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世界观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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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年都会收到成千上万的来信咨询学术上的各种问题，但我不可能一一回复。最近问到的主要是美国大选、丰田汽车公司社长丰田章男提出的对新能源汽车的看法和中国目前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都是同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无论世界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样，有多么复杂，都是同一个规律在起作用。那这个规律是什么呢？

首先，要理解我之后回答的这些问题，你们必须要有一定的理论思维和逻辑能力；其次，要知道在中国网络上发表言论要非常谨慎，所以有些话我只能点到为止，然后你们自己去体会。

有人肯定会疑惑，这么复杂的世界就受一个规律支配吗？答案很明确：是的！为了便于理解以后的问题。我有必要把思想的历史简单介绍下，否则你们看不懂。

首先必须了解在思维原则上，人类从古至今无论是宗教、哲学、科学及衍生出的分门别类的各个学科都是在同一个问题下进行的思考，它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二个，只不过各种形式思想的区别只是深和浅、辩证的或形而上学的、科学与非科学等等之间区别。

所以马克思指出：“理论的历史确实证明，对价值关系的理解始终是同一个东西，只是有时比较清楚，有时比较模糊，有时掺杂着较多的错觉，有时包含着较多的科学的明确性。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理解着的思维永远只能是同一个东西，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其余的一切都是废话。”

为了便于理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一辆汽车是由发动机、变速箱等等部件组装而成，它品质的好坏不仅是这些部件的质量决定的，更是由这些部件与部件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如果一个厂家不考虑部件之间的关系，只选择世界最好的部件去组装成一辆车，那绝对是个烂车。因此对各个部件之间“关系”的掌握才是汽车制造品质的核心能力。因为部件的质量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那么同样的道理，无论世界再复杂，只能通过理解“关系”才能理解问题。这一点从人类思想史、理论史、科学史就可以看出，无论东西方都是对唯一的或绝对的这个“关系”进行思考。比如上帝、道、阿派朗、逻各斯等等概念，也就是通过对“绝对”去建立或认识与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对“绝对”的理解能力是体现一个思想家、科学家思维水平的标准。例如西方哲学的顶峰是黑格尔，他以提出“绝对精神”开创性的把自然、历史和精神的世界理解为一个过程。马克思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对黑格尔进行了颠倒，开创了社会科学的新时代。爱因斯坦以光速不变性提出相对论，在学术的严格意义上不应该成为相对论，而是绝对论，因为相对性只是光速不变这一绝对前提的表现形式。

由于人类没有在“绝对”上有的新的认识、发现或发展，因此自20世纪的一百年到今天，人类除了在物理科学上有一些小的进展外，一百年来世界没有任何原创理论的诞生。我们今天所有科学技术发展所以依赖的基础理论都是十九世纪的。这一时期就是科学界所称的科学危机时期，早在20世纪初期胡塞尔指出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有解决。因此今天我们就处在这一危机时期，因为没有理论去说明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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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思维对象的模糊或者说不能确定。我们知道在科学上被证明，自然科学不可能发现和证明真理，这一点不仅是马克思理论，也是现代物理科学、量子力学和数学取得关键性革命的根本认识，即马克思指出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换句话说就是人就是真理本身。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缺少关于这一目地的理解和认识，因此科学就没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导致科学就不可能取得跨越式的发展，我们今天取得的成就看到的一切都是小打小闹。按照尼采的话就是，后代回看我们今天的历史就是野蛮人，会充满厌恶。

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在物理科学、数学等科学理论中不断被证明，例如著名的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的结论：存在着可知为真，但却必然不能被证明的事实的这一结论让数学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一定理终结了人类科学对发现真理、诠释真理，即对无矛盾知识追寻的想法，粉碎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会让人类理解世界的梦想。它昭示了人类自身必将超越一切，人的发展永不停歇的道路。

佛学也一样是这样的看法，即真理是不能言说的，因为人是自然中不断发展的事物，而不是能被定义的。例如《金刚经》所说：“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 。”还有《道德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

所以马克思经常使用黑格尔的话表达在科学研究中关于人的态度：“哪怕是恶棍的罪恶念头也比上天的奇迹更为伟大和高尚。”恩格斯也指出的：“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伟大的多，高尚的多。”

所以哥德尔指出无论计算机发展到什么程度，最后跟它说话的是人。所以“人”是什么才是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因此物理学家薛定谔指出：“一群专家在一个狭窄的领域所取得的知识，其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只有当他与其他所有的知识综合起来，并且有助于整个综合知识体系回答’我们是谁’（人）这个问题时，它才真正具有价值。”

没有关于“人”的理论，科技发展就会比以往人类历史中的一切压迫都要残酷。但是与以往历史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关系决定了，这种压迫必然摧毁其自身，也就是说，科技发展必将唤起无产阶级和进步的资产阶级的解放意识并与之斗争。

在今天“环保”是资本利益集团实施资本统治的工具。James Delingpole提醒人们“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威胁不是人造全球暖化，而是生态法西斯主义。”

所以川普退出巴黎协定是应当得到工人阶级支持的。人类在当前最需要警惕的是环保法西斯主义。这种主义比任何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压迫都要深重。环保从根本上讲，是资本主义维护自身利益的政策工具，是资本利益集团走向法西斯专制的手段。回望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德国纳粹是最维护环境的组织，也是在环保方面工作最成功的组织，但纳粹是什么我们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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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环保问题的看法会被认为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尤其是涉及到进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问题。因为在今天，解决环保问题的方法一个是依靠科技手段；另一个就是通过行政手段。而这二者都是资本利益的表现，所以对待巴黎气候协议的态度直接反映出立场。只不过对于一般人来说不能理解保护环境背后的问题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看到川普和拜登在对待巴黎气候协定中有完全相反的态度和立场，那么这就表明了双方所代表的和维护的利益是不同的。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要明白，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双方相反的态度和立场不仅不代表对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发生变化，恰恰相反，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反而比川普政府会更加严厉，而不会放松，甚至在必要时直接采取军事斗争的方式而毫不犹豫。

因为这是历史规律决定的，两党之间区别只是表现形式的区别，即采取的方法不同，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说法就是：两党实际互为左翼，美国的所有运动，即便是民粹主义也是左翼运动。同时全世界主要国家都一样必然会跟随美国，不管这些国家采取什么形式和态度，都不会发生变化、这是历史规律决定的。

所以马克思说：只有美国总统选举是世界意义上的，以及决定世界市场的事件。马克思这种论断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和条件进行的科学判断。因为不要忘了，在马克思做出这种判断时的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并不是世界意义上的强国，因此这是对历史规律做出的科学分析，完全不存在亲美、崇美的心态问题。爱因斯坦同样也对美国对世界历史的特殊意义做出了肯定，但他没有理论说明，马克思进行的是理论说明。

所以必须知道，历史规律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不同的政党或某些人上台所变化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而不存在改变这一规律的问题，历史发展充分证明这一规律是科学的。如果历史规律本身是可以随着不同的政党或个人的观点和行为而发生变化，那么人类今天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就不再存在，就全部需要改写了。

所以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历史规律是人的活动本身，所以马克思指出：“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由政党来完成，只有人民才能完成革命。”（注：在马克思那里，“人民”这个概念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而是指利己主义个人的集合及所产生的联合行动。恩格斯指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是在理论上认识到自己是利己主义的人。）所以人类解放的历史过程就是人理解自身的过程，而不是其它任何真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的结果就是：最复杂的真理、一切真理的精华（人们）最终会自己了解自己。”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

而“人的活动”以自由意识为根本，所以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活动。”而人的自由要以物质生产为自己开辟道路，同时以物质生产的成果再生产社会关系扩大自由本身。因此通过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关系扩大自由的范围就是不断开辟资本主义生产和人的解放，所以《共产党宣言》宣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维护自由是同一个事情，前者是人的活动，后者是活动的产品。所以所谓的社会主义就是以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而进行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要求，而不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一种制度。所以马克思批判那些反动的社会主义者的根本就在于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灭个人财富的私有，而没有从生产和再生产去看问题，也就是没有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形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简单对立，是人类解放的历史性的、革命性的条件。也就是反动派们是把阶级对立当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坏”的方面去看待，而没有把阶级对立（简单对立）当作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形成的历史性伟大的革命性去看待，所以《共产党宣言》开篇即对这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简单对立的形成进行了高度赞扬。

而有些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是以剥夺、限制和破坏人的自由而发展的，那么这种发展只会给资本利益集团开辟道路，不仅给本国，同时也给他国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这种国家就被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堡垒“而受到资本家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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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人并不理解帝国主义是什么意思，往往都是误解。首先必须知道帝国主义与好坏、善恶，也就是与道德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因此，帝国主义并不代表“坏”，恰恰相反的是，帝国主义者单从个人道德角度看往往是道德高尚的人。比如美国摩根财团的行为毫无疑问属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定义，但其创始人乔治· 皮博迪却拥有令人惊叹的慈善行为，以致于被法国作家雨果赞美为“在这种人的脸上，我们看到了上帝的笑容。”

由此，大家要思考一个问题，你们确定能读懂理论著作吗？莎士比亚说过：“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果一个科学理论被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解释，那能叫科学理论吗？1+1=2到哪儿也应该等于2，但是如果大家都说1+1=3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当今世界问题就是这个原因，即科学理论危机。

美国政策研究所及外交政策计划负责人约翰·费弗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指出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解释和解决世界问题。但是问题在于，迄今为止马克思的理论没有被完全理解，其次，按照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尔特·奥尔曼在《辩证法的舞蹈》序言所指出的：资本家利用控制宣传工具的权力设法让马克思理论成为一种严加保守的秘密，并不断重复各种谣言去掩盖真正的马克思理论。例如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去说明马克思理论的失败。但如果去读马克思的原著就会发现，苏联与马克思理论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恰恰相反。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晚年才认识到并感叹：“50年来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因为《资本论》严格讲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而是一本新世界观的著作，或者说辩证逻辑的最高级著作。这部著作在科学理论思维上是开天辟地的。正如另外一个被誉为现代社会科学奠基人马克斯·韦伯指出的：要判断一个人智识的严肃程度，只要看他对马克思和尼采的态度。

