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经济政策都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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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当前的历史阶段，任何发展经济的政策都不可能起作用了，而且是反作用，即越努力发展经济，累积的风险越大，直到社会无法承受。这一判断对于社会科学中任何领域（尤其是政治和金融）都是有效的。因此必须要十分清醒并明确这一点，从而作为理论的前提条件在思维上进行把握，现阶段的任何专业理论或建议都不能违背这一历史规律作为理论前提条件。任何某一方面的理论都不能去解释和理解当前问题，而必须运用抽象力将所有问题综合起来进行理解，并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得到科学的认识，正如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包括外交、国防等）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年的政策和措施恰恰都是在这些特殊方式的问题上发力，所以，这是不可能有任何作用的，因此也就应该能理解这些年出台了那么多政策都不管用的原因。

但是，如果正确理解了这个前提条件，肯定会让大家的理论或建议是很难写，或者是写出来也不敢发表。不得不说，这是残酷的，更是悲哀的。正如聂绀弩的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我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没写完，但是可以作为理解当前问题的一个基础，大家可以先行参考，尤其是这一段：“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各种方案，其结果在现实中无一例外是失望和哀叹，因为他们的理论总是在生产与消费、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之间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来回兜圈子。他们反对阶级斗争，以为只要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但是现实给予他们的总是一记记响亮的耳光，因为，他们的理论在过去好像有些功效，但现在除了累积出更大的危机之外已经别无用处，正如《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第十五章《规律的内部矛盾展开》中指出：“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

也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生产与消费的问题了，而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代，就是通过阶级斗争解决危机问题的。美国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界对于上世纪30年代美国走出经济大萧条中的阶级斗争起到的作用问题始终在研究，但并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但不管怎么样，美国当时认识到当经济危机发生时，靠经济发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在1933年美国出台《国家工业振兴法》，在大量投资中，经济危机反而愈发严重，一年后众议院紧急出台《国家劳工关系法》否定了《国家工业振兴法》，从此为走出经济危机提供了出路。

但是，中国的问题更复杂，不能简单照抄美国的阶级斗争经验，我在这里只不过提醒大家理解的是，那种靠发展生产、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不仅没有任何可能性摆脱危机，而且会累积和制造出更大的危机。同时，因为中国还没有实现对封建主义斗争的胜利，所以在这一历史阶段，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的：“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 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 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 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 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 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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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中国人民面前面临着二个历史性的斗争任务，第一、与封建主义的斗争，即“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残喘。”第二、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斗争，即“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这一斗争的革命主体是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虽然无产阶级的苦难日益加深，但是，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发展基础上的，所以，资产阶级不能赢得胜利，那么全社会都将彻底崩溃，其结果只能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那对于整个民族和世界而言都将是巨大的灾难，没有任何人能独善其身。因此，对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应放在整个历史运动当中，去正确看待在历史运动当中的每一个阶段的革命性因素之所在，而资产阶级在当前是唯一革命的阶级。因为其自身的生存有赖于这场历史变革，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

显而易见，实现社会关系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生存的关键，它的胜利代表着无产阶级未来的发展。所以《共产党宣言》指出：“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为资产阶级赢得历史性的胜利，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当前的历史使命，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当前唯一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在1970年5月1日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时说：“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所以，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同时面临19世纪德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三大革命的集合。即，1、以美国革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的独立战争和赢得无产阶级解放的南北战争，即马克思指出的；美国开辟了资产阶级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两个历史新纪元的胜利。2、以德国革命为代表的与封建资本主义的斗争；3、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与封建主义的斗争。尤其是法国和德国在它们的这个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的极大的危害性，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宣言》第三章要专门对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进行批判的原因，今天中国社会经历着相同的历史场景，这一明显的特征在信息时代看的更加清晰，完全可以说，今天绝大多数网络上的舆论，都是《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所描述的和批判的，这些思想或意识的本质就是封建主义。

