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问题
1
由于这一段时间是在准备帮一个地方政府招商写一个建议和计划，所以谈谈城市。招商的成功与否在于对城市的理解和“规划”。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而言，唯一的着力点就是对城市的改造。但是，关于城市又恰恰是中国理论界始终没有理解的一门知识。因为中国的所有大学没有关于这门理论的研究，所以住建部、自规部等专业部门至今没有关于城市问题的理论和专家。这对于中国当下是个十分严峻和紧迫的问题。
对于中国人始终不理解城市，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就指出中国没有真正的城市，而只有官员的城市。美国汉学家牟复礼说：“中国人从没有感到要创建一座能表达和体现他们城市理想的大城市的冲动。”在中国生活了50年的美国传教士麦高温指出：“不管中国人拥有什么样的才能，也肯定与建造城市无关。”
这个问题到今天依然如此，中国没有一部关于城市问题的学术性著作产生。为什么呢？因为城市学首先与建筑学、城市规划专业无关，严格意义上它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1985年3月18日，钱学森在《光明日报》提出：“城市学是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他指出：“城市科学要研究全部有关城市的科学。这里面学科繁多……”而中国恰恰没有这门知识，而都是在城市规划和建筑学领域兜圈子。
城市在早期是哲学领域研究的事物，例如世界最早的科学学会——英国皇家科学院在成立初期名称为“新哲人学会”，它的人员组成所研究和所从事的就是对城市的研究和改造，学会的主要成员雷恩爵士的墓碑上刻着：“读者，如果你要找寻他的纪念碑，看看你的周围即可。”这个意思是指，是你们所处的城市造就了今天的一切。恩格斯指出：“近600年以来，一切进步的运动都发源于城市。”正如美国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指出的：城市主要功能是“化力为行，化权为法，化腐朽为神奇，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
所以，城市学包含人类所有学科，完全不是城市规划专业可以理解的。乡村向城市的变化，或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是人类的生产生活向自然规律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点是理解城市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
因此，城市理论根本不是城市规划、建筑学或其它任何专业可以理解的。 所以《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的作者简·雅各布斯甚至说“城市改造和规划的伪科学与医学中放血疗法如出一辙，经年治学和数不胜数的微妙复杂的教条却建于一派胡言之上。”但今天我看到，中国恰恰要在这个问题上犯下严重的失误，也就是说，认识并提出了城市改造或更新这个任务，但迄今为止，没有一篇关于什么是城市的文章出现。而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像大卫·哈维在《巴黎城记》指出的，巴黎公社运动革命的火炬是被统治阶级对城市进行美化和更新点燃的！
2
所以对于城市和城市化的理论研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理论体系。例如，城市化是非常昂贵的，对于财政收入的要求很高，所以城市规划要研究经济学。因此，对于中国当下而言，城市改造水平决定了能否渡过目前的困境。一旦失败，可以说是天崩地裂，就彻底没救了。按照我所看到的几个城市更新的规划，那是完全没救的。
因为，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而危机的形成就是过度积累，在这个阶段是内部冲突与矛盾的积聚，按照大卫·哈维的观点，这是资本主义的第一循环（Primary circuit）。而资本主义应付危机的办法是在第一循环产生的危机逼近时，投资转向第二循环（secondary circuit），即对城市进行改造。而问题在于，进行什么样的城市改造？如果像巴黎那样的改造，虽然 城市被改造的美轮美奂，但代价却是巴黎公社运动。
美国面对苏联的挑战时，更是以城市改造为回应。很多人去洛克菲勒中心参观，但是能理解其中含义的人少之又少。当人们走向顶层的通道旁时，映入眼帘的是建设这栋大厦的工人照片，所售的纪念品也是各种工人的模型。当年洛克菲勒家族从USC哲学系请了哲学顾问，要他对洛克菲勒中心的设计所表达的理念进行概括。那位学者的初次总结是：洛克菲勒中心是资本主义对布尔什维克分子挑战的回应。洛克菲勒家族没有接受这个概括，认为太直接，最后那位学者将主题修改为“文明的进步”。洛克菲勒中心打破封闭的建筑空间，行人可以自由穿梭，以拥抱人民为主题。也就说，面对挑战，不是直接面对挑战，而是自强。
因此，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一切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正是基于城市所代表丰富社会内容，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学者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城市问题，其代表人物有列菲弗尔、卡斯特尔、大卫·哈威等。也有以美国加州USC、UCLA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学大学教授组成的马克思主义洛杉矶学派……等等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
3
概括的总结一下，因为城市学涉及的学科相当庞大，不能展开阐述。总之，城市形态不仅决定政治、经济、外交等现代文明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决定一个民族智力水平、创新能力、思维形式等等。亡国灭种不用杀人，城市形态变化就够了。所以布匿战争时罗马人灭迦太基人攻破城市之后，迦太基人跑到哪不追，先烧城市，烧完之后，用犁将整个城市反复耕过，地基要彻底清初，自此迦太基在地理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彻底的亡国灭种。我国正经历类似的历史运动，即错误的城市形态和规划导致政治、经济、外交等等各个方面处于全面危机。
因为，城市空间只不过是自然规律的表现形式，或者说，城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它必须是自然规律的表现，即一个生态系统。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条件下发生的变化，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541页）所以，城市必须被理解为一个符合自然规律的、人的生态系统：而所谓符合人的生态系统，必须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得到理解和解释。
因此，欧美之所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向马克思主义寻求对城市的重新认识，其根本就在于认识到，任何对城市进行规划的方法都是无效的，而且很多都是与其规划的愿望或目标相反的。而中国经济当前最后的自救方法就是城市改造，但正如前边提到的，中国目前没有这门基础科学理论知识去指导城市改造。因此，面临的问题是极为严重的。因为物质生产最重要的产品是空间的生产。所以，在所有物质生产中，城市空间的生产具有决定意义。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坚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改革开放40年的城市空间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第一阶段相适应的，但是，在当前这个空间必须得到全面改造，否则不可能走出困境。而当前所有的城市改造方案都是错误的，因为，城市改造或走出经济困境不能依赖城市规划这个专业，而是要依靠人的活动。正如在面对2008年经济危机时，时任英国首相卡梅隆说：“我们有决心冲破束缚我们的官僚主义枷锁，而第一步就是要城市规划部门把路让开。”所以允许商家和民众不经过规划部门的许可自己扩建。这种措施让英国第一个走出经济危机的处境。而中国今天所做的恰恰相反。当前的中国需要的是革命性的行动，依靠专业主义是死路一条。
1974年，李约瑟和黄仁宇在香港大学的演讲预见到：“中国可能遇到的最大危险，也即中国领导人决心要避免的，就是新一代技术官僚的出现…大量问题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专业主义；这很容易就为一个新的管理阶层铺平了道路。在受雇人员数量如此之大的背景下，这可能会把社会主义变为帝制中国官僚统治的复活。每念及此，足以让每个中国人毛发倒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