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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是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者吗？（3）
而“马克思主义者”从广义上来说，只要你认为经济因素是决定性因素，你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与支持或反对马克思主义、有神论、无神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这些区别在马克思理论中已经获得了解决，没有这种问题。至于你怎么看经济问题是理论区别，是个历史问题，不是个人之间的看法区别问题。（后边讲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会看清这个问题）
从现实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要集中在科学界和哲学界，同时，许多自称和欣赏马克思主义者的来自宗教领袖，如梵蒂冈教皇方济各、佛教领袖达莱喇嘛等等。在政治领域，从英国首相撒切尔、美国总统里根、克林顿、奥巴马、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施罗德等等，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但有个新名称——新自由主义，或第三条道路。即走一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道路。
90年代后期，欧盟十五个成员国中除西班牙和爱尔兰外，其它十三个国家都由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领导的组成联合政府执政，2000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开始推行开始推行类似路线的政策，称之为“Nueva Vía”，工人党的领袖萨帕特罗在2004年至2011年担任西班牙首相。中国在经济上的高速发展可以说是搭上了欧美“第三条道路”的时期，即提供给中国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避免了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但“第三条道路”被认为是失败的，西方已经反思，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冲突可以说就是西方对第三条道路反思的结果，这已经不可能获得改善了。
说到这儿，就要提到中国学术界长久以来有一个误解，严格说是学术不端，即认为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比如他们认为哈耶克的学说影响了里根和撒切尔。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哈耶克是反社会主义的，那必然是反马克思主义，这种严重的误读就是由于不知道德国的历史，也分不清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由于这两点，中国这些不学无术之徒把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之义。
但哈耶克知道因为马克思是自由主义精神的集大成者和对民主制度的坚决捍卫者，这是一切专制统治者最恐惧的，因为在这种理论面前，任何狡辩都会被打出原形。所以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说：“在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论的社会主义指导着德国劳工运动的时期，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因素一度隐入幕后。”
德国纳粹即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的上台是反马克思主义势力的胜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所导致的失败。正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杰出的德国史学者威廉·谢里登·阿伦指出的：“社会民主党是非革命政党（实际上，它只支持维持现状），马克思主义只是理论上的。”
这个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多次批判过的，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懂得，只有社会革命才能推动资产阶级制度发展并同时推动资产阶级发展，才有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如果只是取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在议会取得权力，即恩格斯说的“议会迷”，那只能走向失败，对于德国来说是为专制开辟道路。
历史证明，德国社会民主党恰恰就失败在这个地方了，正如威廉·谢里登·阿伦说的：“尽管社会民主党使用的表达方式让它看起来像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它并不是。因此，社会民主党受到了双重阻碍，当社会革命是捍卫民主的最佳方式时，它并不愿意成为革命性的党派，而另一方面，它的革命传统注定了只能寻求或者接受工人阶级的支持。而且，社会民主党捍卫民主制实际上就意味着捍卫现状，而绝大多数的诺特海姆人都认为现状就是国耻和经济崩溃。”（威廉·谢里登·阿伦《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
所以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也指出：“它们得势决不是资产阶级的缘故，而是没有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缘故。指导上一代的德国统治者的那些学说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主义，而是反对它里面的自由主义因素，它的国际主义和它的民主主义。正是由于这些越来越明显的因素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指国家社会主义）的障碍，左翼社会主义者才越来越接近右翼社会主义者。把一切自由主义的东西从德国赶出去的正是右派和左派的反资本主义势力的联合，是激进的和保守的社会主义的融合……”by@小童看天下 #童老师的新文章#
第八个问题：中国的宣传为什么全面被动？（1）
答：因为宣传的基础是建立在一系列落后的文化、错误的理论和假设上的，所以越努力，越糟糕。
一、从文化方面看，中国人有个错误的认识———即“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实际上恰恰相反，历史告诉我们——“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的是闭关自守，但恰恰具有保存、发展和凸显各民族特色的功能。资本主义越发达的国家，包容性就越强，多样性就越充分。比如，在美国有上百年的唐人街，但在俄罗斯、朝鲜、伊朗、阿富汗能看到唐人街吗？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文明的发展，各民族的文化在这个文明的基础上才更能得到更大的发展，例如日本文化在全球的影响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基础上走向世界的，如果日本是一个像朝鲜一样的落后封闭国家可能吗？因此，文明和文化不是对立的，而是在异化和异化的扬弃中发展的。尼采说：“文化与文明的顶峰是彼此分离的，对于这两个概念的对抗，人们可不能弄糊涂了。”
所以把儒家思想及其代表孔子推向世界这事就是极其愚昧的行为，因为西方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等等就是不断的反对类似的这种思想观念的，所以在西方国家看来，推广孔子不是摧毁他们几百年以来的革命成果吗？日本也是这样认识的，例如明治维新的思想家福泽谕吉说：“一个国家社会，若儒术越发达，儒学愈兴盛，只会造成更大的恶，人们的智慧德行每况愈下，恶人与愚者大增，祸患无穷。”
尼采说：“整个历史其实就是对所谓的“伦理世界秩序”之定律所做的实验性排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对以往道德观念的不断否定的过程，与科学发展遵循相同的规律。
所以爱因斯坦对科学思维形式指出：“它为建立它的贯彻一致的体系所用到的概念是不表达什么感情的。对于科学家，只有“存在”而没有什么愿望，没有什么价值，没有善，没有恶；也没有什么目标。只要我们逗留在科学本身的领域里，我们就决不会碰到像“你不可说谎” 这样一类句子。追求真理的科学家，他内心受到像清教徒一样的那种约束：他不能任性或感情用事。附带地说，这个特点是慢慢发展起来的，而且是现代西方思想所特有的。”所以《共产党宣言》这句话：“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是一个对科学描述人类解放历史过程的表达，与爱因斯坦和尼采是一样的意思。
孔子的学说既不是哲学也不是科学，而且恰恰相反，这种学问是反科学和反哲学的道德说教，也就是梁启超说的，儒家学问主要问题是没有知识，也不可能产生知识。尤其是宋朝之后的儒家，那学问之低更是低到极点了，以至于谭嗣同说：“地球上无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仪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
正如黑格尔说的：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其他民族里也能找得到。”
即便是中国的一些所谓儒学大师也是这样的看法，例如儒学八大家之一的张君励说在《中国新哲学之创造》中说的：“梦想中国文化可以从原来的基础上增高……假定认为我国文化尚能保持四千年以来的继续性，这观念是完全错误的。”还有儒学大师熊十力和梁漱溟也承认：中国文化不成熟，是幼儿文化。
第八个问题：中国的宣传为什么全面被动？（2）
中国的宣传策略（也包括外交）简单来说，其思维基本上以中国的市场为诱惑，以经济力量为手段，以制度集中力量为优势，以军事力量为基础这些自信为出发点建立起来，然后用儒家思想包装所展开的宣传和外交活动。这种思维产生的后果只能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
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以全球化为基础的，而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是以美国为基础的，即美国是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围绕它的欧盟、英国、日本、加拿大构成一个世界体系。中国在其中并不是核心，而只是一个处于这个体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但不构成核心力量。但由于中国的体量和市场庞大被凸显出来而被人们误认为是全球化中的核心国家，实际根本不是。中国在战略上的误判就在于此。