必须知道，现代科学思想迄今为止都在马克思理论思想范围内，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是马克思理论中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例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只有里昂惕夫说他的奖与马克思没关系，萨缪尔森反驳他说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就是马克思那来的。所以波普尔指出：“马克思的出现让社会学再也不能回到从前了…所有现代学者都应归功于马克思。”而且不仅如此，现代印度佛教改革也是使用马克思理论进行的改革，因为只有使用马克思理论才能理解并实践佛学。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呢？很简单，因为统治阶级不能让你们知道马克思到底在说什么。正如英国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教授乔纳森·沃尔夫在《当今为什么要研读马克思》一书中指出的：“《资本论》第一卷是19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著作，是一本最高级别的造反教科书。”所以苏联在斯大林上台后对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学者进行了残酷迫害，院长梁赞诺夫被迫害致死。1947年，苏共中央专门召开“哲学工作者“大会，斯大林的助手安德烈·日丹诺夫指出不需要再研究辩证法，编造“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立统一”为辩证法，只允许研究这个与马克思理论毫无关系的理论。

是什么让他们那么恐惧马克思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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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他庞大的理论中，历史性的第一次科学的证明了人类被奴役的根源是什么并指出如何获得解放的科学原理，即历史规律。按照当年美国《太阳报》记者的说法，马克思撼动了一切统治阶级的基础。而马克思这一理论基础是一切统治阶级最不想让人们知道的，也是最让无产阶级惊讶。同时伪造或扭曲马克思理论的根源就在这个地方，因此对于马克思早期这些著作，斯大林说那些理论著作不是马克思成熟期的作品。也就是人为割裂马克思理论，而且不允许或误导人们去研究。是什么呢？

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是现代哲学尤其是政治学最重要的文章。因为他否定的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这个基础问题贯穿全部马克思理论，不理解这个就没有基础去阅读马克思。而人们误解马克思理论就在这个地方不理解，而统治阶级扭曲马克思理论就是误导人们忽视这个基础，由此把马克思已经否定的当做肯定的让人们去认识。

而理解马克思批判什么就必须知道《圣经》在说什么。《旧约全书》立场鲜明的表明，古希伯来的先知是站在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穷苦人的立场上发出对压迫者、剥削者的控诉，上帝耶和华是代表穷苦人发出对富人的控诉和反抗。在绝大多数人的理解中，马克思也是站在了这种立场。但我负责的告诉大家，马克思对这种立场恰恰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并用一生与持这种立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用科学理论充分的证明持这种立场的极端反动性和危害性，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所以列宁评价马克思以极其冷酷的态度和理论战胜了除他之外的一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因为那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是与基督教同样的立场，即被压迫、被剥削的穷苦人的立场去看问题。《共产党宣言》第四章之“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对这个立场的批判，即“在他们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因为这种立场或看问题的方式是宗教立场，而不是科学立场。

所以这样的理论基础是统治阶级最不愿意让人们知道的就毫不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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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新春之际，我特别写一篇辩证逻辑最基本的入门原理，供大家学习和参考，这也算是我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的统一回复。因为无论什么问题，归根到底是对所提出的问题的理解能力，因为在科学的理论思维中，问题与答案实际是同一个。也就是说，理解问题并就能得出答案。所以马克思说：“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爱因斯坦也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是一个国家成长的基础，正如恩格斯说的：“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所以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以大无畏的勇气奋力攀登截止到目前人类还没有征服的最后一座理论高峰。】

前文提到，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穷苦人的立场及所产生的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行动被马克思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因为这种立场形成的政治制度比奴隶制、封建制度都不如，按照马克思的话就是这种立场和思想“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是向贫穷、需求不高的人…简单状态的倒退。”这是因为这种立场和制度上建立的国家本身恰恰是十足的、纯粹的资本主义，即封建资本主义，无非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意识。

这种封建意识把“公有制”理解为国家所有制。而公有制与国家所有制不仅没有关系，而且恰恰相反，是指个人财富私有。所以《资本论》指出共产主义是重建个人所有制。恩格斯也指出：共同利用人间财富（注：指公有制）不是废除私有财产的结果，而是恰恰相反，是发展它。这个逻辑从古至今思想家都是这么看，例如《道德经》：“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但是将这种认识变为科学，马克思是第一人，例如马科斯·韦伯指出马克思是把资本主义科学化的第一人。

谈到这个地方就要开始谈辩证逻辑的基础问题，否则不会明白站在被压迫和剥削的立场上怎么会是错的，尤其是反动的、反革命的。马克思理论既不是站在压迫和剥削者的立场，也不站在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立场，而是科学立场。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说：“马克思虽然深切的同情工人阶级的痛苦，但引导他信仰共产主义观点的并不是任何感情上的原因。”这个很简单，任何科学理论当中不可能包含道德因素，谁能在数学、物理学、化学中发现道德？

所以理解问题必须靠逻辑，而逻辑和历史是同一个东西，逻辑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思维工具，因此掌握逻辑也要理解历史。同时注意，这里所说的历史不是一般人看到的所谓历史，而是历史科学。中国没有这门科学，因为这门科学是不求事实的，而是研究历史事实发生的原因。而中国的历史学只是历史记录而已，因此只具有历史文献价值，而没有科学价值。在这门科学中，不仅历史发生的事实不能采纳，以致历史中的人物自己做的、说的事情都不能采纳，而必须进行科学解释。所以马克思指出：“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 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就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具实本质区別开来。”

但认识、理解事物本质靠什么思维？答案是：靠直觉。这是最难的地方。也就是说一个人逻辑能力再好，没有直觉也是白搭。所以爱因斯坦说：“直觉超越理智，创新是直觉战胜逻辑。”但一个人的直觉能力是唯一不能够学习的，只能靠个人的悟性，或者通过艰苦的学习提升思维方法慢慢得到直觉。康德也同样说过：哲学是不能学习的，而只能学习哲思。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法文版序言也是指出这个问题，最后只能鼓励读者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因为科学本身就是一门直觉的知识，尤其是物理学，它只能通过直觉理解和创新，而不能通过逻辑理解。比如量子力学的理论到今天一百多年了根本无法解释，但是可以应用。伽利略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即逻辑不可能理解任何事物，才被后人称为近代物理学之父。现代科学体系的三位代表人物：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的理论都被称为直觉的作品，开创了现代科学的新时代。

对直觉认识古已有之，例如佛学《心经》开篇就指出：“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谓“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指直觉。而直觉就是科学范式本身，因为只有在直觉中才能进入科学的殿堂。直觉是与人们的经验相反的，比如人仅凭经验就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所以《心经》中有“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句话。正如马克思说的：“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而相反的认识只有通过辩证逻辑才能取得，所以辩证逻辑的性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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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科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科学革命就是世界观的变化。什么样的世界观？比如我告诉你，人类今天所取得物质生产成就或者说全世界的财富全加起来，连未来一个普通人所掌握财富的0.1%都到不了，是不是让你们很惊讶呢？我告诉你，这就是科学事实，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而且0.1%都是多估算了。传说释迦牟尼出生时说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句话。“我”不是指他自己，而是指这个世界每一个个体的人。所以佛学的宗旨是人人皆可成佛。所以我最讨厌一些专家、企业家在公众面前不懂装懂的假装有思想。按佛学上说，毁人心智是大恶，不懂就别乱说。

因此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物质。物理科学告诉我们。人类已知的物质，即看得到、摸得到的物质，用物理学的话，全加起来也就是茫茫大海上面漂浮的那点涟漪。因此人类目前的物质生产范围仅仅是在“涟漪”这部分。更大的物质生产范围还没有进入。但信息时代是这一时代的入口，但还远远不是真正的物质生产，即社会大生产阶段。从历史学去讲，就是我们目前所处时代不是人类社会，而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即没有进入到人类历史的阶段，因为还有完成人与自然的统一。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束而进入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有国家、公司等组织，而生产力的到了高级阶段，是任何组织结构无法控制的，因为一个人所掌握的生产力、创新能力比现在全世界的生产力加起来都大，这种情况下任何组织都不可能存在。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熊彼得指出：“一旦经济进步使一切都非人身化和自动化了，无需人的作用了，创新本身降为例行事物了，那时企业家就因创新职能日弱、投资机会日渐消失而变得无用，资本主义就将活不下去，并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就是指人类社会。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现在财富生产或者说科技发展的特点就是去中心化，即不让任何组织控制它，例如比特币。而这些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小的显现。资本主义发展必须推翻自身的统治，这是它的内在关系决定的，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面进行物质生产的扩大，一面将推翻它是手段提供给人。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

简单提一下世界观，不过多涉及，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远不是你理解的、看到的、想象的样子。而你没有这样的世界观，即便有逻辑思维就能理解世界吗？那怎么办呢？咱们用辩证逻辑去看看怎么理解世界，即怎么建立理论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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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逻辑的根本在于“同一性”原则，即人与自然界、宇宙是不可分的整体。从古至今，人类一切革命性的思想都是对“同一性”的认识上取得的成就，科学正是在这个地方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区别只是涉及的领域或范围的问题，例如广义相对论就在于爱因斯坦认为引力场与空间是同一个东西，即引力场不是在空间之中分布，而是引力场就是空间本身。广义相对论的思想就这么简单。

但是别看就这么简单，但对于一般人来说，把整个宇宙或整个世界发生的所有事都能做同一性的理解却是很难的，因为这需要直觉或感觉非常发达才可以。所以佛学也叫感觉论，（中国的美学这个词来自日本，Aesthetic正式名称是感觉学）因为佛学认为只有通过感觉才能把握运动与静止之间的关系，或世界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实在本身，而不是世界和人是实在，世界和人只不过是构成元素。而一般人的认识是颠倒的，即认为人与世界是实在的，这是人之所以愚昧的根本，也就是无明，由无明而产生了烦恼，因此为了说明这个实在产生了佛教。

