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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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从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政治人物的言论去理解，并依据这些作出反应，那就会酿成历史性错误。所以，对中美贸易问题的本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国内问题的认识都要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得到清晰的和科学的解释。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他的科学研究方法总结的：“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去解释。”

既然中国对当前历史趋势的判断是“百年历史未有之大变局”，那么首先就要理解并科学的解释出美国在这场“大变局”中的角色和目的是什么，从而才能理解当前历史运动以及如何做出回应。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我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就指出贸易战的本质是工人阶级解放运动。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提出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贸易政策。近日川普政府在提出对各国进行关税调整的当天，称该日为“解放日”。因此，我们就需要理解并解释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首先，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的区别并不是问题的本质，更不是贸易政策正确与错误的区别，而是要看施行这两种不同政策的背景和目的，尤其是阶级关系。例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施行的是保护关税政策，其背景是扶植国内工业的发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依赖于世界市场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国内贸易自由竞争的发展，因此所需要的是自由贸易政策。

对美国来说，自由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美元的霸权，但这种美元霸权是以贸易逆差达成的。也就是说，要想维持美元霸权就需要保持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种经济理论，用以解释国际货币体系中储备货币发行国所面临的根本性矛盾。这一难题最初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但其逻辑在当今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依然是问题的本质。“特里芬难题”揭示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结构性困境：既要服务世界，又要自保。美国通过美元霸权获益匪浅，但也因此背负债务和信心风险。简而言之，美国要么满足全球流动性需求（输出美元，扩大债务），要么维持美元稳定（减少逆差，但限制全球流动性）。两者不可兼得。

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就是试图解决这种困境。对于中国来说，对关税作出报复性措施不可能改变美国政府和两党的决心，因为这是由历史运动本身决定的，也就是马克思指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所以，对中美贸易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无论从美国政府的政策，川普个人和美国政治人物的言论，民间支持还是反对的声音，都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

简单而言，不能简单的从这些信息中做出判断，而要进行科学的分析。而科学的分析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历史科学。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但遗憾的是，这一门科学在中国并没有存在过，或者说从没有被重视过。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的理论核心难点，就是在于不理解历史科学导致的。而美国的历史发展是最准确反应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国家，（例如英国历史学家罗宾·布莱克本的《未完成的革命——马克思与林肯》中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比美国更准确、更纯粹的说明马克思的思想了。”德国思想家桑巴特也在《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中指出：“美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模式正在得到最准确实现的国家。”）因此，如果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即历史科学，就不可能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在改变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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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美国的政治和政策走向是什么？面对各方各派的言论、评论和报道，通过历史科学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能很简单而清晰的看清楚，完全不需要猜测。比如，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去审视副总统万斯、现任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以及很多川普身边人的背景和思想就可以准确把握其行动和对策。副总统万斯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他是川普第一任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学生）的思想直接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和要求。

这里有必要再次提醒读者：与马克思思想一致的人并不代表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并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同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不一定不按照马克思主义方法；而支持马克思主义的也不一定理解马克思，而且历史中很多情况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例如苏联解体就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因为苏联的全部历史是与马克思的主张完全相反的，它的失败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和他所批判的他之前那些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运动是比资本主义更加糟糕的先见之明，马克思将这些人的理论视为他的敌人。而马克思从未将资产阶级理论家视为敌人，正如恩格斯说的：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争论仅限于理论争执。

但是历史的讽刺在于，这些人重新披挂上场，借用马克思理论中的各种概念和范畴，演出历史新的一幕。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赛亚·柏林对苏联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心灵》中有句话：“本来发明用来描述西方资本主义的概念和范畴，结果却与它的不共戴天之敌为匹配，此乃莫大的历史讽刺。”而列宁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因此，我们不能从一个人的言论或思想是否支持和反对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去看，而要从历史规律去看。

这个问题就是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萨米尔·阿明所说的：“《资本论》这个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肯定的智识与政治工具证明了，它自己就是正确预言资本主义现实的历史演化总路线的最好工具。没有一种在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情况发生——或者说，常见的情况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通过思考这个现实的尝试，而得出类似的结果。”

