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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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本是高山》引发了网络激烈的讨论，各种观点看起来都有点道理，但是都没有说到问题的本质。首先要说明，对于张桂梅本人，我没有任何意见，同时我也认为她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是，对她的宣传我是坚决反对的。因为，这种事迹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可言，相反，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反映的是在落后的社会关系中的无奈和挣扎。所以，把这种悲剧人物通过宣传美化为道德楷模让人们学习是对这个时代巨大的讽刺。正如毛泽东对《武训传》的看法：“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对于张桂梅本人对教育所做的努力和妄图通过她进行宣传去教育人民的有关部门而言，事情的结果必然是与美好的愿望相反的，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指出的：“海因岑先生也许怀有人间最善良的愿望，他也许是全欧洲信念最坚定的人。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具有勇气和毅力。但是，单凭这些条件还不能成为党的政论家。作为党的政论家，除了一定的信念、善良的愿望和洪亮的嗓音而外……还需要具有更多的智慧、更明确的思想、更好的风格和更丰富的知识。”

改变命运的不是教育，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即环境。教育只是由于资本主义分工的发展和需要而产生的，例如大学中的绝大多数专业都是与社会所需的工作相关的，因此知识本身是有时效性的，是会随着社会发展过时的。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知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的分工这个来源，因此，知识的本质所代表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利益，从而知识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权力的表现。所以法国哲学家福柯有句话：“知识即话语，话语即权力。”因此，社会和知识之间时刻存在着矛盾，这造成教育本身是不可能跟上时代的需要的，而且还是一种压迫。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指出：“技术进步与以往历史的一切压迫是相同的。”

所以，知识本身并不能代表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尤其是无产阶级利益，即人的利益。那种认为教育能改变命运的人没有意识到，正是教育压迫着他们，束缚着他们的头脑。当然，这并不是说不需要教育，而是改变命运的不是教育，而是进步的社会。正如1969年美国学术界公布的一份涉及所有学科领域的最杰出三百位流亡科学家名单中，有238人是从纳粹德国逃亡出来的科学家，美国科学领域各新学科的奠基人几乎都出自这些科学家。

文盲不可怕，可怕的是落后的社会关系。在进步的社会关系中，人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强劲发展的十九世纪中期，英、法、比利时的国民识字率虽然最高，但还有约50%的人口是文盲。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除伦巴底和皮徳蒙特）只有2%的识字率，有98%的文盲。所以，是这些国家进步的社会制度让西方引领了世界的变革。

很多对世界有贡献的人物本身就没受过多少教育，例如居里夫人、爱迪生、法拉第、华盛顿、福特、毕加索……等等不胜枚举的人物。还有根本无法接受教育的失读症患者，如苹果创始人乔布斯，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昆汀·塔伦蒂诺、汤姆·克鲁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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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不是在进步的社会关系中，这些没受过高等教育和无法读写的失读症患者们早被社会淘汰了，哪里会有如此的成就？而受过高等教育人，在落后的社会关系中只能更加痛苦。例如，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国内投稿无人理睬，一位意大利共产党员邀请他在米兰出版。他在把书稿交给他时说到：“你邀请我走上了自己的刑场。”出版后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国内在没有任何人读过这本书的情况下开始批判，克格勃恐吓他放弃领奖，而后将他禁锢致死。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他没有读《日瓦戈医生》，如果读了，可能就不会那么处理了。

自学成才也不行，如《青年近卫军》的作者，自称为“共产主义天才”的法捷耶夫控诉苏联政府：“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至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最终他选择自杀。

即便研究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也难逃厄运。因为落后的社会关系不能面对科学的理论而必须“修改”，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戳穿一切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谎言，把真相揭示出来从而赋予人民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1947年，苏共中央专门召开“哲学工作者“大会，斯大林的助手安德烈·日丹诺夫指出不需要再研究辩证法，要求研究人员要有“党性”，要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新辩证法。

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学者们，在斯大林时代受到血腥清洗及谋杀。创始人、院长梁赞诺夫被开除出党并被迫害致死。对其抄家时，警察把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写着献给梁赞诺夫的一张恩格斯的照片都烧掉，因为当局不能容忍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与当局认为的“敌人”联系在一起。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在苏联访问时被当局逼迫他否认马克思有人道主义思想，否则不准离境；宣扬“人道的社会主义”的东德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受到苏联当局的批判和特务的威胁，最后出逃西德。

显而易见，在落后的社会关系中，有知识不仅不能改变命运，而且还能招来灾祸。只有生活在进步的社会关系中，知识才是力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没有进步的社会关系，教育是无意义的，还不如当文盲。尤其是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鲁迅说：“倒不如不识字，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鲁迅与胡适决裂就是因为，胡适认为学生就应该埋头读书，而鲁迅认为也应该关心社会，留心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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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梅说支撑自己从事教育的是共产主义信仰，这种说法恰恰是无产阶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坚决反对和严厉批判的。如前所说，现代知识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工的产物，与中国的儒家思想一样，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所以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因此，消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摆脱知识对人的束缚，就不能从教育入手，而要通过对社会关系进行持续的变革去发展人的全面性、从而摆脱知识的规定性、促进分工的发展、产生新的知识、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一切转移给无产阶级的历史过程。

因此《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把这幅壮丽的历史画卷作为结尾：“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所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三条指出：“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为基础，通过对社会关系进行持续的变革的这种运动形式被称为“共产主义运动”或历史运动。（注：关于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的真实意思及其解释非常重要，这里就不提及了）因此，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信仰、理想、思想、理论和教义，更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而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是和有效原则。”（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

共产主义运动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因此只有在资产阶级制度这个基础上并持续的通过社会革命对其扬弃才能产生人道主义，才能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力量的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

《我本是高山》与《武训传》一样，是把“念书方能救穷人”的“悲剧”，演绎成为“劳动人民学文化求解放的模范”，“为人民做牛马的精神的典型”和“千古一人”的宣传（孙瑜：《编导武训传记》，《光明日报》，1951年2月26日）是当代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们要警惕的，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要拿起笔对这种丑恶的现象进行批判。

正如1951年8月，毛泽东对即将出发的武训历史调查团成员说的：“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

当然是要反对的。因为教育不能改变中国人的命运，同时也不能改变中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开辟出中国前进的道路，正如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中的观点，只有去改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才能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任何不去触动这些问题的改良主义都是反动的，都是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

张桂梅那种把教育当作改变命运的认识，与那些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当前中国问题的认识如出一辙。这样的认识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指出的：政府错误的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生产能力和科技创新，这导致政治和社会必然遭遇：“羞辱性的失败和可怕的社会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