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困境源自理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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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的困境归根到底是思想和理论的困境。这一困境导致所有出台的政策陷入恶性循环，形同以水济水、以火济火，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愈发严重。简言之，政策的方向完全偏离正轨，与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背道而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时，未能将这些问题综合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性分析，而是将问题碎片化、割裂化，采取就事论事的处理方式，缺乏对根本矛盾的深刻洞察。
因此，中国当前的思想和政策反映出一个核心缺陷：未能认识到通货紧缩、内卷、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分配不均、贸易战、外交紧张局势、意识形态冲突、政治斗争、军事紧张局势等所有问题，在理论上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价值关系问题。历史上的一切冲突，从根本上都是价值关系内在矛盾的体现。不理解价值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就无法真正理解并解决任何现实问题。
价值关系问题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理论问题，需要运用抽象思维进行整体性把握。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从具体的、孤立的现象出发，而必须从关系的视角出发。关系必然涉及两个方面，这在全部思想史和科学史上都有清晰体现。例如，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存在与本质、道与德、有与无、人道与天道、乾与坤、天与地、人与神、善与恶、绝对与相对、偶然与必然、广义与狭义、宏观与微观、个人与集体……这些关系贯穿古今中外的哲学、宗教和科学思想。正如《易经·系辞》中所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尽管表达形式不同，但这些思考都指向价值关系本质的探索。
资本主义形成后，价值关系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而货币形式的胚胎则是简单商品形式。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每个商品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商品的这种二重性是理解价值关系的核心。马克思指出只有商品形式的发展与价值形式的发展是一致的。而“商品内在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劳动同时只是作为抽象的一般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运动的形式。”（《资本论》第一卷）
恩格斯在解读《资本论》第一卷时进一步阐释：“理解商品的困难在于：商品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范畴一样，表现为一种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者通过使他们的产品作为商品互相发生关系，从而使他们的不同种类的劳动作为一般人类劳动互相发生关系；没有物的这种中介，他们便无法做到这一点。这样一来，人的关系便表现为物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77页）
马克思之所以被誉为集人类思想之大成的思想家和科学的革命家，在于他将人类历史上对价值关系的各种思考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将解决问题的钥匙凝练到商品形式这一核心范畴中。因此，哲学、宗教、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所有理论问题，都可以通过商品形式这一视角找到方法。正如波普尔所言：“马克思的出现让社会学再也不能回到从前了。”他开启了人类社会科学的新时代。波普尔进一步指出：“所有现代学者都应归功于马克思……甚至他的错误理论也是他不可战胜的人道主义和正义感的证明。”
特别要注意，波普尔的这一理解存在明显误解。马克思理论的贡献恰恰在于他完全摒弃了以人道主义和正义感作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他认为，道德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掩盖问题的本质，制造更大的混乱。马克思去世后，李卜克内西指出，马克思对工人阶级充满同情，但他绝不会因为这种同情而影响其理论的科学性。列宁也曾强调，马克思对待其他社会主义学说和工人阶级理论时极为严厉。因为那些学说往往充满对工人阶级的同情，却未能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引其在现实中走向解放。
此外，马尔库塞曾指出，工人阶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反动的，不天然具有革命性。李卜克内西进一步强调：“要充分理解马克思的著作，需要成熟的理论思维，这是大多数工人阶级尚未掌握的，也不可能掌握的。”无产阶级运动是在进步资产阶级的发展中壮大的，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历史上，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群体大多来自资产阶级，甚至不乏豪门出身的思想家。马克思去世后，纪念他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非工人阶级。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曾指出，社会主义运动本身是上流社会的产物。因此，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必须超越道德情感的局限，正如我们无法通过道德来理解物理学、数学、化学或生物学定律一样。