因此，当看到川普政府的核心主张与马克思理论中对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和要求高度一致丝毫不应感到意外，这是由于历史规律本身在发挥作用，即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导致的。所以马克思说：“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这样，它是怎么样，就得怎么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63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掌握生产资料、通过劳动实现自我价值为前提。这一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与特朗普政府首任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的政策主张不谋而合。莱特希泽认为，美国必须摒弃“服务业立国”的幻想，转而通过关税保护和技术投资双管齐下，全力恢复制造业的地位。他在担任贸易代表期间推动了《美墨加协定》（USMCA）等政策，强调制造业不仅是经济命脉，更是工人阶级尊严的来源。莱特希泽主张，美国应重建“生产型社会”，让工人通过切实的劳动——而非依赖福利——重拾自我认同，进而恢复社区活力与国家凝聚力。他在回忆录《无投降》中写道：“一个只靠金融和服务业的国家无法长久强大，生产才是工人阶级和国家的根基。”

与此相呼应，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进一步从社会与文化视角深化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工人阶级在经济中扮演积极的生产性角色，而非被动地沦为福利体系的接受者。万斯在其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中，以铁锈地带（Rust Belt）为背景，剖析了工人阶级因制造业衰退而陷入的经济困境、文化失落和心理危机。他指出，长期依赖福利不仅削弱了经济自立能力，更侵蚀了工人阶级的道德感和精神内核，导致社区解体、家庭破碎。他在竞选俄亥俄州参议员时曾明确表示：“我们要让俄亥俄的工厂重新运转起来，让人们通过劳动重建生活，而不是靠救济苟延残喘。”万斯强调，恢复制造业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是重塑工人阶级精神与国家认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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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并非单纯的经济博弈，而是与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冲突密切相关，其深层动机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广义上的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延续。川普与拜登政府在应对这一问题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川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原则，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如对华加征关税）和国内政策（如制造业回流激励）动员美国工人阶级的支持，强调国家内部的经济自立和民族主义驱动的内向型发展。而拜登政府则更倾向于通过联合全球民主国家，推动“以工人为中心”（Worker-centered）的国际合作行动，例如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和供应链重组，试图在全球化框架下重塑经济和政治秩序。这一差异反映了两者在满足工人阶级需求时的不同侧重点：川普的策略是内向型的民族主义驱动，拜登则是外向型的国际主义协调。

在政党性质上，中国需要重新审视美国的政治光谱。按照欧洲政党分类标准，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上都更接近广义的左翼政党。两党近年来都明确将自身定位为“工人阶级政党”，试图通过政策吸引和代表工人阶层的利益。例如，现任国务卿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在担任参议员时曾表示：“美国共和党的未来是一个建立在由美国工人阶级组成的多民族、多种族联盟上的政党。”同样，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也在社交媒体上宣称：“我们现在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这就是未来。”民主党则通过拜登的“公平贸易”和绿色新政等政策，试图将工人阶级纳入其进步主义议程。这种定位上的趋同表明，两党在工人阶级议题上的竞争已超越传统党派界限。

两党在现代政治中对政府干预、社会平等和经济再分配的普遍接受，进一步凸显其左翼属性，尽管其侧重点和实现路径存在显著差异。民主党更倾向于通过社会政策和意识形态驱动的进步主义推动变革，例如奥巴马时期的《平价医疗法案》和拜登的《通胀削减法案》，旨在通过医保改革、气候政策和社会平等缩小贫富差距。而共和党则更注重经济政策和实用主义层面的秩序维护，例如里根的减税政策和特朗普的贸易壁垒，强调通过经济杠杆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和传统价值。奥巴马在其回忆录《应许之地》中写道，民主党通过社会改革推动进步，而共和党在经济秩序和传统价值上提供必要制衡。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指出，美国两党实际上互为左翼，甚至其民粹主义也带有进步运动的色彩，因为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回应了工人阶级的结构性需求。

