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背后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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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有人把中国式防疫措施与西方防疫措施做对比，这是错误的认识。通过行政手段封城防疫本身就是西方一百多年前采取过的方法。在杨念群《再造病人》一书中可以看到上海这次通过分区隔离封闭的方法早在大清同治二年由詹姆斯·亨德森出版的《上海卫生》一书中就提出了“卫生隔离区”指导上海学习欧洲的经验。在大清宣统二年，东北鼠疫发现第一个病例的二个星期内，就把哈尔滨划分为八个卫生隔离区进行管控。使用行政力量封城、分区隔离的办法来自于欧洲，杨念群在书中指出这种方法进入到中国，是西方医疗体系对中国传统社区制度的渗透，他称之为“制度化世界的殖民化”。（杨念群《再造病人》15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哲学家加缪的小说《鼠疫》所描写在这种防疫方法中人们的情感，其中所描写的防疫措施跟今天中国采取的措施完全一样，而且领导们的想法也一样，例如书中这些话“据省长说，从明天起，他要亲自负责强化原有那些措施。强制申报和隔离措施继续实施，病人的住房必须封闭并消毒，病人家属应当接受检疫隔离，疫病患者死亡后，其殡葬由市里组织，具体条件视情况再定。”

但是，现在西方不可能采用这种方法，因为社会科学和医学的进步改变了以前的老办法。因此，采取什么样的防疫办法是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表现。因此，如何进行防疫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科学问题，但更是一个历史科学问题。因为流行性疾病与战争一样，真正展现实力的的不仅是政治和经济，而是社会关系的先进性。

而对社会关系的理解需要历史观，而历史观可以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等各种角度开始，因为每个学科都要有历史观，没有历史观不可能理解和发展任何一门科学。例如，英国生物学家戴维·F·克拉克在《病菌、疾病与文明》中说：“政治的背后是经济，经济的背后是生物学。所以在我看来，要想通透的理解历史和时事，就要加入生物学角度。”

同样，对历史和时事的理解也可从物理学的开始，因为物理学也要理解人的生命，不理解人的生命是怎么回事也不能物理学。1946年爱因斯坦和贝尔纳在普林斯顿关于生命问题的讨论结果就是历史元素是地球、人以及万物的生命元素之一，而且是根本性的。

所以，现代科学的进步与一百多年前的不同就在于对生命的认识不同，简单说，人的生命不是具体的人，而是社会关系构成的，这种关系是历史生产出来的，而不是人本身的所具有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人类寿命的变化发现这一规律。

因此，当我们面对疫情时要想到，如果没有资本主义，人们的苦难远大于疫情，而资本主义需要保卫社会关系，而保卫社会关系就是保护人的生命。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本身，就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31卷108页）

因为推动社会关系运动的资本是一种自然关系，或者反过来说，资本是人们的共同活动所构成的，因此，破坏社会关系就是破坏人的生命，或破坏资本就是破坏社会关系，亦或是，破坏资本就是破坏生产工具…………等等，还可以有更多同义反复的说法，总之，不是那种相反的认识，即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因为破坏了社会关系就等于破坏了人的生命，所以关于人，不能将资本、社会关系、劳动与人分开理解，这些是同一个东西。

英国生物学家戴维·P·克拉克在《病菌、疾病与文明》指出了这一点：“漫长的岁月彰显了疾病的正面作用。不错，假如你腋下冒出大块黑色脓肿，不久后将死于腺鼠疫，那你肯定很难保持客观。虽然黑死病在中世纪欧洲肆虐的时候杀死了很多人，但从全球和未来的角度看，那场病灾确有益处。它撼动了封建制度的压迫，而且从长期来看，它对西方民主的进化有着重大贡献。