说到这儿必须知道，释迦摩尼、耶稣、默罕默德这三个人根本没有创立宗教，恰恰相反的是，都是反对当时的宗教环境的。所以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主任，维尔弗雷德·史密斯教授指出：“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所谓伟大的宗教领袖曾创立过，或者说宣扬过一种宗教。”也就是说，释迦摩尼、耶稣、默罕默德与以他们的命名的宗教没关系，恰恰是局外人命名了一种宗教体系。中国的道教也一样与老子、庄子是没有关系的。

因此可以说佛教寺院是教育机构，众多经书无非就是教育人们破除思想中错误的观念。例如《大品般若经》云：“无所念者，是名念佛。”《大乘起信论》：“若得无念者则知心相生住异灭以无念等故而实无有始觉之异。”《六祖坛经》：“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本，无住为宗。”《维摩经》：“诸法以无住为根本，无住本者，就是诸法之本际，人之本性。”《金刚经》：“菩萨于法，应无所住。”等等都是阐述这个问题。一点也不玄，无非是去除人们心中的各种观念。正如古人说的：“佛说一切法，为治一切心。若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教育法，比如净土宗，密宗、禅宗等。禅宗又分临济宗、曹洞宗等。这些只不过是让人们认识“同一性”。比如禅宗三祖僧璨的《信心铭》说的：“非思量处，识情难测。真如法界，无他无自。 要急相应，惟言不二。不二皆同，无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

但是中国佛学到唐代尤其是北宋后已经没有发展了，正如弘一法师说的：自南宋以来的，中国百万僧众难以找到一位真比丘。不仅中国，日本也一样，没有真正的智者。例如被誉为“世界的禅者”的铃木大拙就不知道“同一性”原则，他还有感性和理性之分，他还说佛学是理性的宗教，说基督教是感性的宗教。在佛学中感性和理性是同一性，是不可分的认识。因为在时间关系中不存在感性和理性的区别。所以佛学用“刹那”的时间关系去说明起心动念的生灭关系。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就是以时间关系作为思维原则，时间空间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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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性”原则中，感觉和理智、主观和客观、物质与精神、否定和肯定等等都是同一的，不能分别认识，也就是不能区分。因为世界作为一个过程，就是由一系列的事件构成，因此感觉到的经验是用直觉领悟，理智用来构造，或者说用直觉去领悟，用逻辑来整理。思想著作、科学基础理论是直觉性的，即特殊上升到一般的写作方式，即命题悬置在脑中，不呈现命题，这一般是大思想家的方式；普通理论著作采取逻辑性，即一般到特殊，即确定命题后展开，这是专业领域学者的方式。

所以革命性著作大多都是特殊到一般的方式，例如马克思、爱因斯坦说他们采取特殊上升到一般，佛学也是如此，所以《金刚经》开篇就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非常具体，即特殊。但最后就是最大的抽象，即一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在思考时是不能使用逻辑或理性进行的，因为逻辑有规定性。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在思考问题时使用逻辑去思考。因此直觉是推动思考的动因，逻辑是对思考结果的整理。当然，直觉和逻辑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时间上是非常快的，佛学用“刹那”（约0.013秒）去描述人起心动念之间的生成与消逝的速度。但只有第一刹那才能叫直觉的认识，或者说正确的直觉，这一点人人都有，但随后持续的刹那就只是识别了，或理性的综合了。也就是说，之后的刹那是否能正确的识别出第一个刹那的认识，则取决于这个人的悟性，而悟性则取决于这个人的知识、环境、出身等等诸多综合因素了。

因此所谓出家、修行就是提高悟性，以达成正等正觉，所以修行的方法才会多种多样。但必须知道，修行的方法不是佛学，而很多人把修行的方法当作佛学是错误的，今天市面上看到的很多的所谓佛学教育根本与佛学无关。

正如《维摩诘经》中维摩诘教育佛陀的儿子罗睺罗时所说的：远离六十二邪见，不被主客观、镜相、语言等束缚即是出家，指出“汝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也就是说，佛学本身与出家、受戒、坐禅、佛家七宝、佛法僧三宝等之类没有任何关系，而与认识到和发起对正确的直觉或觉智的追求有关。

所以在佛学教中教育人们不要有“差别心”，例如《维摩诘经》作为大乘佛教权威经典就是讲维摩诘与不同的菩萨之间，从不同的问题或同一问题的不同角度去讲“同一性” 思维原则。

在这里需要谈一谈怎么读书，因为毕竟你们之后还要通过自己阅读去学习。如果理解了“同一性”原则就会发现一部书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一部著作再有价值，但其中必定包含着矛盾。而问题在于对于这种矛盾，作者是怎么阐述的，或者说，通过对作者叙述问题时的过程是否或多大程度上能够贯彻“同一性”原则，就能够检验出他的理论水平、理解能力和阅读能力。

例如，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就无法贯彻同一性，因此把握这个原则在阅读中就很容易发现他大量的误读和错误理解的问题出在哪。举个例子。他在《禅是什么》一书中说：“据《维摩经》记载，当文殊菩萨问维摩诘“何为不二法门”时，维摩默然不答。有的学者认为，维摩是通过形而上的方式作了回答。总之，无论是用婉转曲折的语言表达，还是以一种态度表示，一旦做出了“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判断，就会成为生死的问题。这是人类生存的最大矛盾所在。如果不保持沉默，一旦说出便是“出口言是非，秋风吹唇寒”的言多必失了。针对这一矛盾，净土真宗的观点是以无义为义，所以佛法不可思议。这里的不可解、不可知、无义等，正是宗教的眼目所在。”

这纯属瞎解释。他所讲的这一段话是《维摩诘经》理论核心“入不二法门品第九”中的最后一段——文殊菩萨与维摩诘的对话。维摩诘默然不答表达的意思是用语言或文字回答本身就是入二，因为语言本身就是镜相，简单说，只要人开口讲话和书写就有对象，就不是“实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有句话：“上帝不在世界之内显露自身”就是这意思。他这句话换成佛学就是：佛法是不可言说的。所以文殊菩萨对维摩诘的沉默赞叹道：“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

因此根本谈不上铃木大拙说的“佛法不可思议”，而是恰恰相反，是可思议，即通过直觉理解，但不可言说。所以当他说：“针对这一矛盾…”恰恰证明他不理解佛学的根本——“同一性”。因为任何矛盾都是表象，是相互之间的成见导致的，也就是对世界的一系列事件的不同认识，即世界没有建立起或发展为“同一”，即人与自然没有完成同一而表现出的现象，它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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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前面谈“矛盾”。为了便于理解之后谈到的，我先纠正大家都有的一个错误的、与实际相反的认识。佛学、马克思主义和物理科学是这个世界最简单的知识，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学问了，但恰恰相反的是，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三个是最复杂的。就像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肖恩·卡罗尔说的：“物理显然是最简单的一门自然科学。”但是这门最简单科学对于一般人来说却是非常复杂。为什么呢？

其根本原因在于“你“复杂，而不是“它”复杂。正如《道德经》说的：“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绝大多数人所接触到的是衍化出的各种复杂的现象，扰乱了你的思维，学到的是各种垃圾知识，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是制造“工具人”，也就是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思想家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工的发展本身需要知识的分类，教育体系需要制造出大量的职业白痴，即螺丝钉投入并安装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这部庞大的机器中。也就是这些人只懂一门或几门专业知识，无法掌握全部知识体系，而且愚昧之处在于拿着这些专业知识当有思想，懂科学，这是非常可怜的认识。

因此20世纪以来被称为所谓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高速发展的时代。很多人一到图书馆会吓到，这么多书得看到什么时候？其实除了专业类别的书以外，对于思想和科学而言，真正值得看的书并不多，而且也不复杂。如前所述，你觉得复杂，是因为你复杂。《易经》有言：““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因此必须在“一致性”上思考才会取得思想或科学成就。

而要想取得思想成就，就必须在最小处着手。多小呢？要小到只能凭想象才存在，比如大爆炸学说中的宇宙来自比这个“.”还要小几亿倍的一个物质。圈量子引力论中的细小颗粒比最小的原子核还要小几亿倍。也就是说，这个物质只存在想象中，这种思维方式的目的是要以此为存在的基础建立出全方位的无限性。

正如《华严经》中所说的：“若人欲识佛境界，当净其意如虚空，远离妄想及诸取，令心所向皆无碍。”这种思想换成爱因斯坦的说法就是：“我由衷敬仰那能从最细微处彰显其存在、令愚拙如我辈者亦能理解最高之灵，它是我宗教信仰的一部分。”而迄今为止在思维水平上做到极致的就是马克思，他被誉为集东西方人类思想之大成，人类思想的最高峰。连很多宗教领袖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例如达赖喇嘛。

但是他的理论却被理解的最差的，扭曲最严重的，正如美国哲学家Hal Draper说的：“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其它学说像马克思思想一样，被人为的严重扭曲。”这一点马克思看到了，他说每一个伟大的突破和创新都会遭受被人误解的命运。通过Google学术搜索也看到，全世界学术型学者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引用率高居世界第一，但是现在进展不大，其根本在于思维方法，而思维方法在于没有建立出新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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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喝多了，某领导催我赶紧接着说点。实话说，我对这个国家唯一的信心就是这个党无论如何还算一个理论型和学习型政党，虽然他们，啊，不说了，正如党的规矩：“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也就是他们知道可以，不能对外乱说。好吧，咱们聊正题。

