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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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历史规律》（一）

本文的目的是揭示出中国当前面临的历史规律问题，也就是中国目前的阻碍在什么地方，即什么历史规律在发生作用。我想了好几天，写了好几版都不满意。因为我必须把问题缩小到或者说限制到有限的范围，因为我理解没用，得别人理解。但是辩证法的运用是扩大，持续扩大，因为必须要解释每一个概念的变化形式，即生成、消逝和变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矛盾在其中的运动形式”。这样一来就写太多了，而且理论涉及太多。今天我也不想怎么去写这个问题了，我采用想到哪写到哪的方式。答案很简单，我把答案写在下边：

【中国目前处于普遍无法超越特殊的历史规律阶段，反过来说，中国走出困境，必须建立起普遍超越特殊的社会关系变革，即顺应历史规律】但是怎么理解呢？我边写边想怎么解释吧。

最近有关历史规律的文章很多，但是没有一个是关于什么是历史规律的解释。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说，马克思发现的历史规律是科学的，而是要解释和说明马克思发现的历史规律是什么，为什么。同时也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谁会说爱因斯坦是科学的？他不是科学本身，他就是个人。所以马克思曾说：“哲学是问：什么是真理？而不是问，什么被看做真理？它所关心的是大家的真理，而不是某几个人的真理。”

人只能是真理的发现者，而不可能是真理的拥有者，因此并不是马克思发明了历史规律，而只是发现了历史规律。既然是历史规律，就不是以个人的、国家的、民族的、政治的、政党的、学科的、学派的、主义的这些存在界限的看法，而是以人类的视野并得出普遍的历史规律才能称得上是历史科学。

既然是历史科学，其根基就是关于人的，而关于人首先就不能差别对待，佛学也指出差别心是智慧的敌人。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的变化的人的本性。”

法国哲学家加缪在批判那些把马克思教条化、概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时指出：“马克思热爱人类，是真正的、活着的人们，而不是你们那些高喊热爱的十二代之后的人，因为他们还不存在，也就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爱了”。

概念化、教条化是一种唯心主义，比如在思想中形成这样的区分：无产阶级是高尚的，资产阶级是卑鄙的；劳动是光荣的、资本是可耻的；无产阶级是伟大的，资产阶级是渺小的等等诸如此类的认识。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没有任何关系。这些认识是政治利益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完全不是对马克思科学理论的认识。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提醒读者说：“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由于辩证法批判的性质，就容易被不学无术的人误解或曲解并断章取义的以为对某一事物严厉的批判就等于是彻底的否定。这里需要提醒理论工作者，批判的方式是为了建立起思维和理论联系，只有通过全面的批判才能建立起来这种全面的联系并得到普遍答案。赞美、中立、左右摇摆是得不出答案的，因为非批判的方式在理论中建立不起来和各方面的联系，不信可以在头脑中试一下，根本无法运用逻辑思考。这不仅是逻辑学决定的，更是自然法则。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约）者道之用。”只有通过全面的批判才能得出普遍的回答。

所以马克思指出：“我们坚信，真正的危险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会成为普遍性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至于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信仰的那种思想，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同时也是一种魔鬼，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

因此普遍的回答并不代表立即在现实中实践或实现，因为在历史发展的各种条件还未成熟到它得以呈现出真面目来之前，理解并顺应这一历史过程才是实践的目的，例如让小学生直接学高等数学可以做到吗？因此“答案”像幽灵一样游荡在世界的天空。《共产党宣言》的开篇的实际意思就是这个。因此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里实际是作为历史命题或概念出现的，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

这个意思很简单，我们在生活中感受不到空气的压力，但压力就不存在吗？当然存在。然而古代人们利用力的方式和今天利用力的方式是经过了发展而来的，是一个历史过程，不是人类一出生就掌握的。因此力的原则是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效的原则、始终都存在的科学规律，它的存在跟你看到看不到、懂不懂这门学科没有任何关系，它始终都存在并起作用，不随着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它也不是目标，只能掌握它。哪个科学家会说科学的目标是发展成某规律？只能说是发现和掌握某种规律解决科学问题去造福人类。