中国现在依然处于一百多年来与封建主义作斗争的历史延续，现在只不过抵达了与封建主义决战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晚年就是认识到中国与封建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是中国未完成的革命。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曾说过：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后来他又说：“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过去总把与封建主义的斗争看作一个政治问题，而实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只有在商品经济的形式中才能被发现并加以解决，从而把资本主义上升为科学。正如马克斯·韦伯评价的：马克思是让资本主义成为科学的第一人。马克思之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斯密和李嘉图指出的：“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但马克思推翻了这个观点，指出劳动不仅不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社会主义政党继承的这种资产阶级认识时，指出劳动既不创造财富，也不创造文化。在哪里创造呢？在社会关系中！马克思指出：“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9页）

因此，科学研究必须采取与实际发展相反的形式去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指出这是科学的根本特征。简单而言，要在物中看到人，在人中看到物。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以《商品》开篇，并指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双重性质，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列宁在晚年才认识到，马克思的理论精髓就在“商品章”，但是理解它又是十分困难的，难点就是因为必须通过文字进行相反的理解，并运用非常抽象思维才能发现其中的奥秘。因此马克思说：“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对商品进行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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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商品的二重性，在当前历史阶段依靠发展生产、扩大消费、分配与再分配这种愚蠢思路而提出的政策都是不可能走出经济危机的，因为问题就不在这儿，正如马克思说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也就是说，没有认识到社会关系才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的界限。所以马克思说：“在一定阶段上，资产阶级推动新的生产力，以及通过生产力发展起来的交换条件和交换需要，同现存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而且被法律神圣化的生产秩序不相容了。就是说同封建社会制度不相容了。”

所以，过去那些让中国能够成功的经验在这一个历史阶段不仅不适用了，而且恰恰相反，成为阻碍了。理解这一点，是理解当前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指出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因此，在此阶段，越是发展生产力，越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对整个社会进行革命才能走出现阶段的经济危机，同时，才能重新与世界建立起正常关系，尤其是正常的中美关系，否则是不可能的。

因为归根到底， 就是马克思指出的：“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换关系之间的矛盾。”任何把中美问题归结于美国的意图是抑制中国发展的认识都完全可归结为封建主义的哀嚎。所以一个政党是否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先进性就在于是否敢于开启阶级斗争对全部社会关系发起革命，对国家机器实施专政，终结金融信用体系。对于认识到这一点，恩格斯指出：“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1934年、1935年有两个重要法案是政治和经济理论工作者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就是前边提到的《国家劳工关系法》；另一个就是1934年的《黄金储备法案》。1933年4月5日，罗斯福签署了第6102号行政命令，要求美国人在5月1日之前将他们的金币、金条和证书转移到美联储，否则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或1万美元罚款，或两者兼而有之，超过这个时间直接武装强制没收。这个措施的目的就是打破原有信用体系，强行建立新的信用体系。因为，原有的信用体系规则所维护的是原有的经济体系，而原有的经济体系已经发生危机时，那么继续这种信用体系、维护这种金融秩序不就是在继续积累出更大的危机吗？因此，这种信用体系和金融秩序必须被打破。

罗斯福总统对待金融机构要求国会授予他的权力像对待外敌入侵一样的权力。中国政府敢不敢与美国政府一样向金融势力和信用体系开刀呢？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信用”(Kredit/Credit)使用频次高达数十次，马克思把阶级斗争与信用相联系，他把废除旧信用体系，建立新的信用体系去与革命相联系，把信用体系与革命阶级的生死存亡联系起来。

因为，经济危机中最大的危机是许多人的信用受到影响而无法获得贷款。而没有贷款，市场就缺乏货币，从而就没有消费，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大企业获得贷款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大企业的生存取决于最基层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最基础小型商业，不保障这个基础，大企业也无法生存。所以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竞赛只为商业而存在。”

阶级关系不是人与人的关系，因此，阶级斗争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是持续的对社会关系进行变革的行动。这是因为，阶级对立是社会中不同的人所承担的利益关系，不同的利益关系构成社会关系总体，所以，只有通过社会关系才能理解人，因为任何个人在现实中的表现都只不过是其所处的阶级所承担的利益关系的表现，因此，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于阶级关系是在历史中产生的和变化的，所以阶级关系只有在历史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变革最终才会消亡。因此，任何个人不对阶级对立所产生的问题负责。正如恩格斯说的：“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人复仇，或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关系中有不同于现在的行动，共产主义正是从不把责任归于个别人这一原则出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