正确世界观是应用辩证法的前提，正如《圆觉经》中佛说：“欲求善知识，应当求正见。”也就是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思辩，进而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理论和实践。在现代科学中，正确的世界观首先要知道物质。前边说过，物质世界远远不是人们所看的到，摸的到这些。例如在爱德华·卡斯纳和詹姆斯·纽曼合著的《数学与想象》一书中提到的：“一分钟内通过一个50瓦的灯泡灯丝的电子数量等于尼亚加拉瀑布一百年流过的水。”

因此人类在目前的物质生产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其物质生产成就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从科学理论中去看，一个个体的人在未来所掌握的生产力超过目前全世界的生产力的总和是毫无疑问的。而这一点是马克思理论要告诉我们的，在今天。现代物理科学的发展能够证明这一点。

所以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一个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注意，是个人。马克思主义没有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之类，物质生产的最高水平必须摆脱这些，即马克思指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即以个人为根本，所以《共产党宣言》宣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却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现代物理科学证明，人类的体型尺寸是宇宙尺寸中间值，即已知的宇宙最大结构10^30倍；和已知最小东西10^-30倍。因此只有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理论才能是科学的基础，才能是科学的理论。所以现代物理学转向历史科学的研究，因为只有在在这方面突破才能有物理科学上的突破。

资本主义的物质成就虽然发展到今天虽然微不足道，但却是非常重要，是历史性、革命性的跨越。这个道理很简单，通过历史学就很容易理解。比如。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能够使用工具，人通过手使用工具是人脑进化的第一步。也就是说，没有人的手对工具的使用就没有智力的发展。因此在人类学和考古学中，工具及其种类的发现是证明这是否是智人及进化水平的标志，比如分为新旧新石器时代。

因此，人类的智力进化通过手对工具的制造和使用而发展，但之后智力不依赖手，也就是不通过手也能思考。这个逻辑有点像水是H2O，但H2O不是水一样。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很明显是让人摆脱手的束缚的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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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目前传统汽车和电动车的问题就要从这里入手，即工具制造与人的智力之间的关系。所以它完全不是一个环保不环保的问题，以环保的名义并不代表什么，而要从历史科学去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否则会迷糊的。

德国思想家桑巴特说过：“美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模式正在得到最准确实现的国家。”为什么？就是因为只有美国可以按照每个历史阶段需要的变化而改变，这是其它国家做不到的。关于这个问题就涉及到资本主义的性质，这里就不谈讨了，但是要了解一下不同的思维方式取得的科学理论成就为什么会不一样。

比如以牛顿与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理论变革就是因为思维方式不同。即爱因斯坦以时间关系去解释物质的性质；而牛顿以物质的运动去解释，这是爱因斯坦超越牛顿的地方。因此必须要理解，爱因斯坦超越牛顿并不代表万有引力定律无效，而是解释的范围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在一定范围牛顿的定律依然有效，但这个定律不能解释更大范围的问题。这个逻辑关系要记清楚。

现在流行大数据分析，但分析数据的能力在于理解数据的性质，才能理解产生这个数据的原因。因为数据是作为结果呈现，而不是理解问题的依据。如果以数据为依据，那么在历史变革的时刻会死的很惨。例如苹果和诺基亚就是典型的例子，瞬间就完蛋，而且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因为苹果不是建立在一个制造领域的变化，而是针对制造领域的社会性质变革的把握。在社会变革的时代科技水平和制造质量不能让企业生存，而是理解历史。与前边说的爱因斯坦和牛顿的例子一样，并不是说企业的科技和制造水平不重要，而是产品本身容纳的范围扩大了，简单说，诺基亚手机是一部电话，而苹果手机是一部电话吗？

因此现在历史变革的领域就是在制造业领域，改为进军物理世界，即物体与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处理。这种变革形式之巨大是前所未有的，它要推翻一切控制制造业的企业，由个人来控制，即个人电脑和个人制造之间的数字化制造，由此实现人类社会的根本变革。问题目前主要在是社会和法律问题，不存在理论和技术上的障碍。任何我们今天知道的产品都可以通过数字化网络和设备的连接制造出来。武器也不例外，但是肯定要控制的。

200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比特与原子研究中心就研究个人制造市场，在MIT有课程：How to Make Anything（如何制造一切），试验表明没有任何东西是以个人为中心造不出来的。（该项目计划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2010年美国众议员Bill Forster提出“国家神奇制造实验室网络”法案，以让神奇制造实验室铺满各个社区，为建立以个人制造为中心的世界开辟道路，横扫一切制造企业，即生产资料公有化。这真是应验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宣告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众多科学家认为在本世纪中叶前将实现以个人为中心的人类智能化生产体系，对此，“奇点”提出者费诺·文奇说三十年内奇点降临。Google工程总监雷·库兹韦尔指出，奇点的出现不晚于2040年前，但可能会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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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奇点时刻一定要非常重视，因为它是绝对会发生的，这是历史的绝对规律，或者说科技体必须通过奇点后才能进一步发展，否则自身就崩溃了。因为科技被资本家和国家利用就是一种压迫力量，正如马尔库塞说的：科技压迫与人类历史中的一切压迫是相同的。

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对待科技极端的一面，即反科技的暴力犯罪行为，例如著名的美国天才少年，五年级时智商测试达167分，16岁就考入哈佛大学的数学天才泰德·卡辛斯基成为了反科技的炸弹怪客。他炸伤了几十名拥戴科技的人士。虽然他是罪犯，但其发布的宣言被美国科技杂志《连线》的主编凯文·凯利认为是一丝不苟、符合最严格的学术标准的，其所提出的“自由和科技进步无法共存”是最重要的主张。但是卡辛斯基毕竟只是数学天才，不是理论天才，他没有看到科技体自身的问题，即科技体不向个体转移并被个体控制，它就灭亡了。

因此科技具有的能量必须转化为个人力量，即从企业生产和控制转变为个人生产和控制、比如现在出现的区块链就是由个人控制的组织形式。正如美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冯诺依曼说的：“无论是近期，还是遥远的未来，科技会逐渐从强度、物质和能量转换为结构、组织和控制问题。”而它的结构、组织和控制不允许由任何机构控制，而是个人之间的组织、结构和控制体系。

这种转变在军事领域也是如此，尤其是陆地作战，必须以个体为中心的作战系统才是强大的。最近美国自1973年以来第四次组建陆军指挥中心，着眼未来大国陆地战的理论原则就是建立在以个体士兵为中心的作战系统，而不是原来自上而下的作战系统。个体自由程度的应用是未来军事作战理论和系统的核心。

马克思曾说：“按照历史传统，海上势力的强大永远同自由结合在一起。”这种军事思想或者说逻辑思维是科学的，因为把握偶然性是胜利的关键。对战争中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偶然性的捕捉只有靠人才能把握，联合起来海陆空作战平台只需要根据每个士兵面对的偶然状况和指令进行作战就是胜利的必然性，而捕捉偶然性的能力取决的人权的发展，即人的思想的自由发展程度。所以马克思说国家要想生存必须求助于人权。武器再先进，人的智商低也没用。正如巴顿将军说的：打仗靠武器，打胜仗靠士兵。

所以信息化时代的这种转变就是一个大的社会变革，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那么信息化带来的将是个人为首的社会，它会让国家、组织、政党在这个过程中消亡，正如过去历史中奴隶主、封建主、工业资本家的灭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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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知道，所谓信息时代和工业时代只是为了方便而采用的说法，实际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不过是两个阶段，其性质不变，都是商品生产。只不过前者是工业化的集约化生产，后者是个体化的社会化生产。前者经历的时间较长，经过了约300年的发展，后者经历时间很短，如前所述，综和各种科学或理论观点，“奇点”的出现不会晚于2050年前，“它”一旦完全启动，每一年的全世界商品生产规模呈几何倍数增长。

而在奇点降临前，这个世界面临着巨大的冲突。主要是三种，1、封建专制与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之间的；2、传统产业（即工业革命以来发展出的制造业）与新产业（即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新制造业）之间的冲突；3、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三种的共同表现是后者超越前者，前者拼命维护自身利益的冲突。在世界范围内，都必须以第一种胜利为基础，也就是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在全世界主要国家取得完全统治地位，即人民主权制度的确立。

因此，我们看到当前政治冲突主要是第一种。这个冲突不解决，奇点就会推迟降临的时间。因为个人化生产体系需要将庞大的各类产品的制造数据开放给社会，如果被非民主国家轻易获得，这是民主国家不能承受的，因此在第一种问题解决前，即知识产权获得完全保障之前，技术封锁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也就是将关键技术对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在生产关系中进行剥离，即不允许非民主国家获得。因为个人化生产体系的基础是社会，而不是技术。因此，达不到社会制度标准，就不能开放给该国。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指出，无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而且资产阶级不敢争取的利益，无产阶级要帮助其争取。《共产党宣言》就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去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的宣言。因为资产阶级制度是人类解放前最后一种制度，所以马克思指出：“尽管不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这里要注意，这里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人的解放，而不是人的解放本身。但是没有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也就没有随之而来的人的解放，这个逻辑要清楚。

所以“奇点“降临必须要求全世界采用资产阶级取得的政治、经济成果对社会进行革命，并在革命后的社会中支配资产阶级以往历史中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否则人类将万劫不复，即资产阶级的成果会反过来被利用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武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朝鲜如果拥有美国这样的力量的后果），所以必须统一在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下，并受全体民主国家监督。

因此马克思指出：“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所以第一种冲突就是当前大家现在所看到的问题本质。因此，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对外的斗争形式和决心不会发生变化，只有更严，不可能有任何放松，两党主张的变化的主要第二种和第三种，这是一定要分清的。例如前几天川普的儿子说共和党必须转变为工人阶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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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通过第二种问题的突破，即产业突破与升级为突破解决第一种问题和第二种问题，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可能，那么人类历史、自然科学的基础就要全部改写，因此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理论工作者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及下边由此展开的逻辑关系。