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要判断一个人智识的严肃性程度，只要看他对马克思和尼采的态度。这一挑战至今仍摆在我们面前！”马克思的贡献在于为所有科学提供了一种普遍的思维方法。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中评价：马克思理论“在实质上比任何自然科学领域最伟大的发现还要重要。因为它的意义极为重大，它必须为了得到承认而进行坚强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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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关系的矛盾是造成中国当前所有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特性：即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对立。但是对立并不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占有和抢夺社会化生产。
中国当前问题的核心，简而言之，在于资本运动的集中趋势未能有效转化为向社会的分离趋势。这种集中与分离的矛盾，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也反映在社会结构与科技发展中。资本的集中趋势体现为资源、财富和权力向少数节点聚集，这在工业化早期和现代资本主义中尤为明显。然而，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推动了资本的分离需求，即通过信息流动、组织优化和资源再分配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效益分享。
这种分散趋势与冯·诺伊曼描述的科技转向信息和控制的逻辑相呼应：当物质和能量的集中达到瓶颈，社会需要通过更高效的结构和信息管理来实现资源与权力的重新配置。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演进，也是社会经济体系从集中化向分布式、去中心化发展的历史必然。他指出：“不论是近期，还是遥远的未来，科技都会从强度、物质和能量问题转变为结构、组织、信息和控制问题。”（《计算机与人脑》（The Computer and the Brain））
而中国在无法产生分离形式的资本运动中引发“内卷”现象。所谓“内卷”，形象地说，就是资本吸血功能强，但社会造血功能弱，其表现为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竞争加剧、就业减少、产量增加而利润下降。若不及时调整政策方向，资本最终将“无血可吸”，导致经济全面崩溃。
这好些年来政府出台的几乎所有政策都是加强资本运动集中的政策，如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城市美化、乡村振兴，文旅投资、以旧换新、新能源补贴、降息…等等。因为这些政策不同程度上无非是让资本向特定领域或主体集中的政策，而完全没有支持和扩大社会化生产的政策。
就拿降息来说，MIT学者研究发现，向国民直接发钱与降息在刺激经济上的效果基本等同。在美国，利率下降150个基点（1.5%）大致相当于每人发放600美元。然而，降息政策需谨慎使用，因其效果可能受限且存在副作用，而直接发钱效果更佳、更精准。因为降息通过降低贷款利率，鼓励企业和个人借贷投资或消费，但其传导链条较长，效果可能因高债务水平或投资意愿不足而滞后或减弱。同时降息很可能推动资本进一步集中。因为降息通常使资金流向资产市场，推高资产价格，富人（拥有更多资产）受益更多，低收入群体获益有限，加剧了贫富分化。
这些政策出台后的效果只会导致内卷的加剧。因为内卷不是某个行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结构的问题，简单而言，社会没有造血能力了。因此，今天的问题已不再是是否坚持改革开放，而是能否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言：“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一种正确的认识。”
资本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本的积累与集中，这一过程贯穿其全部历史。没有资本集中，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然而，资本集中必然导致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的的基础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马克思），而乡村振兴是推动农民与土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压迫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而离开了土地，相反地，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因为只有通过发展城市化才能解放他们，但乡村振兴、城市美化、特色小镇等政策阻断了农民向城市流动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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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荒唐的政策背后只有一个原因，即中国对财富的理解存在根本性的偏差，或者错误地将GDP等同于财富。GDP作为一种流量指标，衡量的是特定时间内经济活动的总和，但它并不反映财富（存量）的积累或损耗。从法理学角度看，中国的法律和各类政策的本质，大多是以损害或消耗社会积累财富的能力为出发点和目标。
政府在债务驱动的投资模式下，未能充分意识到社会财富每天被大量消耗。换句话说，不断累加的债务源于社会财富的损失始终大于投资和生产的回报，迫使债务规模不断扩大以维系GDP增长。这种模式不仅不可持续，还将以社会财富的全面崩溃为结局，拖累全社会陷入困境。
例如，一辆性能良好的50万元摩托车到了报废期，其市场价值并非由其使用价值决定，而是由政策强行剥夺其交换价值。这种政策导致社会财富被大量消灭，因为它否定了劳动者通过持有耐用资产积累财富的可能性。
