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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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今天的一切问题都准确的告诉我们，唯一能够解决中国困境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唯一能够清晰的揭示出中国当今处境的是《共产党宣言》，它所给出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阶级斗争。理解并相信这一论断，只要知道《宣言》所产生的年代以及文章中所指出的：“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这个时代的危机中，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富裕与贫困、社会秩序的要求与混乱的现实等等一切问题困扰着人们的头脑。

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各种方案，其结果在现实中无一例外是失望和哀叹，因为他们的理论总是在生产与消费、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之间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来回兜圈子。他们反对阶级斗争，以为只要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但是现实给予他们的总是一记记响亮的耳光，因为，他们的理论在过去好像有些功效，但现在除了累积出更大的危机之外已经别无用处，正如《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第十五章《规律的内部矛盾展开》中指出：“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

而各路所谓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总围绕着分配与再分配、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问题兜圈子，他们这些观点无非是《宣言》第三章讽刺的那些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当中有些人虽然也提出阶级斗争，但那些言辞只不过是用来恐吓资产阶级。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由于完全不理解阶级斗争的科学性，也不知道阶级斗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斗争对象。由于斗争对象错误，他们在恐吓资产阶级的同时，也给无产阶级戴上更加沉重的枷锁。例如《宣言》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所讽刺的：“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而统治阶级的理论家们在面对社会危机中矛盾和冲突时所能想到的只能是从过去寻找自己的理论依据——传统文化和革命先辈的传统，正如马克思在《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指出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有一个问题对于以上所有这些理论家们来说，其中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是对立的两个历史阶段，也有人认为这两个历史阶段不能相互否定。然而从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则是同一个历史阶段，即都是资本集中的历史阶段。区别在于，文化大革命是对资本集中做出了政治反应，即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和资产阶级法权。从而它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阶级斗争只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能为阶级斗争建立所需的前提条件。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而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此，它必然取得胜利，因为它对国家垄断下的资本集中通过市场经济进行了化解，从而解放了生产力。

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是同一个历史阶段，而现在的中国依旧处于这个历史阶段当中，只不过需要再次面对资本集中的问题做出反应。因为，资本集中与分离的运动贯穿全部资本主义的历史。资本始终需要将自身的运动处于集中的趋势中从而确保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资本集中需要贯穿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直到资本集中到一个人手上才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而另一方面，为了确保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在集中的过程中又需要与其分离的运动所产生的社会化生产。如果在资本集中的过程中不能采取相应的分离运动，资本主义就不能生存下去，正如资本主义以分工的发展为标志一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依赖于社会关系的同步变革。因此《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正是在这个历史科学的意义上，资产阶级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解放都依赖于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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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去反思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发现，它的失败是必然的（毛泽东同志自己也这么看）。因为那个年代由于没有市场经济，所以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资产阶级，因而也就更不可能生产出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和行动。所以，文革的混乱及其表现只不过是儒家社会的极端表达形式，正如毛泽东晚年说的：“儒家社会阻碍了中国进步。”但是，文革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对生产方式和社会进行革命是随着历史发展必然要发生的，这一历史规律没有谁能够逃脱掉。文革的重大意义在于，共和国缔造者敢于号召并赋予人民革命的权力去砸烂统治阶级自身。正如1994年，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和美国马克思理论刊物《每月评论》共同主编哈里·马格多夫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的讲话所说的：“这是革命史上的新生事物……”他们指出：“我们对文革的失败不表异议。由大家所接受的标准来看，这一点是明显的。而我们却相信，在60年代──一个世界范围的革命骚动时期──的特有条件下，文化革命的发动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即使失败了，它却提出了各种问题和视野，它们必然会在将来的岁月里变得越来越重要。”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形成主要来自于乡镇企业和个体户，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是加入WTO后，资本集中再次以不可抑制的趋势形成和发展着。但是资本的分离运动，即社会化生产或社会关系再生产却始终没有出现，正如恩格斯说的：“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由于国有企业的存在，资本集中的趋势更加猛烈，全社会更进一步发展着阶级对立、城乡对立、贫富对立、意识对立等等一切矛盾和冲突。这种集中的猛烈程度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但同时也为社会埋下了社会巨大的隐患。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方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现象表现为“意识形态斗争、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

然而，资本集中也有它的极限，由于没有分离运动的支撑，或者说没有社会化生产的维护，资本集中很快到达了它的极限。因此，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商业危机无非是在资本集中的历史过程中无法产生资本的分离运动。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如今一切政策都不可能起到作用了。对于企业来说，扩大生产和缩小生产都是死路一条，正如《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的：“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挽回，只有通过发动革命才能够进行突破，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最可怕的是缺乏科学理论对历史进程的认识，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加剧经济危机的唯心主义措施。马克思指出：“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例如，贫富差距不是通过分配和再分配能够解决的问题，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而改变生产方式及其本身的性质是通过社会关系的变革进行的，而改变的唯一方法只有采取阶级斗争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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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无情的，阶级斗争无论是以隐蔽的或公开的形式，范围或大或小都随时随地必然发生着。如果视而不见、试图掩盖或掩耳盗铃，最终只能演变为巨浪滔天的暴力革命，无论这个力量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都将必然发生。而要避免这个即将到来的历史场景，只有以非凡的勇气、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发起自我革命，发起阶级斗争为资产阶级发展开辟道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指出：“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正如邓小平同志评价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因此，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恰恰是中国革命的初心。中国过去和现在那些所谓的那些“左派”打着无产阶级斗争的旗帜攻击资产阶级制度和资本主义，毫无疑问是反革命，这一点《共产党宣言》第三章写的很清楚，他们完全可以对号入座。这个评价也是毛泽东晚年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对中国所谓“左派”的评价。

暴力革命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资产阶级发展受阻，无法形成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社会环境。凯恩斯说：“经济繁荣取决于是否存在对商人友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就这么简单，一点不复杂。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经济发展必然形成完备的资本主义，为此根本不需要暴力。”但是是谁要是阻碍资产阶级发展，那必然是粉身碎骨。同时，在资产阶级没有取得统治地位上发展的阶级斗争，对全社会是毁灭性的，《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指出了在没有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简单对立的社会制度下“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所以《共产党宣言》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的伟大宣言。因为只要还有阻碍资产阶级发展的力量和制度存在，无产阶级就要帮助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因此，《共产党宣言》指出：“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马克思在随后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以及1872年国际工人协会在海牙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多次发出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帮助资产阶级。巴枯宁曾攻击马克思恩格斯为资产阶级说话，就是由于他不明白其中的逻辑关系和科学原理。

所以，无产阶级的斗争对象首先是在社会中一切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环节，无产阶级要想争取自己的胜利就要首先帮助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在资产阶级没有取得胜利之前，无产阶级任何斗争都不可能取得进展，也不可能取得任何意义上的胜利。正如恩格斯在《共产党主义原理》指出的：“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所以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以便尽快地再把它推翻。因此，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政府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只是应当注意，不要跟着资产者自我欺骗，不要听信他们关于资产阶级的胜利给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结果的花言巧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