马克思曾在致林肯的信中赞扬美国的历史性贡献，认为其开辟了资产阶级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两个新纪元。他对南北战争的分析尤为关键：“南部与北部之间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两种社会制度——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陆上和平共存。它只能以其中一个制度的胜利而结束。”今天的贸易战可以看作这一逻辑的全球延伸：随着全球化深入，美国工人阶级面临来自外部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威胁，促使其内部爆发新的制度性冲突。只不过，这场斗争不再局限于北美大陆，而是演变为美国主导的“自由劳动体系”与全球化经济体系之间的博弈。正如特朗普时期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所言：“美国工人阶级在独立革命中挺身而出，在南北战争中挺身而出，在二战和大萧条时期挺身而出，现在是美国历史上第四次挺身而出！”班农将贸易战视为工人阶级的历史性觉醒，试图通过对抗全球资本流动重塑美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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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过重振制造业对抗全球化负面效应，但这场运动的本质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制造业是手段，工人阶级的全面发展是目标。特朗普将关税调整称为“经济革命”，并将宣布措施的日期称为“解放日”。他在2025年4月9日的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为能成为工人的总统而感到自豪……”（“I’m proud to be the President for the workers…”）。这些表述表明，关税不仅旨在恢复经济竞争力，更试图重塑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策研究所及外交政策计划负责人约翰·费弗指出：世界期待新时代的马克思奋笔疾书，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解释和解决世界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如财富集中、工人边缘化）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言，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变革才能解决。（《金融危机与全球左翼》，2009年）。

将关税仅视为制造业回流的工具是不全面的，其深层目的是为工人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以制造业为基础促进解放。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至 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的：“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所制约的。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地位，这种存在地位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全国规模的革命；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又是它所能用以达到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蒂，并且为无产阶级革命铺平它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

列宁认为，美国工人阶级因身处资本主义中心，具有引领全世界革命的能力，其斗争对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至关重要。在《致美国工人的一封信》（1918年）中，列宁写道：“美国工人同志，你们是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堡垒中的无产阶级，你们的斗争将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在《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年）中，列宁提到：“美国工人以其实际的斗争方式和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为国际无产阶级树立了榜样。”巴黎公社运动将美国工人阶级视为欧洲工人阶级的领路人。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因为制造业的外流，导致美国工人阶级陷入生产关系的桎梏，其个人和组织能力下降严重。原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称自己为“列宁主义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现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我们要用关税收入重建美国工人阶级的未来。”

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将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公民活力丧失、自由民阶层萎缩、依赖奴隶劳动、道德与纪律衰退联系起来。罗马的灭亡表明，一个社会如果不能维持其核心人口（对罗马是自由民，对美国是工人阶级）的活力和参与度，就可能陷入危机。工人阶级素质下降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矛盾的根源。美国当前的情况与罗马有相似之处（财富集中、劳动贬值、公民疏离），如果美国不能通过教育、就业和分配改革重振工人阶级的信心，社会矛盾可能进一步恶化，类似罗马失去社会根基。

美国的社会危机就是全球化的危机，美国如果无法完成制造业的振兴，全球化将失去根基。这不存在东升西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指出的：只有美国选举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马克思在给安年柯夫的信中说：“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紊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况且“东升西降”这种认识正如鲁迅讽刺的：以妾妇之道治天下就是《红楼梦》中林黛玉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种认识。

美国的关税调整是一场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状况都是正常的，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必须聚焦于这场革命的性质是一场工人阶级解放运动。这场革命正如当年美国共产党创始人坎农指出的：“只要工人阶级在美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就可以宣布资产阶级统治和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在地球上各个角落都死亡了。如果说俄国革命让工人们和殖民地人民行动起来的话，胜利的美国革命将携百余倍的威力改变地球的全部面貌。”