这种政策短期内通过刺激新车消费推高GDP，但从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它通过强制消费和资源浪费维持资本循环，损害了劳动者的财富积累能力。同样，汽车年检的繁琐要求和三年未年检强制注销的政策，增加了车主的合规成本，若因疏忽未能年检，车辆资产将被直接消灭。此类政策迫使劳动者不断购买新商品，削弱了他们的长期财富积累能力。
再比如，社会生产效率被各种政策浪费在无意义的活动上。例如，繁琐的车辆年检、证照审核等合规要求，耗费了大量社会工作时间。据估计，中国企业每年在行政审批和合规性检查上花费的时间成本高达GDP的2-3%，而这些时间本可用于生产性活动。此外，非税收入（如罚款、行政收费）的不断攀升进一步侵蚀了社会财富。这些政策增加劳动者和企业的负担，削减了社会财富的积累潜力。
总之，这些政策体现了生产关系的资本循环逻辑，社会劳动成果被政策强制转化为资本家的利润或国家的GDP数字。GDP就像往游泳池注水，但游泳池的排水口始终开着，社会财富在源源不断地流失。
财富是一种意识，正如黄金之所以是黄金，并不是因为它稀缺或实际有用，而是因为人们赋予其价值的意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商品拜物教”概念指出，商品的价值并非完全来自其物理属性，而是由社会关系和集体意识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黄金被赋予货币的角色，成为财富的象征，因为社会共识认可其作为交换媒介的地位。这种“意识”是生产关系的产物，反映了特定社会制度下的权力结构和经济逻辑。同理，对社会而言，财富的真正基础在于人们拥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意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真正的财富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联合，而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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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所有政策上全面崩溃，就是由于学术不端！这个评价对于中国当前任何派别（无论所谓左派、右派、中间派）都适用，所以大家都不是无辜的。要说这些理论观点如果应用在现实中的区别，那只不过是社会痛苦多一点或少一点的区别，并不会有实质上的区别。因为这是历史规律决定的，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决定的。因此，理论是否科学和其在现实中是否有效，首先要取决于理论是建立在什么历史观上的。进一步说，如果历史观正确，即便理论都是错的都没有关系，因为实践会自我修正，依然会推动进步。反过来说，貌似科学或合理的理论，假如是历史观错误，那么也会在现实中制造巨大的灾难。
所以一定要注意看，所有历史的进步或革命的成功，都是建立在正确的历史观这个基础上的。例如无论是法国革命，美国革命，还是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如此，即国家和政府是敌人。在理论中应用这种历史观时，要使用辨证逻辑，否则会沦落为无政府主义或粗陋的共产主义；而使用辩证逻辑时，要科学化经济学理论，否则会导致社会主义空想或资产阶级的一厢情愿而导致暴力的不断发生和历史周期性：而要科学化经济学理论，就要理解自然科学的本质是人的科学，或者说哲学的现实化。
因此，政治学、经济学、哲学、自然科学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对它们之间辩证关系理解并将其理解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是划时代的思想和科学成就，而这个理论的核心是“阶级斗争”，其历史过程被概括为“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这个理论核心是科学家们目前回避的，其回避的结果就是造成一百年以来的科学危机。世界目前依然处于科学危机当中，因为一百年以来没有任何决定性的理论突破，目前世界所有科技成果都是对十九世纪的基础理论的应用。
19世纪是科学理论的黄金时代，（爱因斯坦的理论从理论意义是被归类为19世纪，因为相对论是对19世纪物理学的深化和重新诠释）而20世纪以来，虽然技术应用取得了巨大进展（如量子力学、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但基础理论的突破相对较少，严格说是没有。例如量子力学（20世纪20-30年代）虽然建立了新的理论框架（如海森堡的矩阵力学、薛定谔的波动力学），但它更多是对19世纪物理学问题的深化，而非完全独立的范式。图灵的计算理论（20世纪30年代）和半导体技术，属于应用层面的突破，不属于基础理论创新。生物技术的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1953年）和基因编辑技术（如CRISPR），同样依托于19世纪的生物学基础。
所以一些学者认为，当代科学进入了一种“范式固化”的状态，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指出，科学进步往往依赖于“范式转换”。马克思主义是在理论中实现“范式转换”的唯一方法。而马克思想要做而没有完成的“理论史”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即如何实现“范式转换”。虽然马克思没有完成理论史，但是他的著作已经将理论框架清晰的描绘出来了，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并进行归纳。
这有必要提醒中国的Ai发展问题。那就是在物质材料具备的情况下（如芯片），中国把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集中在中国，算法再高明都不可能发展出比美国先进的Ai技术，而且都是至少落后一代。尤其是在军事方面怎么发展都是落后一代，而不可能在未来军事斗争上取得胜利。为什么？这就是历史观决定的。比如法国社会科学家杰拉德·博罗内在《认识启示录—信息社会人类天性、理性与独立性》中指出的，好的算法取决于价值观，即正确的历史观。