因此，怎么共产主义作为历史规律的概念就不能理解了呢？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充分的解释清楚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以后以后我会专门解释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完全不是大家目前理解那个意思，真的是一个科学概念。但是在本文不进行说明，因为篇幅过大。但是可以提前告诉大家，共产主义这个概念简单到你会笑，但是其所蕴含的思维格局极其宏大，逻辑运用水平是人类目前的高峰，绝不夸张。正如老子说的：“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小到跟没有一样，所以就理解了为什么用幽灵代表共产主义，因为只能随着历史的发展感受到，不可能是目标、理想。所以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的运动概念，是变化着的、发展着的历史过程，掌握这个历史规律的目的是减少人们由于不懂得这个规律而浪费的发展时间，例如资本主义周期律所导致的停滞等等。马克思说的：“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就是指这个意思。浪费人们的时间就是浪费生命本身。但是不能激进，激进导致更大的浪费，而是顺应历史规律，因此必须知道历史规律。

《什么是历史规律》（二）

这次武汉的疫情所表现出的历史规律的明显特征，即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公民组织缺乏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否则历史必将狠狠的教训缺乏这些条件的时代。因此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但是掌握它必须有耐心，会方法，不会读书的人是求答案，也就是他看书的时候总是在寻找某种答案。读书不是在找答案，而是找特征，有时候短短一段话分别就是几个高度概括的理论命题，只有看清这种特征，才能区分出各个特征之间的界限，进而理解。

比如前一篇说了那么多，实际上就是对《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的粗略的解释，因为宣言是给普通人看的，不能在这种非理论的文章中去说太多。第二句话“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警察，都联合起来了”。这是指围剿“共产主义幽灵”吗？当然不是，是指一切进步的、反对旧制度的力量。所以第三句话就是：“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主义呢？”但之后又接着说“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因为历史中那些进步的力量也会成为落后的被更进步的所反对。这是对历史规律的一个抽象表达。

所以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开篇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指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普遍超越特殊的历史规律，因此紧接着就是“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通过这句话的内容，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出在人的地位上的区别，即特殊与普遍的区别，以及它们之间随着历史的变化形式。所以哲学好的人对马克思在逻辑上的运用水平是非常钦佩的。另外要知道，阶级斗争不是马克思发明的，马克思没有发明诸如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共产主义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概念。

以上是用来说明阅读的艺术，在于知道各个命题的界限是要去区分出来的。说到艺术，我要提一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电影《教父》。有人很可笑的评价说这是“男人的圣经”，多么多么经典。《一步之遥》还模仿开篇的一幕，我看完就笑了，一点哲学修养都没有，严格说没有对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解，很原始的思维方式。我给大家讲讲为什么。

《教父》的作者普佐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专业的，所以开篇是典型的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关注我时间长的人知道，在《一步之遥》上映的时候我就是说，这部电影不可能获得奥斯卡。因为它“向《教父》致敬”的愿望是与《教父》所表达的完全相反的。

很长时间没看了，我凭模糊的记忆解释《教父》第一部的社会科学思想脉络，大家看个大概意思。电影开始第一句“我相信美国”—国家概念；“美国使我发了财”—经济因素；“我给她自由”—生活方式；“我像个守法的美国人，去报警”—隐喻的种族概念。必须知道，在那个时代，意大利裔美国人也是受歧视的，例如《绿皮书》中的意裔司机被白人警察称为“Half Nigger”。所以在跟教父说的时候特别提到女儿交的男朋友“不是意大利人”，但是肯定不是黑人或其它有色人种，因为孽待她女儿的人在法院“当天就没事了”，有色人种没有这种可能。所以教父第一句话“你去找警察之前为什么不找我？”这句话是对国家、法律 能够给予“公道”的否定。