疾病的负面影响是有千百万人因瘟疫流行而痛苦离世，而要讲正面影响，我们就不应忘记，如果工业化民主被大大延迟，那么还会有千百万人在苦难与贫穷中离世——人类对流行病的恐怖记忆经常会让我们忘掉后者。如果封建制度留存至今，会有多少孩童死在襁褓之中，这点虽然难以确证，但只要比较一下，我们就会一目了然在工业化民主制度出现前，婴儿的死亡率一直30%~50%，而今天这一数字不到1%。很明显，千百万的性命被救了下来。”（［英］戴维·F·克拉克在《病菌、疾病与文明》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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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些人说西方国家的群体免疫模式是躺平模式，这完全缺乏科学常识的认识。就科学性而言，用行政力量采取封城封门的防疫方式才是真正躺平了。因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人类进化恰恰是疾病推动了人的基因突变，人的感觉能力、思维能力、肢体能力等各项能力在不断面对环境和社会的摧残和压迫中进步。所以恩格斯曾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

但在这个著作中恩格斯解释的并不深入，在马克思那里可以得到科学的解释，在这里就不涉及太多理论问题了。简单而言，从哲学和逻辑学上讲，恶是历史发展本身的杠杆，恶所推动的是人的斗争意识，正是在斗争中，人们发展生产力，并同时发展自己的各项能力。比如水里如果没有鱼，就不可能产生钓鱼这种行为，而要钓到鱼就要发展出钓鱼的技术；而要钓到更多的鱼就不能在岸边，要会游泳，船只等等；而要享受鱼的味道，就需要烹饪的技术、工具、调料、炉子，餐具等等，所以，钓鱼这种行为和一系列劳动和工具的产生，是首先由于人的生存需要。而对社会中的人类而言，生存不是简单的满足身体饥饿，而是更广泛物质的、精神的活动。正如西方的一个谚语：人活着要吃饭，但吃饭不是为了活着。

同样，人之所以知道什么是善，是由于恶的存在，而所谓善恶不是一种道德上的区别，而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所以早期人类哲学都是自然哲学，在自然哲学中，善恶是一回事，是相生的关系。例如中国的《道德经》就属于自然哲学，在第二章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因此，对社会中的人而言，活着不仅是生理需要，更是精神需要，而这种活动是以满足更多的欲望而产生的，所以理性与感性两者是同一的。唯物主义理论和唯心主义理论的区别只是把人的同一性活动进行了主客体区分，而在实践中并为非如此。所以，马克思把这个问题写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一条，就是说明人的理性和感性是同一的，人的感性不是客体，就是实践本身。

所以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无神论和有神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马克思根本不承认无神论在理论中的作用，因为人们无论有什么宗教信仰或什么样的观念，在实践中不可能存在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多著名科学家都有宗教信仰，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在科学中的表现和贡献。在任何一个人，包括小学生都如此，比如他在作数学、物理、化学等作业时，信仰什么也不能帮着他完成一篇作业，而必须老老实实的按照要求。所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二条就是：“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而人的欲望满足是在社会关系中，没有欲望就没有活动，男女穿漂亮衣服不仅是满足自己的需要，更是给别人看的。例如在城市学中，道路修建的宽度直接关系到人的活动以及由于这种活动产生的消费需求。中国古人也讲：宽街无闹市。

所以，一个人只有生理需要是动物性的，不是人的。亚里士多德说的：“人天生就是政治性动物。”但在马克思那里，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尼采说：“只要一个人在生命中唯求幸福，他就未超越动物的眼界。”这是与马克思一样的意思的不同表达。也就是说，社会关系是什么样，人就是什么样，要改变自己就要改变社会。所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三条就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的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人类的全部历史表明，人类正是在与疾病、压迫、剥削的斗争中，让自身更强大，所以生物学家和医学家常引用尼采的一句话去说明人类之所以强大的原因——“所有杀不死我的，都将使我更强大。”也正如英国生物学家戴维·P·克拉克在《病菌、基因与文明》一书的前言的结尾指出的：“未来若干年中，我们将揭示传染病、抵抗力以及基因突变之间的许多关联，这些基因突变影响的不仅是人体的生理特征，好有人脑的活动与发展，进而影响着人的行为。可以说，我们正处在激动人心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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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中，我们却以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的国家，以西方一百多年前的方法应对当前的危机，而且居然还自豪起来了。去看看全世界有一个科学家会赞同这种方法吗？找出一个给我看看？不过，这也是与二千年以来中国落后的思想和理论环境一致的，但遗憾的是，中国没能发展出科学，也不能应用科学，更糟糕的是诋毁科学。因为有些人居然把防疫的不同方法作为国体之间先进与否的对比，而没有从这种区别中看到科学本身。不仅没看到，而且还强词夺理，混淆视听，例如今天一篇《上海防疫，背后是国体之争》简直无耻至极，居然编造数据去证明自己的正确，例如文章中说中国每年因感冒导致的死亡是5个人，而中国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是9万。文章中每句话都可以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进行驳斥，简直是不学无术到家了。