因此，中美发生冲突就等于中国与全球化发生冲突，而不是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美国代表世界，中国改革开放的本质不是中国开放市场给别人，而是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所推动的改革，它的开放代表世界对中国的开放。所以在中国未加入WTO前，美国每年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是各国投资者的风向标，美国与中国达成WTO协议就代表中国与全世界协议的达成。这里要分清世界经济体系的演变。
1、国与国之间（international）的经济活动期间各国出口比例非常小，最高峰期，例如美国只有8%，日本也差不多这样，略高一点有限。周期在二战后到1970年左右。
2、跨国（Transnational）经济活动，即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形成，其特点是要脱离所在国的的政治，我们可以看到，1970年代后期出现香港、新加坡等小的地区、国家等作为跨国公司聚集区域的形成。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得益于跨国经济活动的繁荣时期。因此，不分清楚国与国的贸易与跨国贸易的历史变化是不能够认清问题的，是会产生外交上的被动。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对于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而言，美国的政治动向和经济发展是唯一具有世界意义的。所以他指出：“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紊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安年科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第52页）千万要知道，这完全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认识，而是科学的认识。
马克思对美国作为资本主义核心，以及由这个核心所组成的西方世界所推动和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将使全人类必然在这个体系中获得解放的原理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从属于西方”对于中国人的自信心而言很难接受，也拒绝接受，但实际恰恰相反，“从属”是指联结在这个体系中并在这个体系中发展，但谁都不能违背或破坏这个体系的规律。至于谁在体系中取得好成绩，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或者说人权的发展水平。因此人权不是生存权、发展权之后的发展，恰恰相反，生存权、发展权是由人权的发展推动的，正如《共产党宣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中，个体是科学的基础，没有研究集体的，社会科学也是如此。
那么同样，资本主义规律的根本是以个人的发展为基础的，不可能是别的。当然，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和初期表现出的残酷性让人产生了相反的认识，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就是如此，科学的理论就在于发现这一点。因此马克思指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管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安年科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第43页）
第八个问题：中国的宣传为什么全面被动？（3）
因此，当美国调整生产关系时，全世界发达国家都必然跟随美国，虽然各个国家在中国有不同的利益，但形成在华利益的基础条件在美国，而不在中国。中国市场再大，但并不掌握生产关系。比如日本、德国在华利益再大，它也不能得罪美国，美国如果撤梯子，他们立刻就会走。因为他们不会为了中国一个市场而丢掉全世界的市场。
这也是美国法律能够在世界拥有长臂管辖权的原因。在美国，美国法律是高于国际法的，同时，美国适用的国际法必须与美国法律一致，也就是说，不符合美国法律的国际法不被承认，符合美国法律的国际法才会被接受，这就是著名反美斗士乔姆斯基说的：这个世界就是美国说了算。
但是，这种强权却不是不可战胜的，恰恰相反，它的内部就创造对抗的条件，即人权的发展和要求。所以它对保护人权的国家没有办法，而对侵害人权的国家必须作出回应，这不是美国政府想不想回应的问题，而是它的社会关系本身就要求必须回应，不回应内部就产生政治危机。
例如越南战争时美国国内强烈的反战情绪导致美国政府不能把战争进行下去，最著名的反战游行就是1970年5月爆发的全美学生总罢课，这是美国历史第一次全国性学生运动，美国电影《阿甘正传》就有这一幕场景。
如果马克思恩格斯能看到这一幕该是多么欣慰。正如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指出的：无产阶级的责任要“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这里需要知道关于人权的理论意义。比如，美国确实存在着种族歧视，但要看的是种族歧视表现在哪个方面，即，它是一个政治制度问题，还是社会关系问题？如果是政治制度问题，就通过政治斗争解决；如果是社会问题，就要通过经济发展去解决。显然，现在美国在政治制度中不存在种族歧视的制度，问题发生在社会实际的生活中，因此这是一个经济问题。
例如美国早期的奴隶制度就是一个经济问题。黑人是奴隶，但奴隶不是黑人，黑人就是黑人，之所以成为奴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就像黄金本身不是货币，房子并不是房子的价格都是同一个逻辑关系。因此，关于人的权利的政治斗争必须通过经济发展解决。所以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中指出：“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从6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在经济上支持和促进多元文化发展，例如福特基金会取消了对大博物馆、乐团和博物馆的资助，转为支持黑人社会的嘻哈乐队。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都把推动多元文化作为自己的目标。
因此，对美宣传靠指责美国这些问题，不仅不能得到美国人民和其它国家的支持，还会引发更加强烈的反感。“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软实力》一书中说：“在自由社会里，政府不能也不应该控制文化。实际上，这种文化管制的缺失本身就能产生吸引力。捷克著名电影导演米洛斯，福曼提到，政府曾经引进美国电影《十二怒汉》(Twelve Angry Men)，因为该片是对美国制度的严酷写照。但捷克知识分子看完电影 后心里想的却是，“如果这个国家能拍出这样的电影来挖苦自己，哦，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肯定心存自豪并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这个国家一定足够强大，而且很自由。”
在对美国各个方面的批判上，没有人比美国人自己批判的更严厉，揭露的更充分了，包括阴谋论。而且号召美国人民武装推翻美国政府的书都可以正式出版，例如蒙大拿民兵组织出版的《M OD》就是教人如何与美国政府作战的，书中有详细的攻击行动计划，包括攻击联邦大楼，绑架官员，杀死警察等等教程。FBI想禁止该书出版告到美国联邦高院，但败诉了，高院判决是允许公开出版。
所以，就中国那些小宣传伎俩对美国人起作用吗？反而让人反感，水平太低嘛。
第八个问题：中国的宣传为什么全面被动？(4)
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宣传是“外宣内宣化”，实际上中国外宣一直都是这样，用内宣的方法搞外宣，再“转载”回国内，即“出口转内销”，只不过这些年来网络信息发达，这种特点被“发现”了而已。由于这种宣传形式不懂历史和理论，所以对西方国家的人民情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用内宣的方法搞外宣最戏剧性的事是朝鲜战争时，中国在战俘营对美军战俘的宣传是，你们都是为华尔街资本家、帝国主义打仗当炮灰等等诸如此类的宣传，结果美军战俘认为这是对他们极大的侮辱，结果暴动了。
因为从历史角度上看，西方30年代一50年代正是马克思的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吸引年轻人的时期，在英国精英教育中有些人就信仰的国际主义了，例如英国许多豪门家族子弟，如拉蒙特家族、惠特尼·斯特雷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的大卫·洛克菲勒的就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今天到洛克菲勒大厦去参观，可以看到从一层到顶层都是工人阶级的照片，销售的纪念品也都是工人阶级形象。顺便提及，川普上过的纽约福坦莫大学被誉为美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摇篮。
美国在罗斯福新政之后不再是以前的列宁之前的哪种资本主义了，正如美国人在面对苏联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时说的：你们批判的是20世纪初期之前的美国，而不是今天的。但是由于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把美国人弄蒙了，所以美国人要和苏联区分，讨论自己是什么制度，也就是既不承认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同时也不承认是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1951年，美国《This week》杂志向全国征集替代“资本主义”的新制度名称，但最后也没想出来。也许这样更好，30年代美国总统候选人诺曼·托马斯说过：美国人民不会主动采取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名称，但会以“自由主义”的名义采纳社会主义纲领中的每个片段。