后边就简单说吧，因为说起来太多。第二幕是室外场景，警察监视。第三幕，安索在当兵为国作战之后却面临被遣返的命运，教父帮他解决。后边有政治家、法官送上的礼，但人不来，隐喻虚伪。后边偷情等等情节，屋内屋外这种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的交替展开，但是注意看，全是对抗关系。对抗是一切理论和艺术核心，各个阶级在对抗中持续的不断改变自我价值是艺术的准则，新的取代旧的，变化的取代不变的是历史规律。通过这种对抗关系展现宏大的历史场景。

但是注意看，在所有对抗关系中，摆脱这种对抗是通过新闻自由实现的，即Michael说的，让新闻界曝光，不是杀警察，而是杀与毒贩勾结的警察。这个《教父》的情节所涉及的理论在后边会说到。即政治解放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武器，它具有横扫一切歪理学说的摧枯拉朽的力量。而这一点是建立在不管人们认不认同、知不知道其学说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其理论所展示出的一般规律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对人类历史都有效的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顺序。但一定要注意，这不是历史决定论。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必须给予相应的条件才能突破，任何人阻挡所需条件的产生，都必将被自己的内部或外部的力量摧毁。这一点不因任何个人或统治阶级在思想、理念上的努力而改变。加缪说：“统治阶级是微不足道的”。马克思科学的论证了，国家对官僚体系在组织、道德、理念、纪律、忠诚、尽责等各个方面加强管理和科学化不仅不能解决问题，恰恰相反，这些都是摧毁自身的方式。正如列宁指出的：“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因为前提条件决定这些要求是不起作用的，所以谁会在当今先进国家的政治中找到这些要求？完全不需要，因为制约政治的是选票，官僚体系已经被剥夺了政治职能，只有管理职能。在国外生活的人会有体会，除了办证件、纳税之外不需要跟政府交道。警察、法院是维护公共秩序的法律职能。

社会规律是强制力，是历史本身的规律，以任何民族的、地域的去看待、分析乃至发展这门科学都是荒谬的。就像任何一门自然科学都不是民族的、地域的一样。它必须建立在人类的视角上，因而是世界的，是属于全人类的。

所以对于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发展还很落后的国家而言，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就非常重要。不仅如此，对于任何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掌握规律并不会让世界乃至中国跨越历史应该出现的环节，因此不意味着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构建出历史，而是如何顺应历史，缩短在历史中的徘徊，尽可能的早日迎接由于历史进步所推动的、必将取得的胜利。正如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对马克思主义所解读的：“这种胜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由历史的进步所确保，但是人类的勇敢、决心和智慧能让它来得更近些，让过渡阶段更少一.些痛苦，带来的矛盾更少一些，对人类物质的浪费也少一-些。”

特别要说明的是，历史规律与一个政党善良的愿望、道德的主张、思想宗旨没有任何关系。不仅没有关系，一切善良的愿望都是与历史规律背道而驰的反动主张。恩格斯说：“愿望有多好，文风就多糟”。正如当工人阶级运动领袖魏特林真诚的说出为无产阶级而奋斗时，马克思反驳的：“无知不能帮助任何人”。善良的愿望和道德观念是反动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运动政党及其领袖难以摆脱的错误的思维原则基础。因此马克思与这些性质的政党和个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就是马克思与那些号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利益、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那些反动的、空想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派别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并在之后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一点列宁说的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意识形态。”这一点必须清楚。因为没有资产阶级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

正如列宁指出的：“把与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政治的继续”，即把正在争取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同已经衰朽的，即帝国主义的，即掠夺了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来镇压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相提并论，这就等于是把长度同重量相提并论。这就像是把罗伯斯比尔、加里波第热里雅鲍夫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同米勒兰、萨兰德拉、古契柯夫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相提并论。如果不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赋予的权利，来代表曾经通过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使新兴民族的千百万人民走向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

