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伟大时代——评江泽民同志在历史中的贡献

发表时间： 2022-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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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评价政治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时，从来不会从人们的意识形态、文学的情怀、观念的历史去评价，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从“政治对历史进程的真正的历史的干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6页）出发去评价，这样才能用一个结论贯穿人类一切历史文献，从而经得起人类全部历史的检验。因此，只有用历史规律作为唯一的科学评价标准，才能看清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及其政治表现。

江泽民同志评价自己任职期间做的最重要的三件事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邓小平理论列入党章和三个代表。为什么他这么看重这三件事？因为，这三件事的确立，代表了在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换句话说，代表了在与长期困扰和阻碍中国发展的“左”的势力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成果。虽然这三件事就其内容来说，并不是具有相当水平的理论高度，但是从历史规律的角度则是划时代的。要理解这一点必须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才能透彻的看清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做，才能理解他在上任前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为什么。如果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理解这“三件事”，那么我们就不配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

因为，这种历史观就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伟大贡献所评价的：“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91页）

人们站在自己的观点或阶级的立场去看待问题是正常的。但科学理论工作就不能这样，因为科学的历史观必须要排除掉任何人以道德的、意识形态的、阶级立场的、利益和好恶等一切观点看待或干扰才能是科学的和历史的评价。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指出：“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进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2）卷126页）但这种科学方法很容易引来各种非议，因为每个人的立场都是不同，解读就不同，就像莎士比亚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所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后，既被资产阶级批判为是站在了工人阶级立场上的理论，也被其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家批判为是替资产阶级讲话的理论。出现这种情况就在于，一方面，可以在理论中看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工人阶级的同情；而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他对资本主义赞美和对工人阶级苦难的无情。而这就是科学。正如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说的：“马克思虽然深切的同情工人阶级的痛苦，但引导他信仰共产主义观点并不是任何情感上的原因，而是研究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结果。”而中国的反动派、反革命，即封建分子是完全不理解这点的，它们用同情代替了科学，用道德观点凌驾于现实之上，它们把历史发展当成观念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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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历史的任务而言，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与封建主义斗争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以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思想的或意识形态的等任何非生产力发展形式的斗争都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革命的目的，而只有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形式中才是一场真正的对封建主义发起的斗争和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取决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革命和进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280页）

因此，改革开放的革命性就在于采取了市场经济形式从而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而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虽然也有生产，但由于不是个人从事生产和交换，因此不是真正的生产力发展，也不可能发展起来。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说到生产，总是指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35页）所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意义是重大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3页）所以江泽民同志把这件事排在自己工作成绩的第一位。

但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伴随的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发展，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腐败和不平等的现实等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的产生。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马克思主义者与其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区别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承认这是历史性的进步，因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04页）

而反革命们的认识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消极的和黑暗的，而看不到革命的一面，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他们力图使车轮倒转。”列宁在《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中对这种观点批判到：他们“有遏止、阻止、制止资本主义破坏历代基石的意图和愿望以及诸如此类的反动狂叫。”（《列宁选集》第1卷118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就在于发现资本的二重性，即全人类就是在这种对抗性中获得解放的。即，在资产阶级财富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看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它生产着资本主义灭亡的因素；在无产阶级苦难产生的过程中，马克思看到的是社会关系的发展，它生产着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条件。马克思指出：“工人的贫乏化和这种丰饶是互相适应的，齐头并进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123页）但是封建反动思想不理解这些，他们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们不甘心被历史抛弃的命运，用虚幻的观念去反对现实的需要，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

因此，江泽民同志赴任时所面对的不仅是当时国内外复杂的形势，而是在这种形势中，各种思想的、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而“左”的势力对改革开放的围攻和反扑是其中最严峻的。他们把所有制问题变成“姓社姓资”的对立问题；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把人们思想的进步说成是“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说成是放弃“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等等。但通过阅读他们的文章可以发现，这些所谓“左”的理论家们没有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也完全不懂辩证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完全就是封建的、反动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即小农、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他们那些理论无非就是《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所批判的那种情况，“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好笑。”

总之，当时江泽民同志所面对问题的困难和复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而邓小平同志在这个时期给予了江泽民同志坚定的支持，例如在《解放日报》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南巡讲话就是证明。因此，把邓小平理论列入党章代表在与“左”的理论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党的历史任务。