海明威的著作《第五纵队》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例如其中的人物陶乐赛·勃里琪丝就是代表这些人。同时英国的贵族学校也是如此，例如一个印度上层的家庭中的四个子女在英国伊顿公学受教育，其中三个成为共产主义者，其中一个担任了印度军队第四任总司令。很多人不知道印度独立后在1950年1月实行的印度宪法开篇即指明：“我们印度人民已庄严决定，将印度建成为主权的社会主义的非宗教性的民主共和国。”
从情感上讲，美国军队的传统是国家军队，人民孕育的教育制度。到今天为止，美国军官现役军官中几乎一半是民间培养的，即ROTC体系，ROTC是以塑造优秀公民并为军队培养合格军官为宗旨，50年代前比例更高。
在二战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四个儿子都参军。罗斯福总统的堂弟，即老罗斯福总统的三个儿子小西奥多·罗斯福是在诺曼底抵着拐棍登陆，是第一个登陆的将军，同时，他的儿子昆汀·罗斯福二世的登陆地点是被称为“人间地狱”奥马哈海滩（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再现的就是这个地点）。一个月后小西奥多·罗斯福在一辆缴获的德国卡车中看着儿子昆汀还活着然后闭上眼后去世。后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是上阵父子兵，马革裹尸还的真实写照。他的儿子“昆汀”这个名字是纪念自己在一战中牺牲的弟弟，美军飞行员昆汀·罗斯福。
因此，靠坚持和说明自己是正确的、善的、正义的一方，别人是错误的、恶的、邪恶的一方，完全不符合事实，也必然召来极大的反感，因为从历史和情感上都站不住脚。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本身就是西方的产物，是建立在资本主义这个坚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不能拿这种概念去对抗，而要在理论和实践中正确理解历史的必然性。妄图或想象自己是站在“道义”立场上批判现实的要求只会碰的粉身碎骨，而且也不能自圆其说。
比如《环球时报》胡锡进把阿富汗塔利班称为中国的好朋友这事。且不说塔利班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仅塔利班因为阿富汗共产党总书记纳吉布拉信仰共产主义、无神论，就当众对纳吉布拉实施阉割并处死的行为去看，《环球时报》这种宣传是什么性质？这无非是塔利班是美国的敌人，那么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意思，恩格斯说过：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是极其幼稚的行为。
同时，以“道义”立场和诉求面对现实的要求，就会再现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对中国的看法：“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的题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587页）
第九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欧陆哲学、英美分析哲学，以及宗教、尤其是佛学和中国思想区别。（1）
答：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就终结了哲学，正如欧陆哲学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和英美分析哲学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哲学终结了。在他们之前，尼采早就宣告“上帝死了”和“重估一切价值”。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它哲学家的评价，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萨特也宣告：“马克思哲学是不可超越的哲学。”西方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也指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这种“不可超越性”也包括佛学、神学、宗教思想以及各地方文化和思想，以至于达濑喇嘛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现代印度佛教改革就是借鉴马克思理论所进行的。
马克思没有反对过宗教，他只是指出宗教在现实面前是无力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不是对宗教的否定，恰恰相反，他肯定了宗教对人在的精神世界中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否定了宗教在现实世界的积极意义，即在现实世界中，宗教是消极的、无力的。因此，宗教不是靠反对而消亡的，在马克思看来恰恰相反，他指出宗教的消亡是通过宗教的自由发展而消亡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具有这种功能，即改变了的社会关系本身就推动宗教消亡。历史证明了马克思是正确的，在今天，欧洲大量的教堂已经倒闭，其建筑已经没有宗教上的意义，仅伦敦就有500座教堂变成了餐馆、酒吧。
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就正确的指出，马克思并没有给宗教信仰扣上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帽子，而是恰如其分地一面承认宗教作为被剥削者所受苦难的抗议的性质，一面指出它只能是一声叹息而已。赵朴初之所以能正确理解马克思的话，是由于佛学在其思辨形式上与马克思运用的辩证法是相同的，即否定和肯定的同时展开。
顺便提及一件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记录了他与毛泽东见面时关于辩证法的对话。1958年6月30日，赵朴初陪同毛泽东会见胡达法师率领的柬埔寨佛教代表团。在等待客人期间，毛泽东问赵朴初：“佛经里有些语言很奇怪，佛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佛说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先肯定，再否定，再来一个否定的否定，是不是？”赵朴初回答说：“不是。是同时肯定又同时否定。”可惜这个对话没有进行下去，客人来了。
从这件事反映出。毛泽东显然不理解辩证法。从毛泽东的全部著作去看，没有辩证法的运用出现，因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对交换关系的研究。当然，毛泽东本人也承认自己不懂，他说：“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9页）
另外也要知道，“三个世界”理论最早是英国物理学家，生物学家、马克思主义科学家贝尔纳在50年代从科学角度上对政治和经济体系在地理上进行划分而提出的，他说：“今天的世界很自然的分成三个地区，可以叫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旧殖民地区。”（《历史上的科学》）该书在中国出版是1959年 ，显而易见，比要早于毛泽东提出的70年代，当然有一些区别，但在理论框架上没有区别。
第九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欧陆哲学、英美分析哲学，以及宗教、尤其是佛学和中国思想区别。（2）
回到正题。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就其形式而言就不可能有决定意义的发展和进步，这是历史决定的，不是谁的聪明的脑袋就能发现的，也就是说在历史没有发展到一定阶段，即提供条件，或者说现实与人们的意识之间没有发生深刻的冲突之前，就不能产生思想的进步和哲学的变革。这是由于所有论证都要基于历史所创造出的条件进行，而历史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佛学上有不可说论、在数学上有哥德尔提出的不完备性定理、量子力学上有海森堡提出的不确定性定理，在哲学上赫胥黎提出的不可知论，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在每一个稍严肃些的哲学问题中，不确定性都深达问题的根源处。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好，学习某些崭新的东西。”（《维特根斯坦文集》第八卷第188页）
因为用已知求未知，用有限求无限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在这个时代哲学已经走到了尽头，哲学几千年以来的错误就在于用已知研究未知。海德格尔的这种认识对于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而言都是一样的。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哲学的话，那可以称之为“革命的哲学”，而不是“哲学的革命”，因为他对黑格尔的颠倒代表的是对整个西方哲学的颠倒，而不是对黑格尔个人的思想而言的。所以海德格尔说：“由马克思所已经完成的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已经进入它的最后阶段。”（海德格尔《本体论研究》第516页）
马克思对哲学的颠倒首先在于认识到，“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一切个体器官……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简单而言，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人通过劳动改变环境而生产自身，人是历史生产出来的。
这种认识首先来自黑格尔，马克思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失去对象，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成果。”
这在自然科学中并不复杂，是个常识。自然科学的研究空间介于触觉和视觉之间的中间，它没有声音、颜色等等人类能感知的一切，例如人眼看到的颜色不存在于物理世界，颜色是除了空间的和时间的不均匀性以外的光的一种特性，即光的辐射能刺激视网膜而引起观察者通过视觉而获得的景象。
大家熟知的《心经》中也这样认识：“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中国的老子也是这么认识的，他把这种思维总结为“无为”，在古语中“为”通“伪”，即“无伪”的意思。简单而言，人的认识只是对“道”，即物理世界自然规律的反应，这种反映出的认识是“伪”。而这种认识凌驾于人之上是一切灾难的来源。佛学的《唯识论》就是探讨这个问题的。