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基本政治保障，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尽管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却是目前全世界制度形式范围内，即国家存在的现实情况下，人类政治解放的最后形式。

《什么是历史规律》（三）

前边所谈的问题都是为之后要说的问题做铺垫的。因为在谈到纯理论问题前，没有这些铺垫一般人是不会理解的，所以必须要有耐心。我采取的叙述方法是把思想史、科学史、历史压缩到最小的范围。

很多西方思想家说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国家，正如鲁迅的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其中“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意思大家都知道指政权更替，但“新鬼”是祭奠烈士吗？不完全是。鲁迅有篇散文《失掉的好地狱》就是暗喻中国只是政权更迭，而无历史跨越的现实，中国人民（旧鬼）通过打倒旧政权变为“新鬼”的命运。

通过鲁迅的《伪自由书》容易看明白，他写道：“古时候一个国度里革命了，旧的政府倒下去，新的站上来。旁人说：“你这革命党，原先是反对有政府主义的，怎么自己又来做政府？”那革命党立刻拔出剑来，割下了自己的头；但是，他的身体并不倒，而变成了僵尸，直立着，喉管里吞吞吐吐地似乎是说：这主义的实现原本要等三千年之后呢。”

中国每一代的革命者都是以把鬼变成人为初衷的，也就是鲁迅说的，都是以“这个地狱必须失掉”为宗旨的，但是每一次又都成为地狱。鲁迅在《忽然想到》说：“我觉得革命以前的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不能跨越历史。每次刚发展好一点就忘乎所以，以为自己很有本事，正像鲁迅有诗写到的：“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这是因为中国每一次在本该跨越历节点的时刻，总是作出错误的选择。其原因在于，由于中国就没有思想启蒙的历史，没有理论，因此随着历史发展就进入到“未知”领域，或者说，无论由于挨打伤了自尊，还是由于日子好过有了自尊，前边不知道怎么走，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幻想———“复兴”。文人复兴古代思想，政客复兴汉唐盛世的幻想。所以梁启超说：“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

总之，中国文人和政客就这么没水平，就这么没出息，就这么愚蠢，境界就这么低，格局就这么小。在这一点上，不同的认识是在延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并与这种复古复兴思想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指出中国历史是一部屈辱史，根本没有所谓的辉煌。读读二十四史就知道，中国历史尤其是汉民族是一个弱小的民族，是一部苦难史，饥荒遍地，穷困不堪，国耻如麻。

所以毛泽东在七大指出：“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讲话所说的前一本书就是指国民党的文化复兴和民族复兴的反动主张的书——《中国之命运》。

说到这里就要谈到W革，咱们一次就把各种争论解决。因为这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中比较容易解决的理论问题。齐泽克在给法国哲学家巴迪欧的说：文革是一个悖论，是极端专制与极端群众解放的相叠加。

法国作家阿兰·鲁林在《毛泽东雄关漫道》中对文革有一段话：“当今最优秀的毛泽东研究专家之一斯图尔特·施拉姆曾对此做过深入的思考。这种“继续革命”其实是防御性的、焦虑的、悲观的，和托洛茨基提出的胜利的“永久革命”相反。托洛茨基建议在世界范围内越级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则认为任何革命力量都受到迅速退化的威胁，领导人都不禁为特权而动心，并成为剥削者，尤其是当他们本身往往出身于旧的统治阶级， 受到旧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时。因此，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必须定期重新开始革命，从暗中篡权者手中重新夺权，动员人民，他们的积极性能增强生产财富的能力。毛泽东认为对英明领袖的崇拜可能有助于促进这种必要的“造反”：这就是毛泽东的W革。”