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政策在过去的德国是对抗封建主义和专制强权的武器。而今天的美国保护关税政策依然如此，只不过扩大为与隐藏在全球化中的封建主义和专制强权进行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由自由贸易横行，那么必将导致全世界无产者发动规模巨大的暴力革命，所以马克思对此曾对自由贸易信徒讽刺道：“马克思指出：“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制度。”因此，如果不看到这个问题的本质，妄言自由贸易是进步的，是有好处的，那么深受其害的只能是自己。

(5)

这里有必要深入剖析美国政治的独特运作方式及其哲学根源。这对于中国外交工作非常重要。许多人对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政策上的操作感到困惑，认为其缺乏章法。这种所谓的“乱象”甚至以前被中国学者在一本名为《美国反对美国》的著作中解读为美国政治的内在矛盾。这种解读暴露了该作者不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同时也代表他完全不理解马克思主义。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是通过试错与修正前进，强调观念与行动的价值在于实践，而非是否符合某种先验的真理标准。其核心在于：反对教条式地预设“唯一正确”的行动路径，主张在具体情境中通过实验测试各种可能性。通过错误学习进步，认为错误不是失败，而是提供反馈的机会。杜威的“探究”（inquiry）理论强调，通过反思错误并调整方向，人类才能在复杂环境中找到有效方案。例如，杜威的教育理念“边做边学”（learning by doing）主张学生通过尝试和犯错掌握知识，而非被动接受预定答案。强调动态适应与开放性，认为信念、政策乃至制度都应随环境变化而进化，保持灵活性。

这种“试错-修正”的方法论，通过自己反对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深刻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实践和社会文化。硅谷的创业文化将失败视为迭代改进的起点；在外交领域，贸易政策（如中美贸易谈判）的反复调整也体现了对效果的关注而非对预设原则的执着。

美国政治的显著特点是“自己反对自己”——党派之间、党内派系之间乃至社会群体之间的激烈争论和分裂。这种现象被误读为“混乱”，实则是实用主义哲学在政治实践中的体现，也是历史进步的科学形式。实用主义认为，任何方案都需经受现实检验，错误不可避免而且有益，通过内部的争论和修正才能发现更有效的路径。

这种“自我反对”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恩格斯指出：“一个政党如果分裂了并经得起这种分裂，这就证明自己是胜利的政党。”（《全集》第33卷，594页）他进一步强调：“通过分裂我们可以使问题明朗，并且可以摆脱那些和我们格格不入的异己分子。”（《全集》第35卷，329页）同样，马克思在描述共产主义同盟及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时写道：“国际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对那些力图在国际内部巩固起来以抗拒真正工人阶级运动的各个宗派和各种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斗争。”（《全集》第33卷，332页）

实用主义政治同样如此。美国政治中的“乱象”——如党派对立、政策反复、舆论冲突——并非无序，而是通过内部争论和试错实现自我修正的机制。例如，在中美贸易战中，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谈判策略和国内反对声音看似斗争激烈，但实际上是通过实践检验政策效果，逐步调整以推动政策向更有效的方向演进。

实用主义的“试错-修正”模式与科学哲学中的证伪主义有相似之处。波普尔认为，科学通过证伪而非证实发展，错误的发现推动理论进步。同样，实用主义政治认为，历史进步是通过修正错误实现的，而非依赖预设的“正确”道路。美国政治的“自我反对”正是这种机制的体现：通过内部冲突和政策试验，发现无效方案，保留有效路径。

然而，批评者如《美国反对美国》的作者却未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将美国政治特点“自己反对自己”视为弱点，而忽略了这种形式恰恰是强大之处。相比之下，某些倾向于预设“正确”方案的政治传统在遇到困难时，往往将问题归咎于外部因素，而非通过内部反思和修正寻找出路。正如恩格斯所言：“只有软弱的政府才惯于借助外部冲突来摆脱内部的困难。”（《全集》第31卷，341页）实用主义政治的强韧性在于，它敢于直面内部矛盾，通过“自己反对自己”找到前进方向。