我们看到，有些国家的政府仅采取了一些非常有限的行政措施进行防疫，就导致了一些民众的抗议。从马克思主义或社会科学、生物科学等等人类一切科学理论而言，严防政府的职能借疫情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就是对人类健康的一项保障。而政府的行政措施和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他律与自律的问题，他律不能干涉到已经产生自律的人身上。自律和他律是一个核心的理论问题，可以说，所有社会科学中的理论都是围绕这一逻辑关系而展开的。比如人权与法权、市场与计划、个人与社会、自由与集权……等等，都是这一个逻辑关系的问题，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从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观点去看，进步的国家决不会也不能以牺牲社会关系为代价，因为当今社会秩序是600年以来，无数人献出生命和艰苦斗争而取得的历史成果，包括二次世界大战从历史意义上来说就是为保卫社会关系而进行的反帝国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正如裴多菲的诗所表达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伟大的人民和伟大的社会相互成就，国家因此而强大，因此保卫社会就是保卫祖国和人民。负责任的公民是因为社会关系保障和捍卫其自由而生产出来的。自由社会的产品是自律的人，自律的人所组成的社会才是集体主义，靠他律所生产的集体主义是奴役，不是真正的集体主义。

沙皇俄国、苏联就没有理解这一人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这种社会关系的需要导致了自身的失败，今天的俄罗斯在重蹈覆辙。中国作家金雁在《倒转红轮》中引用的这些话可以说是今天一些国家的现实写照———“俄国的“国家主导”“国家主义”成为一种显著的民族需要，正如契切林所说的“所有的俄国制度都带有国家主义的特征”。别尔嘉耶夫也认为:“广袤的空间像一个沉重的负担，压迫着俄罗斯民族的灵魂”，长期以来，为了不使“东方西方波涛威胁着要吞没俄罗斯”，国家“对自由个性和社会力量进行压制，使它们都服从国家的利益”，“俄罗斯的灵魂被辽阔所重创，它看不到边界，这种无边界性不是解放而是奴役，俄罗斯人的整个外在活动都被用于为国家服务”，它是一个为了胜利而牺牲了自由的民族，“它可以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却不能有自由的人民”（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第2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德国著名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恩斯特·布洛赫说：“如果不是从直接的医学角度而是间接的社会角度看，健康更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健康不仅是一个医学概念，也是压倒性的一个社会概念。所谓恢复健康，说实话，就是使患者处于一种健康类型之中，而在既定社会中，这种健康总是受到普遍承认的，是的，只有在社会本身中才能形成世人普遍承认的健康。”（［德]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二卷29页）

在生物学中也这么看，例如英国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指出：“理论上讲，基因的原因和环境的原因是彼此没有差别的，两者造成的某些影响都是很难逆转的………没有什么一般性原因令我们可以去期望：基因的影响会比环境的影响更难以逆转。”（［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304页，中信出版集团）

因此，以牺牲社会关系为代价恰恰是对人的健康的极大伤害，因为社会关系被损害，将导致人的精神损害，自杀律会急剧飙升，各种刺生灾害会大面积发生。因为社会关系被损害意味着经济的衰退。我以前看过一个统计表明，失业率和自杀律的上升是直接关系。（我手头现在没具体数据，如果谁有请发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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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认识先进国家采取的防疫措施就要理解科学，而要理解科学，就要理解什么是人，而要理解人就要理解历史。或者说，只有理解了历史才能理解人，才知道科学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简而言之，科学就其目的而言就是人，人就其过程而言就是科学，换句话说，科学是人的手段，人是科学的目的，而要理解这种关系就要理解历史，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究其根本就是对这种关系的理解，理解了这种关系就理解了人是什么。