这种矛盾毛泽东对毛远新说过：“对W革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所谓不满意又有两种，一是对文革没有彻底达成革命的目的不满意，另一种对手段和乱局不满意，但都认为发心是好的，目的也是好的。所谓算账就是认为文G是错误的，必须要彻底否定。

以上看法无论是齐泽克、鲁林、施拉姆以及毛泽东自己都犯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错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一个变革的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于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马克思这一段话就完全能够把前后三十年的问题解释的清清楚楚了。但是这种理论表述方式对于一般人而言很难理解，尤其是当中国文化把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即以中国儒家思想为基础，在政治用词上使用社会主义的概念的时候就更分不清了。但是列宁早就对中国在政治理论上必将出现的演变作出了“预言”，他在对孙中山所采取国有化土地、反对封建压迫等措施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内涵进行了分析，列宁指出：“在这位中国民粹主义者那里，这种战斗民主主义思想首先是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这种高涨以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及剥削者的最强烈憎 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这种同情和憎恨。”

这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正确的。所以列宁说：“认为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落后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看法，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

《什么是历史规律》（四）

我初步估算了下，以这种极度压缩的叙述方法把主要问题点粗略的勾勒出来，也就是对每一个问题点不进行详细说明，仅仅是连接起来都需要写500篇以上，这差不多需要敲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字，这是整体论的特点。刘易斯·芒福德说的：“通过局部了解一个事物是科学；而从总体去把握它，则是艺术。”恩格斯也说过：“读书是一门艺术。”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说过：“科学一般地可以被规定为通过诸真命题的相互联系而建立起来的整体。这个定义既不完全也不中肯。诸种科学都是人的活动，因而都包含有这种存在者(人)的存在方式。我们用此在这个术语来表示这种存在者。科学研究既不是这种存在者唯一可能的存在方式，也不是它最切近的可能存在方式。此在本身就还有与其它存在者的突出不同之处。现在就应把这种与众不同之处先摆到眼前来。这番讨论预演着以后将要进行的真正展示内容的分析。”所以大家必须又耐心去阅读并理解。尤其要知道，在阅读时必须放弃自己的固有观念和知识体系，才能逐步体会马克思主义这一截止到目前人类历史的思想与科学的杰作。

海德格尔、萨特、维特根斯坦、罗素、怀特海等加起来连马克思的边缘水平都达不到，这不是我说的，往后看就很清晰就能看出思维水平的级别。所以海德格尔说：“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没有达到与马克思进行对话的程度。”那个思维水准不是差一点半点的问题。我提到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国那些无耻文痞要想篡改出一个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痴心妄想。我可以说，一条缝都不会给他们留，任他们想破头，都是枉费心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为了真理和知识而热爱真理和知识的人们，是善于同那些不学无术、卑躬屈节、毫无节操和卖身求荣的文丐来较量智力和德行的。”

因此我每写一篇都是为了最终展示出全貌而做的工作。这就像画家在没有最终完成作品前的工作。理论也是如此。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而言，目前连全集的翻译工作还未完成，这是一个百年翻译工程。2015年，全德科学联席会作出决议，继续以学术项目的形式支持马克思著作历史考证版出版（MEGA2）并要求未来16年里完成全部114卷的编辑工作。目前这项工作在欧盟的支持下继续进行中，法国、美国、日本也参与到编辑工作中，涉及欧洲、北美和亚洲多个地区多个国家的12个编辑小组，以尽快让马克思——这一思想和科学的巨人以真实的、完整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有能力，有把握将中国历史和当前问题解释清楚，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决定的，不管完全出版与否，科学规律就是如此。之所以提到这个问题，就在于有些中国的无耻之徒说马克思的著作还没有全部翻译完成，所以他们任意编造，严格说是扭曲马克思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释。我要给他们说：做梦！在今天中国的历史转折点上，绝不允许你们以奴隶制的儒家思想和封建专制思想编造谎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也就是说，不允许你们利用并打着对穷苦人民的同情编造社会主义理论并为此而奋斗，哪怕是真诚的，也就是列宁说的以“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及剥削者的最强烈憎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这种同情和憎恨“的极端反动理论，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巫术，即善良的愿望去解释现实问题。