但是这些所谓“左”派，即封建反动势力是不甘心并且也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问题，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依然处于与他们的斗争当中。因为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关系及人们的意识的改变还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坚持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并对社会关系进行持续的再生产是与封建主义斗争的根本方法，因为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基础，任何政治的、思想的、意识的变化都是不能实现的，而都是空想的和反动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紧密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也会改变自己一切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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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三个代表”的提出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而提出的思想，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从辩证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该如何评价呢？从辩证逻辑肯定的方面来说，在今天“三个代表”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因为要改变中国就必须优先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在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被看作革命的阶级，也是唯一具有革命性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蒂，并且为无产阶级革命铺平它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21页）

同时资产阶级发展也是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以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的基础，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给予了的极高的评价：“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683页）

同时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也是人类社会来临前的最后的一种生产方式，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它的生产方式。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9页）而那时这个世界就不再有国家、政党、法律等一切人类共同体的形式和工具存在，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和全人类获得解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让私营企业家解决了能否入党的问题。但却遭到了来自“左”的，即封建反动分子的批评和反对，到今天，封建反动分子对这个问题的批判还在继续着。

他们这些人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马克思的夫人燕妮是贵族出身，而且他们一生的生活习惯也是资产阶级和贵族情趣的。正如马克思的好友路德维希·库格曼的夫人对马克思说的：“我不能想象您能在彻底平等的时代中生活，因为你完全具有贵族的情趣和习惯。”马克思回答说：“我也有同感，这个时代必将到来，不过那时我们我们肯定不在人世了。”（《回忆马克思》342页，人民出版社）

因此，不能用一个人的出身和职业去区分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同时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共产党员，而且他想成立的是民主党，只不过没去干。况且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分阶级的。而且欧美很多优秀马克思主义者大多都是豪门出身，例如美国最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的父亲就是华尔街银行家。还有画家中的富翁毕加索就是法国共产党党员，毛主席曾评价说：“毕加索是一名伟大的共产党员！” 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最后指出的：“共产主义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更容易为资产阶级的优秀的代表人物所赞同。”

以上是从辩证逻辑的肯定方面去看待的，而且“三个代表”的思想也只是做到了肯定方面，而缺乏否定方面。因为理论必须是肯定和否定同时展开的，即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关系处理，因此，不能称之为理论。但无论如何，它是符合时代的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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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三个代表”只表达出了理论一般抽象的一个方面，而缺乏另一个方面，或者说没有表达出关于社会关系的科学说明，导致无法建立出现代政治文明，同时很容易被封建反动势力攻击，为社会发展埋下巨大的隐患。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时代，没有相应的政治进展那只能是：一边忙于发展生产力，一边又忙于维护稳定；一边扩大与世界的交往拥抱文明，一边又扩大官僚队伍找寻传统：一边鼓励发展财富，一边又进行道德说教……这种状态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形容的：“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我国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就在于此。

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力的另一个说法就是个人自由；或生产力的性质就是人权的发展；或历史的最终结果就是个人的感性解放；或历史运动就是人的活动；或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实现个人所有制……等等诸如此类同义反复的说法。而这些都是依靠生产力发展去实现的。因此马克思指出：“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2）卷124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0页）以上这些说法在马克思理论中比比皆是。

总之，历史、资本、生产力、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社会关系……都是建立在“个体的人”之上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用法。因为科学理论只能是建立在“个体的人”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用国家、政党、民族以及人类一切共同体中的概念或范畴是根本无法建立出现代科学理论体系的，而必须以个体的人作为人类历史的开端和结束进行阐述。所以《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最后，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结束。

如前所说，由于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传统道德和旧的社会关系经历着“商品经济”的冲击，人们的一切关系都被金钱关系所代替。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而正是这一点，由于缺乏对这个问题的科学理论解释，恰好被封建反动分子攻击的目标和借口，为封建反动势力提供了活动的空间，造成反动势力猖獗。这些反动分子的认识水平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即马克思说的：“小市民在解决一切问题时，总是把它归之于‘良心方面’。”

小农政治的本质就是用道德观点，如公平、正义，平等、自由、人民、民族、国家等等抽象的道德和政治观念声讨资本主义的破坏性，从而更加迷信行政权力，并妄图通过改造国家机器以消除商品经济的破坏性，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所有国家都在行政机关无意或有意办事不力这一点上寻找原因，于是它们就把行政措施看做改正国家缺点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79页）

而实际的改正措施恰恰相反。因为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问题并不在于市场经济本身，而在于市场经济本身发展的不充分性，即生产力和交换关系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因此，科学的理论应该研究的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市场经济造成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