在中美贸易问题上，美国的实用主义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特朗普政府的高关税、谈判反复乃至国内反对派的激烈批评，是实用主义“试错-修正”的具体实践。关税政策是对中国贸易行为的“测试”，通过观察经济后果评估效果。谈判中的反复出牌（如加税威胁与缓和交替）反映了对结果的实时反馈，而非固守单一策略。通过反对声音为政策提供了多元视角，推动了反思和改进。

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指出的：“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通过“试错-修正”的方法论，赋予了美国政治“自己反对自己”的独特韧性。在中美贸易问题中，这种特点表现为政策试验、动态调整和内部争论的有机结合，而非外界误解的“混乱”。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相呼应，实用主义的“自我反对”不仅是科学的形式，也是历史进步的动力。相比于预设“正确”道路的政治传统，实用主义敢于直面错误、拥抱斗争，从而在复杂环境中不断进化。正因如此，无论美国政治展现何种“乱象”，它始终是历史性进步的标志，而非衰弱的象征。

(6)

中美贸易中的误判对两国政策和经济影响深远。中国在战略和战术上存在全面误判，而美国仅在战术上有些许失误。理解这些误判，尤其是中国对美国市场的错误认知，对制定未来策略至关重要。

中国认为美国消费者离不开中国商品，面对贸易战，可通过内需转化和出口转移（如东盟、“一带一路”国家）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然而，这是一个严重误解，导致战略和战术上的全面失误。商品种类（SKU）的差异清晰揭示了这一问题。

从商品种类看，美国市场的多样性远超中国。大型零售商如沃尔玛、Target的门店SKU数量通常在5万至15万之间，涵盖食品、服装、电子产品、家居用品等。亚马逊美国站提供超1亿个SKU，从日常必需品到小众进口商品一应俱全。相比之下，中国大型零售商如永辉超市、华润万家的SKU数量仅1万至3万；电商平台如淘宝、京东虽声称SKU超1亿，但大量为重复或低端产品，实际有效种类远低于亚马逊。

欧洲市场的对比进一步印证这一差距。德国超市（如Lidl）的SKU数量约1万至2万，而美国沃尔玛大型门店可达10万以上。美国消费产品和服务种类总体比欧洲高约30-50%。中国市场的商品种类与欧洲类似，远低于美国，估计比美国低25-40%。

中国对美出口的许多商品种类仅在美国有效，难以通过内需或转移出口获得市场。美国住房特点（大庭院、郊区住宅）和文化传统是关键驱动因素。例如，中国出口的大型充气商品（如充气游泳池、充气城堡、充气雪人）在美国需求旺盛。亚马逊美国站充气商品SKU约5万-10万，充气游泳池SKU约1万-2万，尺寸从6英尺到20英尺，价格50-1000美元，适合庭院派对和夏季娱乐。美国庭院平均面积800-2000平方米，远超中国（城市公寓90平方米，无庭院）和其他国家（欧洲庭院50-300平方米）。中国市场充气商品SKU仅5000-1万，游泳池SKU约1000-5000，集中于小型款，市场需求不到美国的2%。

圣诞节装饰品是另一例证。美国圣诞季零售额约9600亿美元，装饰品（如挂件、彩灯、充气雪人）商品种类（SKU）约100万。而中国圣诞市场局限于商场，SKU约1万，零售额仅0.1-0.2亿美元。欧洲圣诞市场SKU约10万-20万，仍低于美国。这种基于住房差异和文化差异形成的商品需求是美国市场独有的，不可能通过内需和转移出口解决。

（注：以上非精确统计资料，而是通过网络搜索和行业报告进行的简单对比。）

更荒唐的是稀土出口控制的误判。中国声称限制稀土出口可制约美国，但实际上美国是向中国出口稀土的最大市场。（2023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稀土约2万-3万吨。占总进口15-25%），美国Mountain Pass矿出口轻稀土（如镧、铈）至中国加工，中国再将稀土产品（如磁体）出口美国。美国从中国进口稀土产品占其总进口70%，但中国依赖美国稀土原矿。限制出口只会刺激美国开发替代生产国家或自己生产，进而削弱中国市场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