因为这是空想社会主义，是小农、小资产阶级的反动观念，同时也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观念，即意识形态。正如《共产党宣言》是批判的反动的、封建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时讽刺的：“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很简单的道理，英国有关帮助贫困的法律在马克思之前就实行了二百年了，每年帮助贫困人口的费用超过法国军费，但是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导致越演愈烈的贫困。因此必须要把科学建立在现实之上，而不是在现实中产生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正如恩格斯说的；“共产主义者是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敌对的。”共产主义者既不对无产阶级产生同情，也不对资产阶级产生憎恨，这样才是一个标准的共产主义者，或者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即科学工作者。

《什么是历史规律》（五）

本来计划本篇接第三篇写，把W革的问题说完。但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我谈论的问题，尤其是谈论的方式，必须把本篇放在对W革的解释之前。

马克思著作有一个特点，对问题的分析特别无情，不管对方是谁。尤其是对那些感情真挚，对广大人民抱有同情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运动领袖，按照列宁的说法是无情地反对并给予了坚决的摧毁。同时列宁指出，对人民的同情恰恰是这些反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所以反动的根源。马克思确立共产主义的文献《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人民”这个概念使用进行了分析，指出这等于是没有，即统治阶级骗术。例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导言》中有句话：“德国国王把人民称为自己的人民，正像他把自己的马叫做自己的马一样。（也就是）国王宣布人民是他的私有财产，只不过表明私有者是国王。”

所以列宁虽然对中国民主主义者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性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同时在政治上的及理论的发展方向给予深刻的、科学的预测和总结，指出中国的革命者对穷苦人民真挚的同情所产生的社会主义将把欧洲社会主义改造成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出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的资本主义土地纲领（指土地国有化纲领）。

“土地国有化”是《共产党宣言》里的10条措施之一，但大家并不知道指什么。这个说法是针对美国主张对土地进行无偿分配土地改革措施，不是把土地归国家。这十条美国基本都实现了，对儿童的免费教育、取消童工、1913年成立了美联储等。所以美国有一本著作《未完成的革命——卡尔·马克思和亚伯拉罕·林肯》。

德国思想家桑巴特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说：“美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模式正在得到最准确实现的国家。”并指出核心就在于美国国有土地属于劳动人民，不是属于国家。该措施由美国共和党第一任总统林肯颁布实施，即著名的《宅地法》，年满21岁的劳动人民无偿获得。

列宁这一点就理解正确了，他说：“马克思的土地国有化就是为了铲除中世纪的垄断和中世纪的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最容易适应市场。”日本战败后，麦克阿瑟和盟军司令部下达命令对日本进行土地改革，释放共产主义者，让日本共产党合法化，成立工会，解散财阀，强制收购地主土地给予贫苦农民，在教育上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所以日本70年代前的历史书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例如丰田汽车社长丰田英二提出的：“以有计划的生产挑战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宗旨。

所以《共产党宣言》第四章开篇即指出：“看过第二章之后，就可以了解共产党人同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的关系，因而也就可以了解他们同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的关系。”因为美国总统林肯的土地改革措施和南北战争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评价为劳动人民解放的先声。正如马克思对林肯的评价：“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先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

以上说这些的目的是为了让有些人放下错误的偏见，因为不了解历史。同时对有些人的反动观点的基础，即把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建立在对穷苦人民和无产阶级的同情、道德、责任，并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真理、理想、正义、平等、信仰等这些荒唐的基础上。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

识破这些反动派及其反动理论的核心就在于：在理论中反映出或隐含着个人的意识，道德、思想就是反动的。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看到了这一点，他说：“马克思对于某个运动或某个学说的总体方向与政治特点有着一贯正确的感觉，无论它的外表伪装得如何。他立刻认出这个态度的深层特质是个人主义的，因而在他看来是反动的;因此他激烈地进行攻击。”因为科学就是科学，你不可能在相对论中找出道德、正义这些东西。