这种想法是由于不理解资本主义的性质产生的想法，是非常无知的认识，是“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错误理解导致的，对此恩格斯指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种认识及所形成的政治理论会让统治阶级与社会发生严重断裂，并让自身处于在内部矛盾和外在冲突的夹击当中而最终被彻底撕裂和摧毁。

因此对资本主义性质的研究和理解是所有科学研究的内容，自然科学并不例外，尤其是物理科学。因为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它性质的充分理解就不可能有任何科学上的进步。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是唯一能够实现人类解放的形式。马克思说过：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没有科学，就没有人类的解放道路。

以为第二种可以解决问题的认识只能形成基督教共产主义和反动的、封建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形成的专制统治，也就是这种认识的信念就是为人民办好事为出发点的理论。

英国外相麦克米伦在回答赫鲁晓夫的问题“西方信仰什么！”时回答：“我们信仰基督教”。赫鲁晓夫说：“你们根本不是基督教徒，你们只是自称为基督教徒；真正的基督教徒是我们，我 们这些不是自称为基督教徒而是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因为你们崇拜财神，而我们为受压迫者，为那些劳动负担沉重的人而斗争。”赫鲁晓夫这种认识绝对是发自内心的，但马克思所批判的恰恰是这种认识，并指出这是反动的、反革命的。《资本论》以科学的理论给出了回答。

因为这种为人民办好事的原则恰恰违背了人性，如前所说，这是宗教立场，而不是人的立场，进而也就违背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注定了苏联必然失败，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苏联解体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或按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说法：苏联解体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恰恰证明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即苏联违背了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产生的后果。

由于没有科学的理论去认识事务的本质，找不到或错误的认识问题的原因，导致理论就越来越抽象，愿望越来越好，正如恩格斯说的：“愿望有多好，文风就多糟。”这个意思是说，理论中为人民的办好事的愿望越强烈，那么这种理论的水平就越低。

因此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国家所采取的行动都是与实际需要相反的行动，即首先对国家机关进行整治，对这种行动马克思讽刺到：“所有的国家都在行政机关无意或有意地办事不力这一点去寻找原因，于是它们就把行政措施看做改正国家缺点的手段。”

国家制度就是问题本身，而国家及其统治机关就是社会结构。因此越加强组织和结构上的建设，社会越是痛苦，社会撕裂和崩溃的就越快。也就是说，哪里的官僚机关改善措施越加强，哪里的社会越痛苦，经济发展越落后。也就是说，完全没有意识到，国家消除社会问题的措施恰恰是在增加社会问题，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共同痛苦。而国家由于不知道自己与社会是同一的，而不是两个不同的部分，所以越是在政治性上加强建设，那么摧毁社会和自身的速度就越快。

因此马克思指出：“一个国家越是强盛，因而政治性越强，那末这个国家就越不会理解社会疾苦的普遍性，就越不会在国家的原理中，也就是不会在现存的社会桔构(它的行动和意识的表现、它的正式表现就是国家)中去寻找社会疾苦的根源。政治理智之所以为政治理智，就因为它是在政治范围以内思索的。它越敏锐，越活跃，就越没有能力去理解社会疾苦。典型的政治理智时代就是法国革命。法国革命的英雄们根本没有在国家的原理中去寻找社会缺陷的根源，相反地，他们却认为社会缺陷是政治上混乱的原因。例如，罗伯斯比尔把大贫和大富仅仅看做纯粹民主的障碍，因此他想建立一种普逼的斯巴达式的朴素生活。政治的原则就是意志。可见，政治理智越是片面，因而越是成熟，它就越相信意志是万能的，就越分不调清意志的自然界线和精神界限，因而也就越不能发现社会疾苦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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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的分离，即政治理智与经济理性的不一致就是国家与人民的对抗形式。也就是国家不得不一面发展经济，一面需要政治建设，就会形成大家俗话说的“政左经右”，“忽左忽右”，在政治上“宁左勿右”，社会中“左右对抗”的政治形势，这是没有肃清封建主义的典型表现，或小农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政治表现。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列宁曾指出的，俄国和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认为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极端反动的想法和理论。

而在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后，要解决的问题是另一个分离的问题，即买和卖、生产与需求、生产与销售等形式的分离，这种分离的形式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政治上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但这种问题只能依靠资本主义的发展解决，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包含着解决问题的手段，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会自动进化到实现一致性。

资本主义在第一阶段的商业表现是买和卖、生产与销售的关系，也就是能赚钱、能扩大规模、能生产，有销路就去做，但第二阶段不是这种方式，在第二阶段还这么做是死路一条。早在上世纪70年，美国共和党的精神导师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就指出这种商业模式是第二次浪潮的方式，第三次浪潮的商业模式就是实现生产与销售、买和卖的统一。

但是随着科学的进展，今天可以做到的比托夫勒当年设想的在理论上更科学，技术上更可靠，商业模式上更全面。因此，当奇点来临，现在的制造业在未来的模式面前就像当年大刀长矛与机枪作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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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忙完了，接着谈问题。这些天收到一些讲课的音频和文章，我大概听了听，看了看，尤其是对我前边写的16段的理解，我的看法如下，希望对大家在阅读各种著作时有帮助。

一个人、一个民族的思想或理论水平体现在哪里？或者说有没有标准？当然有，也就是说必须有参照的科学原理，在这一点上自然科学比较容易找到参照，比如物理学的理论要参照惯性和惯性参考系。而在社会科学领域比较困难，尤其在政治理论上就更困难了，都是各说各的理。但实际并不是这样，是有严格参照的。只不过社会现象比物理现象复杂，不容易直接参照，同时，参照的原理没有被完全解释出来，所以这是马克思理论被当今理论界重视的根本原因，因为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发展过程告诉人们，迄今为止还没有例外于马克思理论中的情况出现，一个例外都没有。所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主义，也就没有将来。”

因此马克思理论中的原理必须要揭示出来。西方科学界有句话：上帝要求简单。中国古人也常说：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要求说明原理。因此理论中对原理的理解所体现出的方法才是理论水平的体现，同时掌握了方法才能发现原理。所以在哲学和科学中方法论是最难的，因为要和自己作战，彻底清除大家在观念中都习以为常的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方法。所以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发表的原因就是他说的：“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正如尼采说的：“方法，我必须一再强调，是本质性的东西，也是最难的东西，也是遭受了习惯和惰性最长久抵触的东西。”

而这种方法仅靠大量读书是不行的，而是感觉的腾飞。因为必须在大量的阅读过程中找到所有这些著作中各种概念的共同特征，既不能靠文字，也不能靠逻辑，只能靠感觉或直觉才能发现原理，爱因斯坦在自述中指出这个方法。对于这个问题波普尔曾经大发牢骚，认为爱因斯坦对科学家的影响和科学史并不是都有益，因为他认为科学是理性的，怎么能靠感性？

波普尔认为量子力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科学进步的严重障碍。事实证明波普尔是错误的，他没有分清楚科学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理论本身的关系，科学的基础只与“人”有关，相对论的光速不变性只是对于人而言的，实际并不是不变的，例如光通过太阳时就发生弯曲和速度变化，只不过对于每一个观察者所处的位置而言是不变的。这个逻辑关系在历史科学也是常用的，只不过换了一种概念或说法，例如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研究不与史料的事实与否有关，而与事实发生的状况有关，所以现代历史学格言是：事实不能说明事实，求状况而非求事实。因为对历史材料的解读取决于历史发展的阶段，每一个时代的人都立足于所处时代的条件对过去的历史进行解读。在物理学也是如此，例如爱因斯坦指出的：“一个理论可以用经验来检验，但是并没有从经验建立理论的道路。”所以写的著作多不一定真懂，西方科学界有句话：上帝要求简单。中国人也常说：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

因此读再多的书并不能成为一个理论家，可能只是一个文献家。比如日本的文献研究是最细腻的，我很佩服他们的认真，但理论能力不行，例如有一次我跟一位日本学者聊日本哲学家的学术问题，我轻易就指出广松涉、炳谷行人的著作中对马克思的几十条错误解释。我这并不是否定他们的著作，而是否认他们著作的理论价值，但承认他们著作的文献价值。因为概括能力是理论水平的体现，没有概括能力仅靠大量的文献工作是不行的。但不管怎么说，日本的哲学家水平比中国好多了。

比如前几天看了一本刘擎的《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一看纯属胡编乱造，比如书中提到尼采的“上帝死了”，作者说尼采实际是很痛心，因为后果很严重，他说：“尼采很清楚，基督教信仰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道德基础和人生意义的寄托，意义极其重大。正因为如此，这种信仰本该是真诚的，容不得作假。但他却发现: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并不是真实的，而是基于一种“虚假的信念”。作者这种解读太荒唐了，尼采哪来的这种意思？后边作者在“超人”一章中承认“很难总结出他的推理脉络。”你很难总结写什么“思想史讲义”？毁人心智是大恶，为了赚钱不能什么都敢干。

说到这里就要知道概括的重要性，其实很简单，尼采在《敌基督者》中在拿佛教和基督教做对比，即佛教在善恶的彼岸，是利己主义的；基督教在善恶的此岸，是利他主义的，所以尼采说：“佛教要比基督教现实百倍……是历史向我们展示的唯一一个真正的实证主义宗教，它的知识论也是如此……”利他主义是弱者的、被压迫者信条，而人本身就是真理，需要通过利己主义实现人的伟大超越。所以尼采哪来的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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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的伟大思想家都是利己主义为根基的，现代科学体系正是在这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例如经济学的成就和根基就是证明了受纯粹自私动机的个人能够从交换中获利。墨子指出：“交相利，兼相爱。”中国史学大师吕思勉说过：“以利导之乃高洁之士。”

