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进入沉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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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中国正式进入一个“特殊时期”的开端。之所以说是“特殊”是因为这是一个“沉寂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但是在沉寂期也不是无所作为，关键就看基层政府的水平了。有一个信号，前些日子住建部出台了地方政府可自主制定房地产政策的文件。但好像这一点没有引发热议，因为按说这种政策应该由国务院颁布。

现在上层的理论困境和基层实际工作中的彼此是脱节的。我发现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干。这种情况就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说的：“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302页）

对于过去几年中的问题，中央研究机构在一些文件和讲话中用“合成谬误”指出国家出台的一些政策造成了目前的困境。而未来的中国能不能走出“合成谬误”的困境呢？我把问题摆在这里，大家自己进行判断。所谓“合成谬误”是指在微观或局部问题上正确的东西，在宏观或整体上也许是错误的，反之亦然。因为专业知识只是在本专业领域内的知识，他们并不理解在整体中该如何理解专业知识，当各种专业知识结合起来的时候，其结果是什么他们完全不清楚。所以恩格斯曾指出：“对每一门学科都提出要求，要他们弄清自己在事物中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

2008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曾经向与会学者提出疑问：“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经济危机严重到如此地步？”英国社会科学院专门召集所有有关专家进行讨论，达成一致后给英国女王的回复中指出：每个人看起来都依其自身能力各司其职。根据判断成功的标准，他们通常都做得很好……每个人的风险看起来的确很小，但对整个系统来说，这个风险却是巨大的。”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是不能够用来治理国家的。美国学者佛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写了美国之所以强盛的《大衰退时代》《大繁荣时代》《大转型时代》三部曲，指出美国否定专家治国是美国人民的幸运。

国家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也算是一个进步。但是问题在于，什么是宏观或整体呢？这个问题对于中国这个长期缺乏哲学传统和科学理论思维的民族而言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理解什么是宏观和整体，那么接下来的政策中依然无法摆脱“合成谬误”，因为中国人向来分不清什么宏观和微观。

因为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宏观或整体意味着天下、国家、民族、政治、安全、军事等等这些“宏大的”事关“全局”的问题，例如《礼记·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等。对于这种思维方式鲁迅说：“志愿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可以自解之处就愈多。”这是不行的。

这种思维方式根本无法理解宏观和整体，更是不能理解现代文明和当今世界的。因为实际恰恰相反，宏观和整体只有在最基本的、最微小的单位上才能被理解，正如物理学是以对基本粒子的研究去理解宇宙。正如佛教有“一花一世界”的说法。所谓华严境界就是指出在一微尘，一毛孔中看世界。《维摩诘经》中说：“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因此，大和小、广义和狭义、宏观和微观、整体和局部是从最微小的单位出发和被理解的。西方哲学和科学正是在这个问题的关系上的正确理解取得了突破。例如莱布尼茨认为整个宇宙都反映在每一个单子中。西方这种以小为本，以小见大、以少为多的思维方式在《道德经》也有，如“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清朝驻英国外交官郭嵩焘就发现了这一点，指出西方进步的原因在于以道治天下，中国落后是因为秦之后是以术治天下。李鸿章也指出西方学问“合乎经训及周秦诸子所著书”、是符合“道”的。而能够符合“道”就在于从基本的单位出发，在哲学、自然科学中如此，那么在社会科学也如此。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就建立在从个体人出发，并到个体人结束这个基础上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指出共产主义的目的具有经济性质，那就是重建个人所有制；《共产党宣言》宣告：“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很多人看来非常宏大其实是因为其理论基础恰恰是个体人，而阅读起来非常艰涩就在于对个体人的理解不能通过人去理解，而要通过社会关系，而社会是资产阶级社会，因此就要通过研究资本主义去理解。

以往那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有意的掩盖或扭曲了这一理论基础。这让马克思主义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了科学意义。正如波普尔指出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是非科学的。”因此，微观就是宏观，是同一的。不能再用宏大的、抽象的、意识形态的词句去“指导”，而必须是细微的，具体的，科学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哲学在政治方面所做的事情，就像物理学、数学、医学和任何其它学科在自己领域内所做的事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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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沉寂期”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活跃、繁荣、狂热发展、过度扩张、崩溃、压缩、停滞、衰竭和沉寂这个商业周期，而是指没招儿期，或者说出台什么办法也不管用了。至此，中国正式进入马克思主义时代！用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的说辞就是：“《资本论》这个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肯定的智识与政治工具，也证明了，它自己就是正确预言资本主义现实的历史演化总路线的最好工具。没有一种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或者说，常见的情况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思考这个现实的尝试，得出类似的结果。”

