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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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发表了对货币政策的看法，他认为基本都是错的或无效的。最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已经陷入严重困境，而问题在于（见图）。中国处于思想和理论困境之深是历史罕见的，正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100岁时深情的说：“在我生命最后的时刻，我会把最重要的话对中国说：中国问题的根本就在于缺乏思想市场。”
政治科学是一门精密的科学，因为它的本质是自然科学，或者说是自然科学中关于人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理解它，首先要排除任何意识形态对它的干扰，无论是文化的、道德的、宗教的或是其它什么意识形态的。如果掺杂了这些，按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我就说他是卑鄙的。”因为，既然是关于人的科学，那么政治就一定是要符合自然规律。正如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引用比·特莫雷的著作《人类和其它生物的起源和变异》中的话：“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尼采说：“道德乃是科学史上难以置信的丑闻。”所以要理解《共产党宣言》宣告的“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这句话，需要理解人类思想和科学发展的历史，而不是望文生义。
这一点与《道德经》的思想主张很相似，即无为而治。【注：无为的“为”通“伪”，是母猴的意思。因为猴在动物中具备加意（伪饰）其在动物本能之外的能力最多，久而久之，它（尤其是人类）就把这种伪装当作了行为指南，衍生出人的道德、观念、宗教等各种意识形态。】《心经》中的“远离一切颠倒梦想”就是指这种颠倒的意识。所以佛学的本质就是让人们排除这种颠倒的意识，回归自然的本性。尼采赞扬佛学就是在于释迦摩尼认识到人类苦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颠倒的意识，回归人的自然本质。尼采说：人的道德化就是非自然化。
因为“道”的特点在于“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而“人之道”是“损不足而奉有余”。“人之道”是以道德为基础并以破坏自然规律而存在的。但是，人是要生存的，需要用劳动获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人类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正如《坛经》指出的“为世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般若常在，不离自性。”所以，天道和人道这两个相反的力量构成历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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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就是指现代政治科学，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科学。我之所以用马克思主义，一是因为他开创了这门科学，这份荣誉属于他。二是代表了科学的分析历史和政治的全新框架和思想。人类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历史完全证明了没有任何例外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的情况发生。早在1961年，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就指出：“人们对于马克思的奋斗目标及其社会主义想象的内容进行的描述与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几乎不差分毫。”2018年，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又指出：“《资本论》这个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肯定的智识与政治工具，也证明了，它自己就是正确预言资本主义现实的历史演化总路线的最好工具。没有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外——或者说，常见的情况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思考这个现实的尝试，得出类似的结果。”
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还没有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一致的情况，所以任何人首先不要有侥幸心理，认为在这个理论之外还有某种理论路径可以去解释当今的现实，以妄图对抗或自我安慰。完全没有这条路！正如一位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英国著名哲学家、人类学与社会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说的：“不管大家接受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架构，目前来说，还没有出现另一种完整的对抗模式，不管是针对西方或东方的历史都一样。”所以对于中国某些不学无术的人来说，妄图用马克思主义与所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马克思理论是人类思想的最高峰，是集全人类思想之大成的历史性成就。可是在人类思想的历史中，马克思却是这个世界最遭受人们误解和诋毁的人，其理论是这个世界最被歪曲的理论。
除了由于无知和不学无术导致的误解和歪曲外，这却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人们的任务和所要解决的事务都是当前所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条件又不是由现在面对问题的人所能拥有的，而都是历史赋予的。也就是说，人们面对的所有问题和所有解决问题的条件都取决于过去，都是被过去所决定的，是既得的。
因此马克思指出的：“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取决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们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43页）
但是，每一代人都有新的看法和想法，都会提出新的任务，所以，问题就在于方法，而要理解和认识这种方法首先要有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既不会发现问题，也不会有正确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与其本质完全一致，一切科学就都成了多余的了。”所以，问题在于认识问题，而不在于答案，解决问题的条件就在问题之中，正如考试提出的问题的同时就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条件，正确的解题就会得到正确的答案。正如释迦摩尼说的：“欲求善知识，应当求正见。”
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巨大危机甚至最终崩溃，就在于错误的历史观以及由此产生的错误方法导致的。爱因斯坦和贝尔纳在关于自然科学的基础是什么的结论是：历史。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指出：科学革命是历史观的革命。因此，恩格斯赞美马克思的天才著作，也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典范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篇就指出了这个问题：“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这是指法国人错误的历史观导致了波拿巴这个人物的产生以及后来一系列错误的方法。波拿巴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被称为“马背上的傅立叶”，他在面对资本主义造成的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没有认识到这是进步的，而采取了相反的行动，妄图用从前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和事迹、理想去应对社会变革，而不知道社会已经改变了，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因为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任务，而这个任务和解决问题的条件已经被决定了。
所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地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