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任何认识到自己是利己主义者的都必然是共产主义者。换句话说，任何不满足于现状并要求改变现状达到利己的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但是真正能做到利己主义的人是很少的，因为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利己，也就是错误的利己，而不知道利己是要通过改变社会关系取得，在不改变社会关系，即现存状况的的情况下是不能利己的，是要被不断的被剥夺的，无论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定阶段需要通过大量消灭生产力维持自身，因此资产阶级也不能避免。所以通过科学的改变社会关系去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经济学，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范畴。也就是马克思指出的使社会始终处于革命化的状态，也就是不给统治阶级稳定的状态，在物理学中，稳定态就是死亡态。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就是指出这个关键，他说：“费尔巴哈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全部推论无非是要证明: 人们是互相需要的，而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他希望确立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他只是希望确立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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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基础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发展。而理论的基础只能跟人有关，而人作为一种生物，其欲望的表现是古往今来一切伟大思想，尤其是现代科学理论的根基。

例如被誉为“大乘佛教文献宝冠之珠”的《维摩诘经》中说：“空者当于何求？答曰：空者当于六十二见中求。又问：六十二见当于何求？答曰：当于如来解脱中求。又问：如来解脱当于何求？答曰：当于众人意中求。”而众人的“意”的根基就是人之欲。只要人活着就有欲，欲就是菩提心的根基。

所以《维摩诘经》中有：“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示受于五欲，亦复现行禅；令魔心溃乱，不能得其便。火中生莲华，是可谓希有；在欲而行禅，希有亦如是。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勾引，后令入佛智。或为邑中主，或作商人导，国师及大臣，以佑利众生。诸有贫穷者，现作无尽藏，因以劝导之，令发菩提心。”

注意看最后一句，在佛教的那个阶段，只能是“因以劝导之”，也就是提高个人修行，这就是尼采指出的，佛教作为利己主义的宗教只能是教你如何摆脱痛苦。而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人类第一次取得了在现实中获得解放方法和道路。现代科学体系的根基与佛学一样，同样把人的欲望作为科学的基础。

所以马克思科学的彻底否定了道德、真理、理想、原则等一切反动思想，并指出这些恰恰是以往历史中人类压迫的根源，把人的欲望作为推动人类解放道路的源动力。马克思批判和否定了过去的、反动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高尚的理想，他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

他把无产阶级的现实利益对现实的人的欲望的满足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所以《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别看这么简单，但这恰恰是人类思想史、科学史非常伟大的进步。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有一段时间贫困不堪，贫困到多个孩子夭折，尤其是八岁的儿子夭折后，马克思一夜白头。但如果你真正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你就会发现他没有一丝对这个世界的抱怨，对资本家没有一丝的恨，不仅没有，而且在马克思看来，恰恰是、也只能是资本家的或者说人的贪欲才能开辟和实现人类的解放，体现了真正的科学精神。因此《资本论》指出：“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了生产而生产，从而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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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及接下几篇是政治理论学者和政治人物必备的理论或逻辑基础】

科学的理解人的欲望是历史的或人类解放的基础是不容易的事情，这个问题中国到今天都不理解。因为中国儒家思想是理和欲之间的关系处理，这是非常落后的思想。虽然儒家也提出过“人欲即天理”，但并不理解什么是欲。有个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其根本就在于中国人不理解人的贪欲是科学和历史发展的基础。

比如朱熹提出的““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王阳明的“：“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到了清代儒家戴震批评儒家“理欲相对”是错误的，但是他依然不知道在“欲”在科学理论和实践中的核心意义。

西方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与中国的认识恰恰相反，认识到道德恰恰要通过释放人的贪欲才能建立起来。例如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谈论这些问题，比如他说：“对物质的欲望并不是资本主义，更勿论资本主义的精神。还不如说，资本主义在缓解甚至是抑制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作用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些。”

重点注意：马克思理论比韦伯在对欲望的理解上更进一步是在科学性解释了这个问题。不仅看到了，勤劳、节约是资本家的特点，但同时也指出无产阶级的勤劳、节约恰恰是对资本家有利，恰恰是推动挥霍和奢侈源泉，因为它们是同一件事情。马克思说：“挥霍和节约、奢侈和困苦，富有和贫穷是画等号的。”这个逻辑在阅读理论著作，尤其是制定政治策略时非常重要，也就是同一性原则用来理解全部问题，并贯穿一切历史文献。

很多国家在重大历史关口都由于不理解这一逻辑关系或科学问题，从而导致历史性的失败，没有一个例外。在这里我就简单列举一下，不进行深入讨论。

1、农村的衰败和农民贫困需要怎么解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城市化的发展把农民从农村赶走。正如恩格斯说的：“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而离开了土地，相反地，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

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就是要通过消灭农村，任何对小农的“同情”和帮助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对农民更大的压迫。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阻碍资本主义的这个进程不仅背叛了无产阶级，阻碍了资产阶级的发展，也违背了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恩格斯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小农土地所有制的消灭。我们党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它根本沒有任何理由以自己的干预来格外加快这个过程。因此对于正确采取的旨在使小农在其必然灭亡的过程中少受折磨的措施，在原则上是丝毫不能反对的；但是如果再走远一些，如果希望永远保存小农，那末，在我看来，就是力求达到经济上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就是牺牲原则，成为反动了。”

保护农民和振兴农村的措施，就是恩格斯批判法国工人党的南特土地纲领时所说的，超出了人们所能容忍的极限。他在给法拉格的信中说：“在南特，你们为了一时的成就准备牺牲党的未来。”恩格斯说这是一个政党的悲剧，到达了边缘。这已经是封建复辟了，不能想象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可以堕落到这个程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帮助小农经济是最愚蠢、最反动的行为，这种措施只不过是为了统治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共产主义者决不会帮助小农保持他的经济地位，更不会有复兴农村的想法，这是革命者与反动派的根本性区别。（关于这些论述可参阅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

这个逻辑很简单，但一旦展开论述时就看着复杂，其实就一个：资本主义的科学发展问题，而科学的理解就是社会主义。永远记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相对的，是同一的。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这个逻辑问题。马克思说过，他的理论都可以以数学形式表达出来。因此理论是很严格的，没有个人抒发的空间，所以很多理论工作者都发现了马克思理论的这一特性，所以普列汉诺夫、列宁指出马克思理论是“革命的代数学”。波普尔也指出马克思理论和数学一样无法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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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本篇对认识一切科学理论非常重要，如果理解了，就很容易找出中美关系斗争的本质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其它任何问题，因此只有通过科学的理论才能够认识到问题在哪，而且根据这个基础，就能把中美之间的各种斗争现象都能得到解释，不可能有一个例外发生。】

人“欲”在理论中作为根基的原因就是它是自然现象，因为只有研究自然原因才能称之为科学理论，马克理论也不例外，不理解这个就根本读不懂马克思。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括科学理论的产生是一个自然现象，不是人为的产物。

比如从科学史就可以看出，任何科学理论的诞生都不是独自出现的，而是社会中一群人的想法，只不过是谁先提出的问题。我国政府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基础来源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自于大学和研究院，或者说来自企业的创新，而科学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极其荒谬、愚昧的认识。

这个世界的所有发明，没有一个是某个人的看法，而是社会中的一群人共有的。即便是爱因斯坦这种所谓天才，也不是独立发生的。例如1911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威廉·韦恩提议，1912年的诺贝尔奖应同时颁发给洛伦兹和爱因斯坦，以表彰他们对相对论的贡献。韦恩指出：“洛伦兹是第一个发现相对论原理数学精神的人，爱因斯坦成功将其简化为原理。两位学者的功劳不相上下。”在洛伦兹墓前，爱因斯坦说：洛伦兹的成就对我产生了最伟大的影响”。

因此，科学的发生和发展呈自然的、历史的有序关系，即时间序列排列。不是一厢情愿的出现，更不是等待天上掉下一个天才。科技的发展轨道比任何领域都要固定。这是马克思、爱因斯坦等全部思想家的共同认识，是不可以跨越的，更不是什么意淫出的“弯道超车”或“跨越式的创新”。所以爱因斯坦指出：“我们的感觉经验，更概括的说，我们的一切经验都有一个重要性质，那就是它们的时间次序。这个次序导致主观时间这种心理概念，把我们的经验排成一个有秩序的纲目。”

按照牛顿说的：“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按照科学的说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呈有序排列，不是偶然。爱因斯坦有句话：“上帝是不掷骰子的”。马克思批判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的，即靠努力奋斗、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就能达成目标纯属胡说，是唯心主义。所以《关于费尔巴哈纲领》第一条就指出这个问题，即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

例如发明白炽灯泡的一共是23人，爱迪生不是第一个，比他早的有好几个。所以是社会造就的，而不是某个天才的发明。曾担任微软技术长的麦沃尔德说：“洞察的能力并非来自天才，天才只能是很有效率的提供洞察力。”因此只有造就适宜人发展的社会环境，才能有大规模的创新。而不是对着大学和研究院那些人瞎鼓励，没用。也就是靠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因为人依赖于自由的社会关系，即环境。没有自由的环境因素，精神就是被压制的，科学不可能出现。马克思说：“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

所谓对象性，按照佛学讲就是：环境是依报，人身是正报。换成马克思的著名的命题就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里必须要知道，现代科学理论的问题就一个，即统合论和多样论如何建立起同一性。物理学大多是统合论，生物学原来也是统合论，例如达尔文，但自分子生物学建立后走向多样论。而人类科学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突破口就在于把统合论和多样论集合成一个理论或者说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而这个基础只能是人，而这个人必须是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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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自然产物，因此只有从自然关系去理解什么是“人”才能是科学的坚实基础，而人的生存基础和生命表现最基本的就是“欲望”，而欲望是要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

因此，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进步首先体现在如何保护人的欲望的。“欲望”作为人的感性条件，体现为私有财产。对这种权利的保护就是保护人的欲望，就是建立社会道德。一个不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就是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因为社会关系就是人的自然关系，社会表现是什么，人就是什么样。中国的无耻文人把社会道德混乱的原因归咎于人是本末倒置。