为什么没办法了呢？因为我国理论界到现在不理解什么是资本，所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我在这里提醒读者注意，资本的二重性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那么这个伟大之处是什么呢？马克思本人非常自信的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指出：“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的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的努力探讨，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即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在思维中运用抽象力对于中国人来说太难了，当然对于一般的西方学者而言也不容易。因为二千多年以来，人们是把物质和精神看作两个不同的东西，或者说人和物质；人和自然（以往哲学的基础）；精神和物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进行区别进行思考的。而马克思不同，他的理论实现了两者的统一。所以马克思并不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因为，在人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已经不需要这种区分，或者说在理论中不需要对这种中介进行否定（《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商品揭示了人和物、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在其中统一。列宁晚年通过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从商品中揭示了我们整个物理世界的基本的本体论结构，揭示了它的商品形式。它标志着人与自身的异化，以及物的世界与人的异化。”（【美】杜纳耶夫斯卡娅《哲学与革命》81页）

因此，经济危机的原因绝不是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而是人的发展没有与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所导致的。而人的发展是社会关系进步的产物，如果生产力的发展让政治制度必须改变而不改变而压制了社会关系的进步，那么就会产生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三条指出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因此，资本是一种关系，而不是金融、货币或资产这么粗鄙的、肤浅的、愚昧的认识。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在于，丝毫没有意识到人的自由是资本的基础，压制和破坏这个基础，那么迎来的就只有暴力革命。马克思指出：“只有把资本看做一定的社会关系的表现，才能谈资本的生产性。但是如果这样看资本，那么这种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质就会立刻暴露出来，对这种关系的一般认识，是同它的继续不断的存在不相容的，这种关系本身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3）291页）

因此，发展生产力要与人自由，即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否则不仅会产生经济危机，更会产生暴力革命，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持续的社会革命将贯穿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历史意义上，资产阶级创造了它掘墓人——无产阶级。这种思辨形式或方法论是今天全世界每一个真正的学者都遵循的科学方法。正如波普尔说：“马克思的出现让社会学再也不能回到从前了…所有现代学者都应归功于马克思。”而中国人迄今为止是一窍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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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遇到的所有问题，在其他国家都发生过，没有例外。说到这个问题，有必要提及一下王教授的《美国反对美国》这本书。首先，欧洲在资本主义早期，很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家都持有这种观点，不足为奇。例如，书中这句话“美国的体制，总的来说建筑在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但它确实明显地输给了一个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体制。”

当年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就持类似这种观点，认为德国政治应该是威权主义政府，他认为这种政府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优于西方民主制度，同时有利于德国的大国外交政策、民族复兴、文化复兴，“为子孙后代开辟一条在各民族之间分配权力和声望的道路。”他在1916年写道，德国必须成为一个权力国家，为的是“对世界的未来拥有发言权。韦伯认为，一个伟大民族必定会“首先追求权力”，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个现世的法则……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就包括了为权力而战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要保存民族文化，就必然离不开权力政治。”（【德】沃尔夫冈·J.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中信集团出版社〉

但历史已经证明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战败告终。当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因为在资本主义第一阶段，威权主义政府确实比民主制度国家推动生产力发展上更迅速，更便捷。孟德斯鸠早就说过：专制比法治更便于运用。但是问题在于，经济发展不可能永远处于第一阶段，这种制度是无法跨越出第一阶段的。正如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的：“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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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书中有一句话简直连清朝末期的保守文人的见识和水平都达不到，书中指出：“任何社会在设计体制时，都会遇到此类问题，想禁止的因为想允许的而不能决定禁止，不想给予的因为想给予的而只能给予。美国政制在给予和允许方面是十分成功的政制，但在禁止和防范方面并不是值得赞扬的政制。”

这里且不说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工业、商业之家关系这种政治科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也不需要指出任何制度都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这一政治常识，我们就问凭什么人民要被国家去设计出哪些是可以给予和允许，哪些又是需要被禁止和防范的事情呢？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的：“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还会妄想，市民生活必须由国家来维系，其实恰恰相反，国家是由市民社会来维系的。”

国家本身是怎么形成和存在的这个最简单的历史常识难道都不知道了吗？马克思说过：“国家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物”；“国家是抽象的，只有人民是具体的”；“从政治观点看，国家和社会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国家就是社会结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27页、279页、478页）

国家无非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矛盾的产物，并且只是因这种矛盾而存在的，因此国家的存在就是问题本身，只是由于生产力没有得到高度发展而能够继续存在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是不断处于消亡的历史进程中的产物，例如恩格斯说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指出的“直到新的自由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邓小平多次指这个共产党人的使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什么不是历史上产生的，凡是历史上产生的，也要在历史上消灭。”（《论十大关系》）

正如《共产党宣言》结尾发出的伟大号召：“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么着看问题，而是任何现代政治理论都这么看，所以，希望读者不要把这种对国家的认识和定义仅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去看待。