所以很多思想家、科学家常常思考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原因首先是由于科学和宗教都是关于人的。对于佛教而言，如《坛经》中所说的：“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故知万法，本自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

对于基督教，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人的重要性无论对《旧约全书》还是《新约全书》来说，都是其教义的本质部分；的确，上帝创造宇宙的目的看来主要是为了人类。要是人不是最重要的创造物，那就不可能有耶稣下凡，替世人赎罪这些教义。”（［英］罗素《宗教与科学》11页）

原始基督教就是无神论。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区别在于上帝（God）这个概念是非人格化的和人格化的区别，科学家一般信仰的是非人格化上帝。正如当年纽约犹太教堂牧师哥尔德斯坦发电报问爱因斯坦：“你信仰上帝吗？”爱因斯坦在电报中回复：“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非人格化的上帝与中国的“道”，古希腊的“阿派朗”基本是一个意思，所以这种信仰这种属于无神论，但在广义上也可以称作有神论。

因为在广义上，有神论和无神论并不是简单的通过是否信仰非人格化上帝或人格化上帝进行划分那么简单，比如，罗马帝国就把基督教徒称为无神论者，那时基督教有个警句：“只有一个无神论者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反之，只有一个基督徒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无神论者。”公元64年，罗马皇帝尼禄处死的那些基督教殉道者都被称作无神论者。这些殉道者被称为无神论者并不是因为不信神，而是不信世俗权力。

而中国的儒家思想没有神，如《论语》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在西方，儒家思想也被很多人称之为儒教。这是因为，信仰儒家思想的人，是跪倒在世俗权力面前的人，这些人没有追寻真理的精神，更相信并接受他人主宰自身的命运的主张，而儒家学说正是这样一种企图建立永恒真理的学说。这种学说对人思想的禁锢远远超过宗教，因为就宗教本身的性质而言，尤其是基督教，是不会向世俗权力低头的。罗马皇帝尼禄称基督徒为无神论者就是因为他们不向世俗权力让步，他是第一个迫害基督教的罗马皇帝。

所以信神的人，由于信仰的力量反而更有反抗世俗权力的勇气，这种反抗在手段上通过向科学寻求。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哥白尼、布鲁诺等都是有神论者，但却有为科学勇敢牺牲的大无谓精神，正如布鲁诺说的：“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所以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就是基督教塑造了这种大无谓的精神，这一时期就被人法国被称之为文艺复兴，在德国被称为宗教改革。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首先就指出科学诞生的历史条件：“现代自然科学……发端于市民等级摧毁封建主义的那个伟大年代——那个年代，在市民和封建贵族间的斗争背景下出现了造反的农民，而在农民后面则出现了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他们手持红旗，高喊共产主义了……这是地球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场最伟大的革命。自然科学在这场革命中也生机勃勃，它是彻底革命的，它和意大利伟大人物的觉醒的现代哲学携手并进，并使自己的殉道者被送到火刑场和牢狱。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同天主教徒一道竞相迫害他们。前者烧死了塞尔维特，后者烧死了乔尔丹诺·布鲁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学识、精神和性格方面的巨人。”

塞尔维特和布鲁诺被烧死并不是不信神，而是恰恰相反，只是反抗教皇的独裁或神权，所以他们所遭受的不幸并不是来自神，而是来自于宗教所取得的世俗权力。西方现代宗教改革就是去除横亘于人与神之间的宗教力量，

今天，全球智囊组织罗马俱乐部将一个人追寻真理和知识所需要条件列出，就二个字——勇气！所以，必须要理解，马克思主义不是有神论，但也不是无神论，因为这种问题对于科学理论而言不是问题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