所以马克思指出：“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

同样，把腐败归咎于人的道德因素也是本末倒置，因为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寻求“贤人政治”。中国五四运动的就是批判中国的儒家的贤人政治思想，指出这是一条绝路。孙中山、梁启超、陈独秀、鲁迅、毛泽东等人当年的革命性就是看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这种儒家思想是极其落后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尤其是看到了宋代学术风气讲究“气节”的严重弊端，即以“气节”为立场，形成了中国人的只论是非，不论利害，党同伐异，派别相争，以气节为借口，诃责实事求是之人，鼓励对外负气相争之徒，逐渐养成国民狭隘，虚伪、心口不一、沽名钓誉、明哲保身、自私自利、好古非今、意淫自大之国民性。明代李贽在《焚书》中早就说：“公但知小人能误国，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小人误国尤可救，若君子误国，则未之何矣。何也？彼盖以为君子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总之，“气节”第一，违背了“气节”就不行。因此中国的现实是：气节一来，万事皆休。

在这种状态下，没有现在，只有过去。每遭外来的屈辱，就意淫过去如何，就要求“气节”。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这种国民性的写照。正如梁启超《前清一代中国思想之蜕变》中对中国学术所说的：“一言以蔽之：以复古为解放。”也就是总以为之前的时代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是高的，社会风气是好的，所以以“复兴”为政治目标，以道德要求为政治原则。

正如尼采说的：“确实有一些彻底的道德家，他们要人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即变的有道德，他们要人效仿他们的榜样，即成为伪君子，为此他们否定这个世界…道德若不是从生命的利益出发，而是从道德本身出发，它便是一种特别的谬误…已酿成无穷的祸害。”

腐败既是结果，也是原因，廉洁的活动，导致腐败的结果；腐败的活动，产生廉洁的要求。因为是否廉洁的问题是一个市场活动的问题，而根本不是一个道德问题。按照公共选择学理论的说法，恰恰是政府压制合法经济活动的结果，是一种利用政府矫正市场失败产生的机会成本的一种形式。因此腐败是在市场失败时获得市场机会的交易形式。

所以问题在于生产力与交换关系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官员道德的问题。腐败就是原因，不是结果，腐败的大量产生恰恰是政府和市场关系不合理，也就是整个制度是不公平的。原因和结果必须在同一性上理解，不能把廉洁和腐败作为对立的关系理解，恰恰相反，两者是因果关系。所以马克思从逻辑角度指出：“原因决不能高于结果，结果仅仅是公开展示的原因。”

这个逻辑非常重要，对于研究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物理科学的人而言，这是必须要掌握的逻辑关系之一，否则根本不可能理解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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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馈看，理解很差，所以需要谈一下如何阅读，不然我没法阐述问题，你们也糊涂。】

读书要知道类别，不同的类别涉及的问题是不同的。我们都知道“学术”这个词，但在中国古代，“学”和“术”是两个不同的知识类别。“学”是指求规律，即道；“术”是指求方法，即器。如《易经》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就是学和术的关系。例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如果离开哲学来谈自然科学，我们就要说自然科学不是完善的科学。”

又如爱因斯坦在论《物理学、哲学和科学进步》中所说的：“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显然，哲学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可是，科学的各个领域对那些研究哲学的学者们也发生强烈的影响，此外，还强烈地影响着每一代的哲学思想。”

因此阅读时就要分辨出作者内容所谈的是“学”，还是“术”？或“学”和“术”的统一？这是阅读被许多思想家称为一门艺术的原因。“学”既然是求规律（道），那么规律掌握了，阅读时就很容易掌握著作所阐述的内容，因为人类社会的规律一定是极其简单的，尼采曾说他的理想就是用十条概括出人类社会的规律。巧的是，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就是十一条，最后一条实际是对前十条的总结，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法国哲学家阿尔杜塞曾说：马克思理论核心之谜就在这儿十一条里，终于有一天有解开这个谜。

所以《道德经》有：“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而中国自秦以来，“学”就灭绝了，所以中国在秦之后没有哲学的发展，因此也就更不可能有“术”的发展。 庄子说：“有用者，其用有尽，无用之用，其用无穷，故能成为大用”。无用之用是“道”或哲学研究的范围。而中国在这方面是很落后的，所以很多西方思想家说中国是没有哲学的国家，严格讲是儒家思想没有哲学，因为它没有逻辑和思辩的体系，不能生产知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儒家精神不重知识，问题多属于知识方面。”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西方人之所以超过东方人在于发明了发明的方法。”也就是思维的理论工具，即如何生产知识体系的系统。而中国的儒家思想根本就不具备产生科学方法的条件。

爱因斯坦对中国没有诞生科学的回答就是指出这个问题，他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 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 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说到这个问题需要提及中国人对美国的错误认识。那就是中国人认为美国只有二百多年历史是错误的。历史跟建国的时间长短没关系，而跟文化和思想传承和发展有关系。美国是两希文明和罗马文明的继承者。川普去意大利就说两国拥有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共同政治文化遗产。马克思、爱因斯坦等思想家就是指出人类文明的精髓扎根在美国了，马克思认识到的：美国是欧洲工人阶级的祖国，也是全世界无产者的祖国。正是由于美国国家的性质，才有了马克思对历史科学作出的完整判断，并赞扬美国两个历史性的贡献，即他在给林肯信中所指出的：开辟了资产阶级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两个历史新纪元。（关于这个问题以后会谈到，可以看到中美斗争实质就是马克思指出的问题。所以美国对华只能越来越严厉，不可能放松，因为他承担着全世界工人阶级解放的历史重任。这不是说主观上这么想，而是客观上必须这么做，中美关系发生的问题在马克思著作中都有，一个例外都没有，所以掌握历史科学的重要性就在此。）

所以孙中山说：“中国近两千年文明不进步的原因，便是在学术思想不正当。不正当的地方，简单的说以为行是很难的，知是很易的，这种思想便误了中国，便误了学者。”毛泽东也指出：西方人在哲学和科学上是中国人的老师。他进一步说：““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

所以在阅读一本书，你首先就要看这本书中所阐述的问题在哲理上是否相应，进而看是否自洽。更严格的讲，在马克思理论即历史科学出现后，我们还可以将其与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原理进行参照。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就在于与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所发现的规律是一致的。因此阅读马克思理论要懂自然科学。

如果发现一本书中讲的与历史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科学规律相悖，那就不值得一读。Google学术统计中显示马克思主义引用率非常高的原因就是学术工作要进行参照。在西方社会科学学术工作中如果发生与马克思理论发生相悖的情况，就说明方法论有问题。在这里必须知道一点，在西方学界，马克思理论在学术上的地位与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的地位是不同的问题。在西方没有任何严肃的学者会反对马克思的理论，因为他的著作是科学的基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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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础著作与其它的学术著作的不同之处在于提供的是方法论。没有这种方法就不可能搞研究，搞出来也是笑话。马克斯·韦伯、海德格尔、萨特、弗洛姆等众多思想家就是看到了马克思理论的这种价值，也就是参照他的理论才能检验自身的理论。所以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指出：“对我来说，没有马克斯·韦伯可以，没有马克思就无法理解历史。”所以马克思理论对于科学研究是重要的参照物，或者按韦伯说的，是检验智识能力的工具。

比如很多中国学者，例如郑永年之流说的中国应当学习参照新加坡模式。这种认识就属于典型的不学无术，因为一参照历史科学立刻就会发现是胡说。因为新加坡就是一个城市，城市即国家，国家即城市。这种国家的特点是没有城乡对立的问题需要解决，即没有历史负担，也就是不存在农民转变为无产阶级，即人从农村持续向城市的转移问题。因此新加坡只需要依赖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所以新加坡的制度对于中国而言根本谈不上先进，只有不学无术的无知之徒才会把新加坡当作中国应当做学习的对象。我们在学术中可以发现，新加坡在政治理论、社会科学、哲学上是很落后的，整个国家拿不出一篇在社会科学学术上有影响的理论，因为它就没有形成深刻理论的环境。而中国的历史负担很重，农民问题、城市问题、封建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而新加坡哪来的这种历史问题？所以阅读著作首先做好基础理论的参照，然后去看该著作在基础理论问题上的阐述是什么，水平怎么样，才能知道是否具有价值。

中国有部《孙子兵法》，懂逻辑方法的人一看开篇就会发现缺东西。中国古人的著作多出自兵法，是有逻辑体系的。《孙子兵法》是不全的，因为开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但全篇看了不到道、天这两部分的阐述，而只有地、将、法这三个部分。有人说是被删了，也有人说孙子故意没写前两个，不管怎么说，反正是没有。但注意看《道德经》只谈“道”和“天”这两个。而思辨和逻辑体系是在这个部分体现的。

只有“地、将、法”是不能用于治国的，因为这个属于谋略，谋略是低级的东西，治国者不需要谋略。 《庄子•三剑》的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的区别就是指出这个问题，“庶人之剑，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未开化的人把全部战争艺术当作个人机智来施展。

所以没有理论思维就会导致喜欢谋略、道德说教这种“斗鸡术”，不信去看中国历史上的皇帝，说的比谁都好，都跟圣人似的。整人都是足智多谋，干起坏事没底线。所以唐太宗说：“朕现《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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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郑永年以及今天中国理论界绝大多数人对中国问题和模式的看法实际上是小农、小资产阶级的思维，严格说是封建思维方式，包括很多所谓的自由派和海外的民运，他们连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都达不到，更不要说科学思想了。这种问题是一百多年以来，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困扰中国人和党的理论建设的根本问题。

比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民主制度与一党或多党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而是与它的“对象性”有关系，也就是说多党之间的博弈（斗争）对象与一党的博弈（斗争）对象不同。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理论工作就困在这个问题上，同时由于不能解决这一理论问题而陷入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和冲突，理论越来越抽象，现实越来越残酷。这是因为没有形成对立关系。对立关系的处理是一切科学理论和逻辑的核心要素，比如《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就指出对立关系，尤其是高度赞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形成的“简单对立”。