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从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所以用意识形态去分析商品经济中的问题是本末倒置，是反动的，反革命的。问题在于，用道德的观念，即意识形态去看待或妄图改变商品经济中的问题会导致更加残酷的社会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并在《共产党宣言》宣告：“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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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所批判的与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一样，因为这并不是为某个人辩护，而是为一个伟大的时代进行辩护。当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背景就是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理论斗争，捍卫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而目前中国正处于相同的历史状况当中。这些年中国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简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侮辱，哪有丝毫科学理论的影子和革命的思想和风骨，简直就是一群奴才。

这些封建反动势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对资本主义、空谈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利益，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掩盖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这些人实际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斗争对象，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就是与这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斗争的历史。正如1852年3月5日，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中说的：“这些蠢材越是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509页）那些理论在我看来正如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发言中所形容的：“我们常常听到一种甜蜜的共产主义谎言，尤其是我，由于职务的关系每天都听得到，有时简直恶心死了。”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36页）正因为追求无产阶级实际的利益，所以《共产党宣言》发出的伟大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帮助资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由于怯懦而无力实现的理想。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理想并不是目的，而是与之斗争，目的是让资本主义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发展，形成单极世界，即《共产党宣言》指出的“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民族”，从而在世界性的阶级斗争中实现自身的解放。

因此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二十多年后的国际代表大会上，大会再次提出相同的号召：“在资产阶级这个社会阶级还在同等级制度或封建制度的代表人物进行斗争的国家里，如果资产阶级坚决主张进步的话，工人始终应当支持资产阶级。”如果资产阶级由于怯懦而不敢斗争，那么无产阶级将承担这一历史使命。正如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理想、信仰、原则、教义，而是方法。而这个方法是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即马克思指出的：“应该时刻把握住，无论是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是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与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57页）所以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资产阶级的存在和进步就没有无产阶级的现在和未来，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没有全人类的解放。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3页）资产阶级在与等级制的斗争中是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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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所有革命或实践中遇到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没有资产阶级，而没有资产阶级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缺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革命阶级和产生真正革命的思想，进而也就不可能有效的对封建主义发起真正的斗争。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让革命的阶级成长起来了，这是中国自秦代以来最伟大的时代，因为它带来的是社会革命关系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只有在创造出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才会发生，新社会只能是商品经济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的力量都不能是他们摆脱这个命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332页）

今天的中国依然处于这一历史阶段当中，只不过是进入到与封建主义进行决战，彻底改造社会的历史阶段。即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把资产阶级的历史分为的两个历史阶段：形成资产阶级的阶段和资产阶级改造社会的阶段。今天人们的一切争论都无非是表明：“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共产党宣言》）除此之外根本没有其它东西。

因此，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在理论与实践中困扰中国的难题都只能在对这一问题中进行理解和解释，而决不可能有其它任何路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指出：“要有充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科学上的历史性贡献就在于总结出人类迄今为止都全部历史、思想和理论都是围绕价值关系所展开的，其它全是废话！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中，人们才迎来全人类解放的历史，《资本论》以“商品”开始，就是告诉人们二千年以来人类全部的思想的结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一个政党都不可能领导一个时代的变革，而做多只是一个时代的表现者。同样，马克思也告诉我们：“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完成，只有人民才能完成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716页）在今天，与封建主义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最重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中国在现实中危险在于，长久以来中国的封建主义思想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号妄图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的反动理论，正如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指出的这一点。对于这一点，李泽厚曾经在1979年第6期《历史研究》中指出：“当封建主义穿着社会主义的衣裳，打着反资本主义的幌子，实际上是把中国拉向“封建法西斯”的时候，这一任务的重要性、急迫性和艰巨性就更突出了。”

而改革开放为这一斗争建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它导致任何反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企图和阻止社会变革的行为都会被现实的粉身碎骨，历史必将证明这一点。但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付出多少代价则是问题本身，但同时，封建主义力图使车轮倒转的反动理论和行为也必将造就一个革命时代，中华民族必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经受洗礼冲刷掉自身腐朽的东西并觉醒。

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产物，它只有资产阶级在与封建主义的斗争胜利后才能发生。因此认识到资产阶级在对封建主义斗争中的革命性是理解历史规律的前提。正如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指出的：“如果不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抱有至深的敬意，就不能算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所赋予的权利，来代表曾经通过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使新兴民族的千百万人民走向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 马克思恩格斯从不会从跨越某个历史阶段去思考，而都是从现实利益出发，正如恩格斯说的：在党一切实际问题上，都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身份出现的。因为资产阶级的胜利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资产阶级充分发展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