墨子说：“儒之道，足以丧天下“的根本就在于孔子是把这种认识，即“伪”，凌驾于人之上了。中国二千以来的苦难是儒家思想造成的，影响中国政治最关键是孔子这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被二千多年中国历史和世界各个国家历史所证明的个彻头彻尾的伪言，是中国每次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都导致失败的思想根源。中国反动派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与社会主义宗旨一样，甚至无耻的说“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理想一样。这纯属是不学无术，无耻的胡说。关于理论上的问题的解释以后再谈。
“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最大的失败案例是阿根廷。阿根廷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作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经济大国，在经历人民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时，总统胡安·多明戈·贝隆以“正义主义”为号召上台了。他采取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引进苏联计划经济为指导、将私企进行国有化的民族主义经济制度，即贝隆主义。
而美国则相反，采取了通过进一步推动或合理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打破了资本垄断的局面。正如《道德经》所说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
第九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欧陆哲学、英美分析哲学，以及宗教、尤其是佛学和中国思想区别。（3）
阿根廷和美国在历史转折中选择的不同方向反应的是一个民族在思想观念上的进步程度。物质进步和思想进步应当是同步的，但历史告诉我们，很多国家都不能理解和不能接受这个进步的思想，走上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崩溃的道路。
正如鲁迅对中国的情况的所说的：“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学来这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可惜维新单是皮毛，关门也不过一梦。……换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其实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鲁迅杂文集《热风·四十八》）
因为这种进步的思想在现实中的表现却与过去的道德、文化观念、传统习俗、宗教思想相反，它是残酷的，正如《共产党宣言》对一这进步思想所产生的伟大革命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的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牵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共产党宣言》这段话，读者如果没有一定的历史和哲学的基础，那么马克思这段话就会被认为是贬义，其实恰恰相反，是褒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伟大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开辟的全人类解放道路给予的高度赞扬。所以马克思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93页）
这个相反的道路对于许多人来说，尤其是过去一百多年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来说，是一个不容易跨越的关口，因为这种跨越是痛彻心扉的，这需要摧毁我们人类过去所有的道德观念和常识，只有以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的大无畏的信念去跨越它，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不仅是历史跨越，更是思辨形式的跨越。因此马克思指出：“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向在地狱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拒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1页）
但是跨越这个关口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传统的力量是无处不在的，并且传统的力量向来是以拥有崇高的理想而骄傲的。但是科学的进步就是持续的摧毁传统，并在这个基础上重建起更高尚的道德，并把过去人类所有理想加以实现的历史过程所以恩格斯说：“你是科学家，你就没有理想，你就去研究出科学的结论，如果你又是一个有信念的人，你就为实现这些科学的接近而战斗。但是，如果你有理想，你就不能成为科学家，因为你已经有了先人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98页）
——科学是人类的解放者！
第九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欧陆哲学、英美分析哲学，以及宗教、尤其是佛学和中国思想区别。（4）
说分析哲学是英美的并不恰当，因为美国的哲学是实用主义哲学，这是由于它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因此美国不需要经历欧洲大陆在哲学上的反思，它是全新的国家，只需要专注于实用的或实际的问题，正如它在外交上的孤立主义传统。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变了美国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美国对哲学的逃避态度开始被来自欧洲大陆的理论所吸引，例如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新实用主义大师理查德·罗蒂，就是一面采取分析哲学的方法，一面吸取欧陆哲学的思想。
在马克思看来，思想和语言都只不过是被历史所塑造的，“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看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是思想和还是语言都不能组成独立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
比如当我说红色时，对方能够理解是由于见过红色，语言本身是不能描述出红色以及任何颜色的，因此思想和语言都是建立在双方共有的经验的基础上的共识。没有这种共同的经验，思想和语言本身是不能够达成共识。因此哲学本身不能提供改变世界的方法，虽然在那里产生了逻辑学、数学、几何学等等，但真正的科学只有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后才真正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果。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所说的：“在哲学的实现中有一种关系与世界相对立，从这种关系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个别的自我意识永远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9页）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无非哲学就是这种表现。
哲学以及哲学的各种区别在马克思看来都属于“幻影”。马克思一方面认为哲学是“幻影”，正如马克思在给她女儿劳拉的信中引用了阿拉伯人的一个小寓言所表达的：有一个船夫准备好在激流的河水中驾驶小船，上面坐着一个想渡到河对岸去的哲学家。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哲学家:船夫，你懂得历史吗? 船夫:不懂!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了一半生命! 哲学家又问:你研究过数学吗? 船夫:没有!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生命。 哲学家刚刚说完了这句话，风把小船吹翻了， 哲学家和船夫两人都落人水中，于是船夫喊到: 你会游泳吗? 哲学家不会! 船夫:那你就失去了你的整个生命!
但同时马克思也承认，“幻影”是一种力量，正如一切封建专制都反对哲学。因为哲学是自由主义的精神表现，它必然要求自由，也必然具有号召人们争取自由的力量。过去，哲学赋予了资产阶级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中进步的力量，今天，无产阶级要接过斗争的武器实现自身的解放。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哲学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表达，无论它如何演变，它都不能脱离历史中产生它的基础，即以站在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立场上去表达对世界的控诉和建立一个公平正义世界的梦想。过去这种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在封建专制那里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基础，它掩盖了在这些美好的言辞下的残酷现实。
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这种幻想砸碎，资产阶级革命将这种幻想下所掩盖的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和剥削消灭，代之以公开的形式在商品生产中进行，这是资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功勋。但是当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它退回到或有可能退回到过去政治的、宗教的幻想，并通过这些幻想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统治描绘为永恒的王国。