如果理解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能把中国所有问题归纳为一点——历史观出问题了。这个问题导致所有理论和政策都成为闹剧。而什么是正确的历史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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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历史观要求将任何国家、任何政权、任何历史阶段，无论其性质如何，均视为革命和摧毁的斗争对象，而非发展的依附对象。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现代国家，不管其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将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未被消灭，反而被推向顶点。”这一论断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
中国内卷的根源在于这个问题，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资源占有与经济贡献上的结构性失衡。国有企业凭借政策支持和资源垄断占据经济命脉，但其效率低下、管理僵化，难以有效转化为社会财富。反观民营企业，尽管在创新、就业和税收贡献上表现突出，却因资源获取受限而难以充分发展。这种失衡导致资源配置扭曲，表现为就业压力、税收负担过重以及市场竞争的过度集中。企业和个人因此陷入低效、高强度的“内卷”循环，即在有限资源下展开零和博弈，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被进一步激化。
具体而言，这种矛盾体现为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并存。一方面，过剩的生产能力导致商品积压、资本闲置；另一方面，劳动者的低工资和福利不足抑制了消费需求，市场活力被削弱。当前中国经济高度依赖财政补贴和债务驱动来维持生产与消费的表面平衡，但这仅是饮鸩止渴。财政资源日渐枯竭，债务负担不断加重，最终将导致经济体系的全面崩溃。这种内卷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无法通过任何方式的改良或调整得到根本解决。
因错误的历史观往往源于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因其经济地位的脆弱性，倾向于将国家和政府视为维护其生存的支柱。这种倾向表现为对“宏大叙事”或“高尚”政治理论的盲目追捧，例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或貌似进步的“社会主义”。然而，这些理论的迷惑性在于其表面上的“社会主义”外衣，实则服务于国家机器，即服务于恩格斯所称的“总资本家”的统治利益。
马克思在分析波拿巴主义时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本质。拿破仑三世利用小农阶层的支持，通过国家集权整合资源，参与国际竞争，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合法性。这种“皇帝社会主义”（马克思语）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傅立叶的“工业封建主义”进一步揭示了国家与资本结合的趋势，马克思称其为“伟大发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深化了这一分析，将帝国主义定义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性阶段，金融资本通过国家机器集中资源，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参与经济掠夺、资源争夺和战争。这种模式在当代表现为全球化的金融霸权和地缘政治博弈。
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性和依赖性使其易被宏大叙事操控，掩盖了阶级矛盾的本质。这种错误历史观在历史上导致了社会动荡、战争和资源浪费。例如，20世纪的民族主义浪潮和帝国主义扩张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灾难。在当代，类似的思想倾向仍以“国家至上”或“全球治理”的形式出现，试图通过强化国家干预缓解资本主义的危机，但这些措施无一例外地服务于资本，而非劳动者的解放。
与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不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思想以“个人”为核心。资产阶级强调个人自由，追求市场竞争和资本积累；无产阶级则追求个人解放，旨在打破资本的奴役。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进入自由人联合体前的最后一个生产方式，其历史意义在于其内在矛盾推动了消灭一切共同体的辩证运动。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占有之间的矛盾，促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断冲突，最终指向国家、阶级和一切共同体的消亡。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阐明，人的解放是无产阶级摧毁国家、消灭阶级对立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并非对理想社会的空想，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通过革命实践不断瓦解国家、政党等共同体形式。（如列宁《国家与革命》；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等）科学社会主义因此不是乌托邦的蓝图，而是对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科学分析。正如《共产党宣言》所宣告：“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正确的历史观是理论思维的基石，它要求我们将国家视为资本的工具，而非发展的依托。中国的内卷现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无法通过国家干预或改良解决。错误的历史观，如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对国家的依赖，导致了波拿巴主义、帝国主义等灾难性后果。唯有通过资产阶级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摧毁国家与阶级对立，才能实现人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