商品生产的逻辑之中。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又是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关系本身的生产过程，这就是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中国的经济问题就是没有理解这个问题，既不理解政治和国家机器作为商品该如何再生产。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理论就是生产和再生产问题，没有其它的。

由于资本主义积累必然制造相对过剩人口（失业大军），其中一部分沦为流氓无产阶级从事犯罪的工作。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的上层建筑一定要认识到它们是商品。因为犯罪行为本身就属于商品生产。没有犯罪行为，就没有警察、检察院、法院、监狱、律师、保安等。正如没有小偷，就没有锁具、保险柜、监控摄像头等行业。同时还形成了庞大的意识形态产业，如宣传部门或行业通过宣传和强化法治意识形态，防范和威慑潜在犯罪和反抗。这些行业都属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只不过它们是通过公共开支（税收）维持，服务于资本。因此，这些国家机器的本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也不可能服务于“人民”，而必须服务于资本。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明确指明了国家机器的商品本质：它表面中立，实则嵌入资本再生产的链条。

所以，商品生产不是孤立的物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物上的异化表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总体性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更是整个社会关系（包括其“病态”部分如犯罪—惩罚链）的生产和消费。这些公共产品（法律、制度等国家机器）看似不是经济，实则是商品逻辑链条中的一环。因此，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过去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理论家们把政治和经济分开了，他们没有认识到政治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出的商品，而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和商品生产领域之外的事物。而腐败之所以大量产生，就在于制度把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即权力作为“公共产品”被异化，却实际服务于资本利益，导致权钱交易、寻租泛滥。

从法理上看，中国诸多乱象的根源在于法理基础的不稳固与混合性，中国尚未形成真正成熟、独立的现代法理体系。其法理深受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如中庸、和谐、平均主义、稳定优先等调和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渗透到法治实践之中，表现为强调调解优先、社会稳定、大局为重，而非严格的权利本位和程序正义。同时，某些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因素（流氓无产阶级的随意性）也混杂其中，进一步弱化了法理的严谨性。这些特征导致政治决策优先、行政干预司法、运动式执法频仍，法律往往工具化、从属化。由于法理基础的过渡性和不彻底性，法律与政治之间处于不均衡博弈，法律长期处于弱势，造成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实。

中国法理若未彻底摆脱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调和主义和平均主义幻想，就易使法律沦为维护现状的“稳定工具”，而非保障权利、制约权力的独立机制。只有认识到政治经济的同一性，并通过深化生产关系变革彻底扬弃这种分离，国家机器（包括法律体系）才能从服务资本积累的工具，转向真正服务于社会的公共产品。而做到这一点，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指出的，无产阶级在过渡时期必须遵守并善于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形式——即在承认私有制现实的基础上，建立形式严谨的法治框架（如权利平等、程序正义、司法独立），以此作为桥梁，推动向更高阶段的社会转型，为物质生产建立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结尾指出的：共产主义胜利后“所采取的政策，也将和在资产阶级已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样。”

通过以上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对社会关系的生产是很少的，几乎没有，这就是生产过剩、内卷、价格战等一切乱象的根源。

（四）

《生产过剩是由于生产过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洞见及当代意义》（四）

生产不仅是物质生产，更是生产人的欲望、劳动能力、享受能力、思维能力、审美能力、批判能力……等这些能力，以及这些能力所形成的新的需求和新的生产。因此，不是单纯的没有消费，而是未能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以及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这才是生产的最根本目的和最根本“产品”。由于缺乏这种最根本的生产，工厂制造出的往往只是物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的物体），它可以有价格（货币表现），但难以实现价值，因为商品的价值本质上是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通过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社会关系）才能确定和实现的。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强调，生产资料具备和孤立的劳动既不创造财富，也不创造文化。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只有社会劳动才是财富的源泉。

因此，这种脱离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生产，不仅不能生产出财富，反而是一个不断再生产出群众的普遍贫困和相对剥削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所以，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发展，而群众贫困与消费受限正是这一矛盾在流通和消费领域的集中体现。这个过程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资产价格波动（如房价下跌）、就业不足，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思想、意识等一切社会矛盾与斗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指出：生产过剩危机的最根本限制是资本自身，而其具体表现之一正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限制”，资本主义生产却无视这一限制，盲目追求生产力的无限扩张而走向灭亡——因为它无法再生产出与高度社会化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其形成恶性循环是：没有消费补贴，消费进一步萎缩，企业库存积压，生产停滞，就业恶化，收入更低，消费更弱；有消费补贴（如财政刺激、债务扩张），暂时消化过剩产能，但补贴来源本质上是税收（未来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和公共债务，财政压力增大，长期不可持续，最终以更大危机形式爆发。

这种问题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庸俗经济学（萨伊定律、供求论、边际效用论等）所犯的根本错误：即把生产狭隘地理解为工厂的物质商品生产，只看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物化形式，而看不到人的生命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他们忽视了生产性消费（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人的能力和发展），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再生产。把消费狭隘地理解为对物的消费，而看不到消费同时是人的需要、能力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消费不仅是消化产品，更是生产出新的人和新需求，即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

这种理论错误把人从生产的主体和目的贬低为“成本”和“要素”（人力资本）。把消费从人的需要和能力的再生产异化为“消化过剩产能的手段”。结果就是：生产力高度发展了，但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被严重压抑；物质产品丰富了，但社会财富却日益贫乏。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异化：它发展生产力，却同时阻碍人的发展，最终使生产力本身成为毁灭性力量。

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政治面对经济困境显得无能为力时，会误以为通过消除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思想的矛盾与斗争、强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就能解决问题。这正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他们幻想通过行政或道德手段消除社会中一切“坏”的因素，而没有认识到，这些“坏”的因素恰恰是社会辩证运动的必然表现，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指出：试图保留好方面而消灭坏方面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幻想。马克思强调：矛盾的对立面不是需要消灭“坏”的东西，因为那恰恰是发展的源泉，消灭“坏”的方面就等于消灭辩证运动本身，即消灭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狭隘的对经济理解导致的政治误区在实践中表现为：将问题归于“思想混乱”“社会不稳”“外部干扰”，而诉诸意识形态并试图消灭“坏”因素”。结果适得其反：压制矛盾是积累矛盾，并推动危机更猛烈的爆发；阻碍辩证运动，却延缓生产关系的必要变革，最终使经济困境更顽固。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述：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坏”的因素不是需要消灭的毒瘤，而是历史的杠杆。唯有承认并推动这些矛盾的充分展开，才能真正解决经济困境。

对此，马克思不仅看到了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理论缺陷，更看到了反动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将会是封建统治的复活，甚至比封建统治更坏的历史性倒退。这个问题就是《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所批判的——“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最后发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是要求无产阶级在这个阶段要帮助进步的资产阶级取得全面统治的伟大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