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接过资产阶级的武器——自由主义精神；同时用民主手段推动资产阶级制度的全面完成。因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彻底完成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正如恩格斯说的：“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的实现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彻底实现的基础上的，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完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顶点的必然结果，同时，无产阶级专政的出现代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消灭，这种对立的消灭同时也是无产阶级自身的消亡。
然而，反动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所以反动就在于他们依然站在了过去的立场上，即站在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立场，而没有站在全人类解放的立场去看待全部历史运动，没有通过研究资本主义去得出科学的方法，而是直接反对资本主义。他们把社会正义看做通过分配与再分配去实现，而不懂得社会正义恰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实现的。因此，他们既不能达到资产阶级的理论水平，也就更达不到无产阶级的理论水平了，这是由于他们反对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同基础——资本主义。
第九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欧陆哲学、英美分析哲学，以及宗教、尤其是佛学和中国思想区别。（5）
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三大宗教的区别，就能看出现代社会的问题。首先，耶稣、穆哈穆德、释迦摩尼都不是这三个宗教的创始人，也就是说，他们在世时并不是宗教，恰恰相反，他们都是反宗教的，成为宗教是他们之后的事情。从他们思想中的阶级立场就能看出资本主义为什么产生在西方，以及当今中东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宗教问题等等。所以通过阶级关系概括出来就很容易理解。
概括能力是一切学术工作最重要的能力，中国有句俗话：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不会概括靠看书学习知识会累死的，即史学大师吕思勉说的“若要盘驳，性命交托。”马克思把一切历史都称之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最高抽象的概括，宗教的学说直接反映出阶级关系及其斗争的形式，并不复杂。
三大宗教都是阶级关系的反应，严格说，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区别在于立场的不同。
（一）基督教：耶稣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立场，反对统治阶级的祭司贵族和富人。例如他走进耶路撒冷圣殿，赶出一切生意人，推倒圣殿中生意人的桌子和凳子，斥责祭祀把圣殿变成贼窝。他每天白天就去圣殿教训这些人，晚上再找地方躲起来。所以《圣经》中有句话：“ “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变了基督徒对财富的看法，以《圣经》的亚伯拉罕是个大富翁为说明，指出财富不是罪恶，而是蒙恩的标志，提倡在世俗社会中追求个人成就，以荣耀上帝。由此打破了教会长久以来对信徒教育的安贫乐道的传统，为资产阶级追求财富提供了神学基础。因此加尔文思想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些信徒为荣耀上帝在追求财富的同时，以勤劳、简朴、积极向上、乐于助人为光荣；以奢侈、浪费、不劳而获为耻辱，为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写照，所以马克斯·韦伯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去说明这个问题。共产主义原则中的“按劳分配，各取所需”就是出自新教徒，也是清教徒到达美国后在定居点盟约中的一条。
例如美国银行家、摩根集团创始人乔治· 皮博迪就是这种精神的表现，他出身贫苦，拥有巨额财富，但一生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其慈善行为令人惊叹。法国作家雨果曾评价：“这个世界上，有充满恨的人和充满爱的人，皮博迪属于后者，正是在这种人的脸上，我们看到了上帝的笑容。”
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代表其慈善捐献总额从1980年起统计，除个别年份外，每年都高于其GDP增长，2020年达4714亿美元，除此之外美国人做义工的人数极其庞大，每年为社会提供约一百亿小时的工作时间，其价值超过2000亿美元，政府设有“总统义工奖”，以表彰其中的优秀者。
（二）伊斯兰教：穆哈穆德是站在各氏族部落之间解决纠纷的仲裁人的立场，被委托为在各部落之间行使检察和司法权力的人，是统治阶级思想。所以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这在他的时代是进步的。
穆哈穆德在世时是没有教义的，《古兰经》是在他去世后总结出来的。其《古兰经》的“定本”是在奥斯曼任哈里发期间，由于叙利亚和伊拉克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战役中为经文读本发生争执后，军事长官侯宰法建议奥斯曼下令审定的。安拉是作为超越血缘关系和部落之上的一种存在，是阿拉伯人的一位古老神灵，穆哈穆德把人们所需要遵守的德行都以安拉的名义说出，例如安拉有99种美名和品德，由此把信仰、义务和行为统一起来，这是适合当是阿拉伯人的氏族部落林立的社会状况的。由于这种思想形成的社会稳定性，阿拉伯世界保留了欧洲已经失传的许多古希腊思想的书籍，为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做出了贡献。
所以，伊斯兰国家是政教合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古兰经》既是宗教教义，又是政治思想，解决社会矛盾靠宗教，解决宗教问题靠政治。而政治又是看谁拥有《古兰经》的解释权，因此伊斯兰国家之间斗争往往的教义之争，而教义之争的背后实际是利益之争。例如沙特暴富后就去建立一些组织去掌握话语权，例如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而在以前沙特这种国家在穆斯林世界根本没人理。
因此资本主义发展所要求在制度、思想、观念、法律等一切方面的变革对伊斯兰的宗教观念冲击巨大，在获取财富的方法和教义的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当社会矛盾冲突巨大需要宗教时就走向极端，而走向极端时会引发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冲突，进而引发战争，因为无法实现政教分离。而无法分离就不能产生代表阶级利益的政党，正如马克思说的：“没有党派就没有发展，没有区别便没有进步。”所以他们的任何政党都是徒有虚名，因为它们都不能违背《古兰经》，这种问题的解决只能靠历史规律去教育和改变他们了。
第九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欧陆哲学、英美分析哲学，以及宗教、尤其是佛学和中国思想区别。（6）
（三）佛教：释迦摩尼（姓：乔达摩，名：悉达多）的思想既不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也不站在被被压迫人民立场，而是在两者之间。在他之前，有两大对立的思想体系——即以西方旁遮普为据点的婆罗门思想体系，和以东方摩揭陀为据点的沙门思想体系。 这两个分别代表着统治阶级思想和被统治阶级思想。
有些人说佛教是沙门体系，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因为站在一个立场，那么就意味着有一个相对的立场，因此是“入二”，这是佛学大忌。释伽牟尼的思想基础是——苦、集、灭、道四谛，也是佛教各派的共同的基础教义。“谛”是“实在”的意思，而实在是各种关系构成的。简单说就是：
1、“苦谛”是由于人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等等。
2、“集谛”是苦的来源，即“五蕴”——色受想行识；十二因缘——眼耳鼻舌身口意，色声香味触法，等等各种因缘构成的关系。例如“死缘”因为有“生缘”，而生缘因为“有缘”，即人活动的需求；而“有缘”是因为“取缘”（贪欲），而“取缘”是因为“爱缘”（欲望），而“爱缘”是因为有“受缘”（感受），而“受缘”来自“触缘”，即眼耳鼻舌身意，“触缘”来自“六入缘” 即人的人的肉体与精神的活动；而“六入缘”来自“名色缘”，即来自人的活动面对的一切现象。“名色缘”来自“识缘”，即来自颠倒的认识；而“识缘”来自“行缘”，既来自错误的行为；而“行缘”来自“无明”，既愚昧无知。
这个部分在西方现代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现象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各学科都有更好的解释。
3、“集谛”的解决是“灭谛”，也就是只有达到“涅槃”才能消除这些烦恼，“贪欲永尽，瞋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是名涅槃。”（《阿含经》卷一八)但涅槃不是死，而是一种个人清净的状态，在古希腊思想中也有同样的说法。很多人把涅槃理解为一种消极态度是错误的。
4、涅槃的方法在“道谛”，即修行的方法，例如八正道，戒定慧、禅定等等。中国很多所谓“高僧大德”和所谓“居士”，最多也就是个佛教爱好者，实际上学的是修行方法，而不是佛的智慧。我给大家说，中国现在没有高僧大德，一个也没有。
必须知道，佛学不是消极的学说，跟《道德经》一样，是勇猛刚进之学说。所以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不会把这种学说当作治国之道，在唐朝以前僧人见皇帝是不跪不称臣的，《资治通鉴》中记载唐太宗说佛教是：“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所以五祖给六祖惠能传法后说：“昔达磨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惠能之后，中国佛法就断绝了，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玄奘之所以受唐太宗礼遇，是由于玄奘说佛教要“依国主而立”。