简单说，一党的斗争对象是行政权；多党斗争是争夺行政权的斗争，因此多党表现为政治主张代表不同的利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不同的利益需要由不同的政党掌握行政权。在这里必须知道，政府、议会、司法三大权力都是行政权力，例如美国三权分立是行政权一分为三，而不是三种不同的权力，这个知识点要弄清。

因此，政治制度的先进与否看的是它的对立形式，也就是对象性关系是政治制度的核心机制。简单说，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政治制度不可以形成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一致性，要么完全废除行政权支配社会的地位；要么是被制约的行政权在社会行使权力。

这是因为社会是不能完全由行政权力治理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小农政治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必须逐步扩大社会自身治理自身的空间，直至逐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通过人对物的管理能力的掌握而最终彻底废除行政权，这是政治学、经济学研究的根本，也是一切自然科学的理论目标。关于这个理论后边会讲。

对行政权治理社会的迷信是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即初级阶段形成的，因为小农政治在初期是有巨大优势。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首先要完成集中资本，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权力表现为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资本集中完成后，这种优势就转变为劣势，因为小农政治无法完成社会关系再生产，因此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巨大，统治阶级会被这种压力碾碎的。而解决社会结构的这种问题必须靠制度本身发挥作用，因为国家制度就是社会结构本身。所以对于这种形势，马克思说：“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还会妄想，市民生活必须由国家来维系，其实恰恰相反，国家是由市民社会来维系的。”也就是必须废除行政权治理社会的制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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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对象”的研究是一切科学、哲学、包括数学工作的基础，或者说能够得以发展的总前提。例如微积分就是引入“无穷”这个对象而产生的计算方法。至于“无穷”是什么并不能，也不需要解释，只需要抽象的被理解为无穷大和无穷小就可以了。因此只有给出“对象”，才能理解问题。给出错误的对象，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理论。

说到这里，给大家提及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即什么是最高水平的科学精神或理论思维，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到今天都不知道的，《道德经》提到过，但中国人并不理解，如“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就讲思维对象的。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开篇就是讲这个问题的，他指出世界是诸事实的总和，对诸事实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在于给出对象，对象是实体，事实不是实体，对象是简单的，给出对象就是给出任务，所以他说：“如果我知道了一个对象，那么我也知道了其在诸事实中出现的可能性。每一种这样的可能性必然已经包含于该对象的本性中。不可能事后发现一种新的可能性。”

所以最高的理论思维或科学思维要求“求无知”，“求不真”，即建立出“对象”，而不是“求知”和“求真”，因为“对象”是不可知的，在“不可知”、“不真”的对象性思考中，才能有科学理论的诞生。所以尼采说：“只有在这个从此打得稳固和坚实的无知的基础上，科学知识才屹立到如今，求知意志的基础是一种强悍得多的意志，是求不知，求无知和求不真的意志！”

对象不能是具体的、被定义的、被规定的，复杂的，必须是简单的。它只能是一个抽象并只能被抽象的理解。对这个抽象对象的认识所产生的思想要能够被实验或实践所证实，即历史所证明。爱因斯坦指出：“一种理论的前提的简单性越大，它所涉及的事物的种类越多，它的应用范围越广，它给人们的印象也就越深。”

为什么？因为人的一切，包括人脑是发展中的事物，人不可能发现完全的、无矛盾真理的可能性。前边提过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就是这个问题。因此，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认识和理解什么是政治理论，这是一门严格的科学。

正如李卜克内西在《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与回忆》中指出的：“在马克思看来，政治是一门学问。他对那些酒吧间的政治家和那种政治深恶痛绝……历史是人类和自然界的一切有效力量的产物,是人类思想人类激情、人类需求的产物。而政治，从理论上来说，它是对亿万在“时间这部织机”上奔忙的要素的认识;从实践上来说，它是由这种认识所决定的行动。因此,政治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应用科学。政治科学或政治的科学，实际上是一切科学的精髓，因为它囊括了人类及自然界活动的整个领域，而人类及自然界的活动又是一切科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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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及接下几篇非常重要，主要通过佛学、哲学、马克思主义、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对象问题，以及由于对象错误说明导致国家所形成的历史困境的原因。喜欢佛学的朋友一定要好好读，对于政治科学工作者更要好好领会。】

思想或理论的产生无一例外都是现实中的物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因此人的意识或精神与物质是同一的，即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任何思想如果是与物质的性质或自然性质无关的，都能够被证明是形而上学的、非科学的和幻想的。哲学、宗教、科学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哪个民族，其思想的出发点都是以对物质的性质理解开始的，比如气、金、木、水、火、土等物质的元素作为理解世界的基础。进一步的推论就上升到道、上帝（注：古希伯莱的上帝是非人格，与道相同的概念）、逻各斯、阿派朗等抽象概念。

物质的东西反应在人们的观念之后，在人们的头脑中就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例如神、上帝、道德等各种认知并形成概念、范畴、表象、存在、本质、虚无、实在、种类等等。哲学就是探讨这类问题的，即将原本物质的东西反应在人头脑中的观念，区分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问题。

比如中国古人提出的“天人合一”。古希腊斯多噶学派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思想等等诸如此类。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在人类最初的思想中，人类是与自然斗争的，例如在中国神话中有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故事；古希腊有宙斯为代表的新神向代表自然的半人半兽的旧神斗争的神话。这些神话无非是说明人在这个世界的使命就是征服自然，实现自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给予了人类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科学的进步就在于认识到，人的对象不是自然，自然的对象也不是人。人与自然不是直接关系。正如马克思说的：“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因此,正像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存在着的、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上这段马克思的话对于一般人可能很难理解，但没关系，先有个印象，目的是告诉大家那种“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等这种把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区分并寻求两者和谐共处关系的思想是错误的。被马克思称之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培根指出：人要远离对大自然的沉思和在理性中寻找各种美德，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比培根更进一步，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就在于发现了历史基础并科学的证明了这一基础，即物质生产和交换关系是历史基础 其它所有的问题要由这个基础去说明。

中国人的思想和理论工作的问题就在于还处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以及在理性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它的理论与实践必然与世界相对立，这是要清醒认识到的，因为这种思维是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形式，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就是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维方式斗争的历史。所以无论你怎么说，都会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进步国家解读为霸权并与之坚决斗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同时也是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是同一个基础———商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超越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由商人的出现所促成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的资本。”由商人的活动产生了商业和工业，同时现代自然科学形成了，马克思说：“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自然界将会发生巨大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没有了。”

对商人的重视不仅是在马克思那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出现都是跟商人有关的。佛教是与商人相伴随或相互依赖的宗教，佛教典籍中的“给孤独长者”就是大商人的意思，释迦摩尼成佛后就接受两个商人的供奉，给孤独长者在舍卫国买下祇林精舍赠送给释迦摩尼。佛教所建的戒律多是按照商人所需而建立的，比如禁止僧尼捉金银是指僧人不得与商人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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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经中对商人的推崇无以复加，阅读佛经会发现释迦摩尼与商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令人吃惊，记载比比皆是。大乘佛教的经典《维摩诘经》就是一位商人为教育或开示诸位菩萨而说的。为什么佛要让诸位菩萨去向一个商人请教？其原因就在于《维摩诘经》这句话：“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

也就是说，成佛的道路在现实中不是佛法本身所说明的那些思维原则，而是要通过实践，也就是说，成佛不是思想活动所能达到的，而是现实中的活动。

同时要知道，语言与思维之间差异很大的，只能是尽可能的近似的表达而已。尼采说：“语言正是通过撒谎来发挥作用，亦即通过否认实在的相异性，并捏造虚假的相似性来发挥作用。”所以《金刚经》第二十一品有：“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但是总是需要用语言表达的，但使用什么语言就要有讲究。例如释迦摩尼绝对禁止用梵文解释佛学，原因在于梵文是婆罗门的语言，其语言形式和词汇中的空话、套话、大话过多，因为婆罗门是统治阶级，其语言是美化的，正如《道德经》所说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所以佛告比丘：“吾佛法中不与美言为是。但使义理不失，是吾意也。随诸众生与何音而得受悟，应为说之。”（《毗尼姆经》卷四）也就是说，佛法用大俗话说就行，随方便，所以佛说：“听随国俗言音所解，诵习佛经。”（《四分律》卷五十二）

因此，佛法与成佛不是直接关系，同时成佛也不是直接可以通过佛法而直接寻求、领悟、或找到的，而是一条相反的道路，即实践的道路，而在实践中的领悟只有在交换关系中才是可能感受到的，而商人正是处于这一关系中的人。所以人类文明诞生在城市中，中国的“百家宗师”姜子牙生活的城市，考古学发现那曾经是亚洲最大的城市。耶稣和穆哈默德也是，而且穆哈穆德就出生在商人家庭，他自己就是商人。

基督教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加尔文提倡并鼓励通过财富生产荣耀上帝，为资本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宗教基础，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进而让自然科学出现在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把农民失去土地转变为无产阶级，把农村的凋零，失去生活保障出卖自身视为资产阶级的历史性功勋，是人类的解放形式，而且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唯一道路。所以马克思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路”，即事物的二重性。用尼采的话就是：“最大的恶属于最大的善，这便是创造！”马克思指出只有人的贪欲才能为无产阶级解放开辟解放的道路并奠定现实的基础。这与《维摩诘经》的：“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的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马克思把商人推到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中的绝对推动力的高度，并把人类进步与商人等同，他指出：“在进步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商人，社会则是商业社会。”

康熙在1690年曾为天主教题写了“万有真原”的匾额悬挂在北京天主教堂内，他写下“西洋人心最实，皆因学问有根也。”但如何才能让让学问有根他却不知道，其实很简单，就是释放出人的功利心才能有根，才能有社会利益。西方功利主义学说的代表边沁的被马克思赞赏的原因就在于边沁所提出的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利益”，“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