因此书中很多观点是非常荒唐的，完全不具有一个政治理论工作者所具有的基本理论素养。这种见识远低于清朝末期文人的水平，例如梁启超就认识到中国之弱就在于国家在禁止和防范工作方面“做得好”他在《少年中国说》中指出：“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痛哭也。”梁启超在《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中认识到，西方不防弊之心乃出于公心：“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为之事，各得其所应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太平矣。”而防弊之心乃出于私心：“防弊者欲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故曰私。”梁启超在文中最后总结：“因噎而废食者必死，防弊而废事者必亡！”

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在于，人的恶是不可避免和无法完全防止的，正如法律不可能防止犯罪一样。所以“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社会科学的工作简单而言就是研究如何通过改造社会关系，让人们获得和展示人们应有的生命表现。这只有通过改变了的环境去实现，以社会关系衡量人的天性，而不是以人的。因为“在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防弊之心”无非是封建专制思想对现代文明社会的不理解，对政治科学是一窍不通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对于说明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倾向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洛克的一个较早的英国学生曼德维尔为恶习所作的辩护。他证明，在现代社会中恶习是必不可少的和有益的。这绝不是替现代社会辩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335页）正如马克思最常用的口头语是黑格尔的这句话：“即使是一个恶徒的犯罪思想，也要比天堂里的奇迹更伟大和崇高。”

社会科学或政治科学工作最重要的是要要有科学思维，在这里容不得任何个人的好恶。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有一段时间贫困不堪，贫困到多个孩子夭折，尤其是八岁的儿子夭折后，马克思一夜白头。在经历如此其巨大的伤害后，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一丝对资本主义的抱怨，对资本家没有一丝的恨，不仅没有，而且在马克思看来，恰恰是、也只能是资本家的或者说人的贪欲才能开辟和实现人类的解放，体现了真正的科学精神。《资本论》指出：“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了生产而生产，从而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这种严谨的科学精神是令人钦佩和极为罕见的。正如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的评价：马克思是这个世界唯一没有被异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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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这种看待制度或社会问题的方式，即把问题分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并认为“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这种认识制度和社会的方式无非是小农、小资产阶级、小改良家那一套。《共产党宣言》将其列入反动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即“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

所以，他根本无法理解现代文明和现代政治制度恰恰是建立在对立好与坏、善与恶这种辩证运动的基础上的，正如马克思说的：“谁要是给自己提出消灭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605页）也就是说社会运行立刻陷入混乱，尤其是经济停滞。尤为严重的是会导致人的精神疾病大规模爆发。

因此，他完全不理解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第一次按照符合自然法则方式在运行的，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的：“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这种对自然规律在社会中运行并被认识的辩证方法如《道德经》说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这样的认识如《维摩诘经》中佛给须菩提说：“汝与众魔及诸尘劳，等无有异，于一切众生而有怨心，谤诸佛，毁于法，终不得灭度。”

这种辩证思维形式就是“不二法门”，辩证唯物主义也称作“同一性辩证法”，“否定辩证法”（例如：否定恶是恶的，否定善是善的，而是相互转化的），这就像《道德经》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个特点正如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但这正是资本主义的伟大之处，是历史性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给予高度评价。在所有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家中，马克思给予资本主义的赞美是最高的，正如李卜克内西指出在悼念马克思的文章《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与回忆》中说的：“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克思那样承认资产阶级社会有巨大的力量和生命力。”

所以，对于美国这种唯一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它的社会必然表现出社会各种复杂的冲突和对立形式，而且只有通过放任这种表现才能在每一历史阶段赋予人民斗争的手段，从而推动国家前进的力量。正如马克思在《六月革命》中指出的：“资产阶级社会条件本身所产生的冲突，必须在斗争中加以解决，靠空想是消灭不了的。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让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能使这些矛盾进行公开斗争，从而获得解決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157页）

正是在这种不用人为的办法消除社会弊病的制度，时刻保持了无产阶级斗争形式确保了资本主义的持续有力的发展而为美国注入了无尽的生命力。德国思想家桑巴特说：“美国是最准确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家。”今天我们已经看到，除了传统的美国民主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之外，共和党也向工人阶级政党转型。如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在 twitter 上骄傲的宣布：“我们现在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这就是未来。”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说：“美国共和党的未来是一个建立在由美国工人阶级组成的多民族多种族联盟上的政党。”

这种放任社会矛盾和冲突时时刻刻发生的社会制度，所带来的是这社会不停留在过去而推动人民持续进行斗争的道路，让矛盾和冲突涌现出来社会，让失败摆在面前，让斗争形势出现，去勇敢的面对是造就伟大政党、成就伟大人民和国家的唯一道路，正如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指出的：“总之，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