明清时期很多修行居士佛教的文人，敢于痛斥儒家思想、批判皇权、舍身取法。如明代李贽有痛斥儒家的著作《藏书》，他面对儒家的围攻，说：“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面身不可辱” 。还有方以智、黄宗羲等诸多大家。晚清居士佛教的代表人物是谭嗣同，以湖广总督之子的身份舍身取法，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篇。龚自珍对儒家文人以孔子的话为依据批判到：“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在皇权时代，这些人的勇气可见一斑。
第九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欧陆哲学、英美分析哲学，以及宗教、尤其是佛学和中国思想区别。（7）
（四）中国思想。
简单过一下得了，以前说很多了。可以清晰的看到，基督教教义是被压迫人民的立场；伊斯兰教教义是统治阶级立场；佛教是利己主义立场。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不是以上三种，而是以被压迫者的身份，站在统治阶级角度，这种立场只能是一个追求——当官。所以孔子说：“出则事公卿”，他的学生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孟子讽刺的说：“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出疆必载质。”
所以儒生把当官视作光宗耀祖的事情，既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历史中，儒家从没有为苦难的人民争取过一丝权利，每次改朝换代都是争相向皇权献媚，为争官打的不亦乐乎。中国但凡有作为的人物都看不起儒家，如秦始皇、汉高祖、曹操、唐太宗、宋高祖、忽必烈等等。我举两个在儒家文化正反两位人物的例子看看。
曹操是墨家，他的《度关山》：“天地间，人为贵……兼爱尚同，疏者为戚。”“兼爱”和“尚同”是墨家主张，其中“兼爱”的前提是“交相利”，所以他的《步行夏门行·冬十月》中有：“逆旅整设，以通贾商。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但他反儒，例如他著名的《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不要道德，不仁、不孝都没关系的主张，以及诛杀孔家二十世孙孔融全家，被儒家丑化为奸臣。毛泽东给予曹操极高的评价是有道理的。
文天祥是道家，自称“浮休道人”和“三了道人”。“浮休”取自庄子的“其生若浮，其死若休。”长子文道生”，次子文佛生”，所以他就义后，毕沅在《敬提文文山先生遗像后》说：“黄冠遁世悲无地，白刃飞头毕此身。”（黄冠，黄帝之衣冠的意思，道士的别称），为纪念文天祥，在他被囚禁的地方修建了道教大光明殿。儒家为了向自己脸上贴金，把文天祥算作儒家士大夫的楷模。实际上南宋灭亡时儒家士大夫的表现太不堪了，《宋史》记载道家的安世通、徐道明，饶松等人最后以身殉国，痛斥儒家士大夫卖国求荣的表现：“士大夫皆酒囊饭袋，不明大义。”陆秀夫向蒙古求和，称南宋愿意作为“侄孙国”向蒙古人称臣，但蒙古人没同意。
儒家什么德行不用我多说，因为关于这方面史料各个方面著作丰富，大家看看就能发现，中国历史中的汉民族决不是大家看到的和听到的这些，而是一部屈辱史，其中儒家的表现令人汗颜和不耻。比如儒家为当官曾在蒙古人面前的变现让忽必烈哈哈大笑说：“尔等皆回，务要竭力苦读，若果有才华，朕方能封官。”（《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孔府历代的“衍圣公“们更是毫无节操，卖身求荣，例如明朝的衍圣公孔胤植在顺治一年，即八旗军队还在征战时，就迫不及待的上《初进表文》；顺治二年上《剃头奏折》，这两个奏折的内容其肉麻和无耻程度到极点了。
而法家则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例如商鞅的《商君书》“强国弱民”的思想宗旨。因此，中国历史的表现是“外儒内法”，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所以清代的戴震说：“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望，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所以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没有产生哲学和科学的根源就在于，这种立场就不可能产生，因为它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正如《坛经》说：“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所以佛学认为人人皆可成佛，其原因在于人人具有真性，只是凡夫认识不到自己的“真性”所在。业力，即苦难是人与人之间不能够从自性出发而形成的果报，而不是神、天、上帝等等造成的，因此也就更不要说统治阶级了。所以《摩登伽经》指出：“夫世界者由众生业而得成立，何有梵天能办斯事。”（《大正藏》第二十一卷）
利己主义为出发点必然形成利他的思想，极大的利己就是极大的利他，这是因为利己是建立在交换关系中才能进行的，而在交换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必然要求大家遵守道德，所以中国的墨子思想宗旨是：“交相利，兼相爱。”老子的思想以前说过，这里就不再提了。
第九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欧陆哲学、英美分析哲学，以及宗教、尤其是佛学和中国思想区别。（8）
过去的历史产生了三大宗教，而现代的历史则以三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基础。当今世界的所有问题都产生于或以胚胎形式存在于这三大革命当中，这是过去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所证明并且也将不断的被未来历史所证明。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或历史科学的理论根基。
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发现，历史科学是解决理论困境的唯一道路。例如爱因斯坦和贝尔纳在充分探讨后认为，生物学和物理学缺乏“历史”这门基础知识。这是因为虽然哲学孕育了科学，但哲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科学的工具，如数学、逻辑学、几何学等只是工具。
正如量子力学奠基人、物理学家薛定谔指出的：“在知识的道路上前行时，我们不得不接受形而上学伸出的无形之手来引导自己走出迷雾，但又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防止它温柔的引诱使我们从正道滑向深渊。或者换一种方式来说：在推进知识的各种主导力量中，形而上学是先驱，它在一片未知的且不友好的领域上建立起前沿哨所；没有这些前沿哨所我们将无法前进，但我们都知道它们正暴露在极端的危险之下。重申一下，形而上学并不构成科学知识大厦的一 部分，但它却是脚手架，没有它就无法继续开展建造工作。”
哲学如果不能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就不可能为自然科学再提供推动力。所以海德格尔在《评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心理学〉》中指出“历史比一门哲学学科更为丰富，并且从中可以得到理解：按其意义而言，在哲学难题中的历史的东西源始地已然在此存在，因而哲学史与哲学体系的联系的问题便是一个不真实的问题，即使人们相信已经用形而上学的绝招解决了这个问题。”
哲学和自然科学现状，按照海德格尔说：到了“无家可归”的状态。因为马克思改变的是哲学和科学的基础，当自然科学再反过头来寻找一个基础时，却发现自身陷入了迷雾当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百年来基础科学没有取得任何进步，而都是学术上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后，英美法三国的科学家大量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求基础的现象，例如贝尔纳发表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德国数学家海森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法国数学家莱维发表的《关于社会发展的趋势》等等，这股潮流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但由于各门学科只是站在本学科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在同一个维度上去理解。而不在同一个维度是不能理解的。苏轼有诗：“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海德格尔在给让·波伏勒的信《论人道主义》中指出：“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维度中，所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比其它历史学优越。但由于无论胡塞尔还是萨特——至少就我目前看来——都没有认识到在存在中的历史性因素的本质性，故无论是现象学还是存在主义，都没有达到有可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种创造性对话的那个维度。”
《共产党宣言》开篇指出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科学的基础就是这一个，但什么是阶级斗争至今仍然困惑着人们的头脑，但是对于众多思想家和科学家来说，虽然不能充分解释出来，但马克思理论所显露出的对于科学的意义是意识到的，正如美国著名社会科学家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W.Small）说的：“马克思是社会科学史上少数真正伟大的思想家……就像伽利略在自然科学中获得一席之地一样。”
马克思开创的是科学的基础，而不仅是社会科学。理解并正确解释了他的理论就等于摆脱了我们今天依然建立在19世纪基础上的基础科学理论，从而为科学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对于中国而言，要想自存于世界，只有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之上才是可能的，民族才会有希望。如果还以天人合一、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等诸如此类的这种原始思想去认识问题，那就是一场历史性的悲剧。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儒家化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一场灾难。
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诠释的最好工具，它一方面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对哲学的超越之上，另一方面又建立在通过哲学在科学的实现之上，然而科学最终将不再需要哲学，这是由于随着历史的进程，人们最终理解了自己，完成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世界的关系全部回归到自己。而科学也必将成为每个人都能掌握的知识，从事什么只需要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这一切都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完成之上，正如马克思说的，到那时是人类史的开端，在这之前都只不过是人类的史前时期。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指出的：“我们不应忘记，区分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的界线早在一百二十年前已被马克思所跨越；这些伟大创举和伟大发现已记录在他的著作之中，已被纳入一种认识的概念体系之中，在这种认识的作用下，世界的面目和历史的面目已逐渐有了改变。我们时刻不能和不应放弃这一不可替代的成果和理论宝藏，它的丰富蕴藏我们至今远没有完全用完。”
第九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欧陆哲学、英美分析哲学，以及宗教、尤其是佛学和中国思想区别。（9）
过去的历史产生了三大宗教，而现代的历史则以三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基础。当今世界的所有问题都产生于或以胚胎形式存在于这三大革命当中，这是过去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所证明并且也将不断的被未来历史所证明。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或历史科学的理论根基。
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发现，历史科学是解决理论困境的唯一道路。例如爱因斯坦和贝尔纳在充分探讨后认为，生物学和物理学缺乏“历史”这门基础知识。这是因为虽然哲学孕育了科学，但哲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科学的工具，如数学、逻辑学、几何学等只是工具。
正如量子力学奠基人、物理学家薛定谔指出的：“在知识的道路上前行时，我们不得不接受形而上学伸出的无形之手来引导自己走出迷雾，但又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防止它温柔的引诱使我们从正道滑向深渊。或者换一种方式来说：在推进知识的各种主导力量中，形而上学是先驱，它在一片未知的且不友好的领域上建立起前沿哨所；没有这些前沿哨所我们将无法前进，但我们都知道它们正暴露在极端的危险之下。重申一下，形而上学并不构成科学知识大厦的一 部分，但它却是脚手架，没有它就无法继续开展建造工作。”
哲学如果不能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就不可能为自然科学再提供推动力。所以海德格尔在《评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心理学〉》中指出“历史比一门哲学学科更为丰富，并且从中可以得到理解：按其意义而言，在哲学难题中的历史的东西源始地已然在此存在，因而哲学史与哲学体系的联系的问题便是一个不真实的问题，即使人们相信已经用形而上学的绝招解决了这个问题。”
哲学和自然科学现状，按照海德格尔说：到了“无家可归”的状态。因为马克思改变的是哲学和科学的基础，当自然科学再反过头来寻找一个基础时，却发现自身陷入了迷雾当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百年来基础科学没有取得任何进步，而都是学术上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后，英美法三国的科学家大量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求基础的现象，例如贝尔纳发表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德国数学家海森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法国数学家莱维发表的《关于社会发展的趋势》等等，这股潮流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但由于各门学科只是站在本学科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在同一个维度上去理解。而不在同一个维度是不能理解的。苏轼有诗：“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海德格尔在给让·波伏勒的信《论人道主义》中指出：“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维度中，所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比其它历史学优越。但由于无论胡塞尔还是萨特——至少就我目前看来——都没有认识到在存在中的历史性因素的本质性，故无论是现象学还是存在主义，都没有达到有可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种创造性对话的那个维度。”
《共产党宣言》开篇指出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科学的基础就是这一个，但什么是阶级斗争至今仍然困惑着人们的头脑，但是对于众多思想家和科学家来说，虽然不能充分解释出来，但马克思理论所显露出的对于科学的意义是意识到的，正如美国著名社会科学家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W.Small）说的：“马克思是社会科学史上少数真正伟大的思想家……就像伽利略在自然科学中获得一席之地一样。”
马克思开创的是科学的基础，而不仅是社会科学。理解并正确解释了他的理论就等于摆脱了我们今天依然建立在19世纪基础上的基础科学理论，从而为科学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对于中国而言，要想自存于世界，只有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之上才是可能的，民族才会有希望。如果还以天人合一、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等诸如此类的这种原始思想去认识问题，那就是一场历史性的悲剧。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儒家化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一场灾难。
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诠释的最好工具，它一方面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对哲学的超越之上，另一方面又建立在通过哲学在科学的实现之上，然而科学最终将不再需要哲学，这是由于随着历史的进程，人们最终理解了自己，完成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世界的关系全部回归到自己。而科学也必将成为每个人都能掌握的知识，从事什么只需要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这一切都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完成之上，正如马克思说的，到那时是人类史的开端，在这之前都只不过是人类的史前时期。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指出的：“我们不应忘记，区分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的界线早在一百二十年前已被马克思所跨越；这些伟大创举和伟大发现已记录在他的著作之中，已被纳入一种认识的概念体系之中，在这种认识的作用下，世界的面目和历史的面目已逐渐有了改变。我们时刻不能和不应放弃这一不可替代的成果和理论宝藏，它的丰富蕴藏我们至今远没有完全用完。”
第十个问题：实体经济是指制造业吗？
答：当然不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区分本身就不科学，不正确，用资本一个概念就可以了。在科学理论中，涉及人类活动的全部关系，即看不到摸不到，只能通过感觉得到的才能叫实体，任何有形的都不是实体，包括人本身，比如著名的命题“在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因此实体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是一种感性的活动。这种认识与物理学是一样的，例如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与实在》中说的：“关于实在物体的假设……确实只有在同感觉印象相联系时才站的住脚。”佛学也是这么认识的，例如佛学中说“实相”是空性，空性即法相。看的到、摸的到的为虚相、幻象。马克思理论的这个特点是要清楚理解的，所以很多思想家把马克思理论称之为“伟大的历史主义直觉的作品。”
比如，单纯从制造业上来看，一个制造业依靠的是各地和各国的生产，也就是说，其本身生产的产品上汇集的是来自国内或世界各地的部件。先进的产品是建立在先进的交换关系上的，包括研发，都不是独立完成的。或者说，假设从研发到生产都能够独立完成，也是成本很高的，那么在市场经济中意味着失去竞争力。而没有竞争力到制造业就意味着倒闭。
同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与世界建立起的这种相互关系叫实体。还有生产与需求、法律与社会、制度与人等等各种复杂的相互交换关系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或实体。在经济学研究中，不能以制造业起的作用去看问题，而要以资产阶级制度本身或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关系去分析问题。马克思的《1857—1858经济学手稿导言》就是提醒这种研究方法的。
所以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实体经济不是有形的物，而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态，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
因此，实体经济单靠发展制造业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而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关系与世界主要各国的社会关系处于相同的形态中才可以发展并保存已经发展出的生产力。这是为什么《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取得全世界政治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十一个问题：思想的或意识形态的教育能改变人们的认识吗？以及法律体系的问题。（1）
答：绝对不可能。别说思想教育，就是科学理论都不行，我们去看看科学史就能明白，即科学知识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才会人们接受。比如在数学史中，就连今天小学生都承认的负数，也是近一百多年前才被数学界接受的。在数学的历史中，虽然在3000年前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就被用来解方程，但并没有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人们难以接受比什么都没有，即比0还少的合理性。连牛顿1707年出版的《普遍算数》中指出负数是合理的之后，也只是因为他的巨大权威的影响而受到了严肃对待而已，但并没有完全被数学界接受。
数学的进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财务管理的需要而充分认识和理解的，例如著名的数学家莱昂哈德·欧拉在1770年出版的《代数指南》中说：“由于负数可能被视为债务，因为正数代表真实的财产，所以我们可以说负数是虚无的。因此，当一个人一无所有，还欠下50枚硬币时，毫无疑问，他有-50枚硬币，如果有人要给他一个50枚硬币的礼物来偿还他的债务，他又一无所有，虽然他比以前富有了。”但是又遇到一个问题，即两个负数的乘积是正数时，就不能用债务来说明了，以数学理论去说明，即-a乘以-b应该是a乘以-b的相反数。但负数直到19世纪中叶才被数学界完全承认是合理的。
数学在政治、经济、法律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可以发现一个全世界金融中心的规律，即只要是金融中心必定是英美法系，如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开曼等国和地区。德国、日本、法国、中国经济规模再大，再努力都不可能成为金融中心，因为这些国家法律体系不是科学的，也就是它们的法律体系不是动态的法律系统。不是动态的法律体系是不能处理金融系统的。
英美法系是可以用数学表达的出来的动态系统，而大陆法系做不到。所以大陆法系无法管理和处理复杂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系统。日本早就认识到这问题了，也逐步想改变，但不容易，法律体系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去年麻生太郎说，日本要在全球金融业获得更多业务，就要使用英语，调整法律上的传统做法等等。实际上这是很难的，因为英美体系的法官在思维上完全不同于大陆法系的国家的法官，思维模式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才不是靠学习就能得到的，而是历史造就的。李光耀曾经说过，新加坡的成功得益于英国留下的法律体系。
所以，香港的法律体系对中国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就在于它的法律体系是与世界的金融系统接轨的，可以说，没有香港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英美的法律体系的动态特点可以从香港直到1971年才彻底废止清朝的《大清律》看出，即英美法系是“自律”系统，也就是法律规定为人而存在，合理性就是合法性，合法但不合理，也一样被认定为不合法。比如美国证券法可以不受美国宪法约束。 1933年由时任SEC主席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父亲）建立了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制度。控方只需要认为不合理性就可以起诉，辫方自己拿出证据去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只要被认为不合理，都合法也没用。
而大陆法系是“他律”系统，即人被法律所规定，即合法的才是合理的，合理的不一定合法。这种法律系统对于金融公司来说根本就不叫法律，这些公司在做事的时候不研究法律吗？他的律师水平会比法官的水平低吗？在西方国家，真有水平的人会去当法官吗？早就被律所挖走了。因此，从立法以及合法、合规的角度是不能管理金融系统的，必须从合理性上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而不仅是法律规定本身。
所以大陆法系从法律的基础上就不能处理世界的金融系统。所以北京、深圳、上海、海南不可能成为世界的甚至亚洲的金融中心，因为法律系统决定了根本就不存在成功的可能性。
第十一个问题：思想的或意识形态的教育能改变人们的认识吗？以及法律体系的问题。（2）
佛学不承认人的意识是可以改变的，而是指出人对自性理解即成佛，所以有观自在菩萨。如《坛经》说：“善知识，从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见，即是报身佛。自修自性功德，是真皈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皈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识自性佛。”所以佛学认为人的思想意识通过教育可以改变的想法是毁人心智，此乃佛法大戒，是人间最恶的。
人类的全部历史表明，妄图通过思想教育改变人的意识从来没有成功过，反而导致了人类社会的各种恶果，其中最惨烈的就是德国法西斯主义教育。希特勒的理想就是真心实意的为德国人民谋利益，正如他的私人遗嘱中，把最后和爱娃结婚称为“弥补了我过去由于为人民服务无暇顾及私事而给我们两人所带来的损失”并最终希望“立即把我们的尸首火化于这一块我过去12年来为我为人民服务的办公之地。”要从道德的角度看，他的著作《我的奋斗》可以说把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情感、信念和决心推向了极致。但是现实却正如马克思那句话句话：“精神的进步到目前为止都是损害人类健康的。”尼采说：“道德乃是科学史上难以置信的丑闻。”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开辟的全人类的解放道路就在于彻底否定道德做为出发点，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所指出的，道德不仅不可能推动人类进步，而且极其有害，因为全人类实际的解放道路不在于弃恶扬善，而是恰恰相反，“恶“恰恰是“善”导致的，正如《道德经》说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也就是说，对善恶的区分是违背人性的，所以《坛经》说：“善恶虽殊，本性无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于实性中，不染善恶。”
道德让历史的发展呈现出恶的形式和结果，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总认为过去和现在的恶是由于前人或别人没有认识到产生恶的原因，即认为是由于缺乏道德、智慧、能力、勇气等等各种高贵的道德品质所导致的，而没有认识到，恶果恰恰是这种认识造成的，所以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这种历史观“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
佛学认为，人理解“真性”就要去除一切杂念及烦恼。在这里要特别注意辩证法的运用，因为绝大多数人修习佛学都把去除一切杂念或烦恼当作“不要”或“抛弃”去理解，其实恰恰相反，佛法不离世间觉，这些杂念恰恰是智慧的种子，也就是六祖慧能说的：“烦恼即菩提”问题在于，你是如何看待和使用的，而不在于不要它。要以“杂念”为思维对象，但不以“杂念”为思维依据，所以六祖慧能说：“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这句话与《道德经》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一个意思。
美国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姆通过马克思的著作就发现这一马克思的特点，他指出：马克思是这个世界唯一没有被异化的人，马克思的无神论是理性的神秘主义的最高发展形式，与埃克哈特和佛教更接近，他是西方人性的精华，他代表了西方传统最优秀的品质。其理论中所体现出的“救世思想”代表了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理想社会，启蒙时期的哲学和法国大革命、英国大革命的思想的最后的、最完美的形式。
确切的说，通过佛学和中国的老子的思想可以发现，马克思是东西方思想之大成的思想家，并将其转变为科学的理论。阅读他的理论困难就在于他的理论没有或不仅不受任何概念的左右，而且把所有概念的定义都推翻了。以前的思想家都是使用概念思考和建立自己的理论，马克思恰恰相反，始终把人的活动作为根本动力做为前提，概念和语言只是用来表达，因此在马克思著作中没有一个关于概念的定义，而且没有人出现，阿尔都塞也曾经特别提醒读者在阅读马克思理论时要注意这个问题。
但是理论中没有“人”是恰恰是在说人，也就是在理论中把现象和本质进行同一处理，说到这儿就要提到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这句话对中国的理论工作的建设和发展伤害极大。现象与本质，结果与原因、理论与实践、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等等都是同一的。之所以认识不到，是思辨方法不正确，认识不到这些都是同一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本质来说，不过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现象。”（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
这种思维形式是最高等级的思维，佛学就是这种思维形式，所以舍尔巴斯基在《佛教逻辑》就指出佛学思想的这一特点：“实在是能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而逻辑则假想了一种凝固于名言概念中的实在。佛教逻辑的最高宗旨就是要说明运动的实在与静止的思想构造的关系。”尼采也是这种，他批判现象与本质、理论与实践等等进行区分是危险的区分，所以他说：“不能按双重标准生活。不能把理论与实践分割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