所以列宁曾说：“我们常常听到一种甜蜜的共产主义谎言，尤其是我，由于职务的关系每天都听得到，有时听得简直恶心死了。”

以上说这些就是提醒必须以科学的态度阅读，不要用固有的意识形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因为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处理理论，是因为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这个性质不因任何信仰、宗旨、理想、政党性质去改变这一事实，因此必须科学的对待它。同时对于还没有完成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的国家，是不可能成功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南德·布罗代尔说：“资本主义只有和国家合二为一时才能成功，这时资本主义就等于国家。”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迎来无产阶级的解放道理，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原因。也是列宁在生命最后指出的：“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原因。

《什么是历史规律》（六）

本篇继续（三）提出的问题。前边提到著名哲学家齐泽克说W革是一个悖论。其实不是悖论，而就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并不是复杂的问题，却是一个深刻的问题。如果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就很容易陷入悖论，无论在理论中和实践中。

悖论一定是有解法的。如果在理论中产生悖论，那一定是理论建立在错误历史观上；如果在实践中产生悖论，那一定是建立错误的理论认识上。自然科学中理论中成立的，在实验中不成立，只能证明理论不成立。因此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问题是检验理论水平的核心。

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爱因斯坦基于广义相对论提出的引力波在当时就无法通过观察或实验证明，而是在一百年后被证明。但在一百年以来即便不能观察到，它也不能被证伪。为什么呢？因为相对论是建立在绝对的条件上的，即光速不变性。你只要不能推翻这个绝对条件，理论就不能被证伪。

爱因斯坦说：“对空间和时间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分析，使我们明白，由运动物体的光学所显现出来的在空虚空间中光速不变原理。绝不强迫我们承认静态的光以太理论。相反，却有可能作出一种概括的理论。”也就是证明相对性是源自绝对性。所以美国物理学家瑞斯尼克就说：“其实相对论应该被称作绝对论。”

物理学最重要的理论方向就是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在社会科学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场论“，包括感性和理性的统一问题；物质和精神的统一问题等等。但是正如爱因斯坦说的，想对于物理学，社会科学更复杂，因为这门科学需要观察的现象更多。因此必须首先要研究规律。

在社会科学作出巨大贡献的思想家是人类最宝贵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因为他们揭示出了规律，他们是能称得上“伟大导师”的。例如爱因斯坦给弗洛依德的信开头就说：“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这代人有机会想您这位伟大导师表示敬意和感激。”

必须知道，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依德三位思想巨人在方法论中是一致的。但是在目前只有马克思被严重扭曲着，这是因为马克思闲置在脑子里的那个“绝对性”即总命题，还没有被揭示出来。不说明这个“绝对性”问题，就不可能理解理论和结论。因为庞大的理论无非是要证明那个“绝对性”的规律问题。所以我们看到马克思著作绝大部分没有发表，他也没想着发表，或着说不发表，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其根本原因在于那些不是主要问题，即一般问题。也就是他想告诉世人的是规律本身，所有著作是服务于对规律的解释。

正如爱因斯坦说的：“理论家的方法，在于应用那些作为基础的普遍假设或者原理，从而导出结论。他的工作于是分为两部分。他必须首先发现原理，然后从这些原理导出结论………可是第一步工作，即建立一些可用来作为演绎的出发点的原理，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里并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和可以系统地用来达到目的的方法。科学家必须在庞杂的经验事实中间抓住某此可用精密公式来表示的普遍特征,由此探求自然界的普遍原理。

这种公式一旦胜利完成以后，推理就一个接着一个，它们往往显示出一些预料不到的关系,远远超出这些原理所依据的实在的范围。但是，只要这些用来作为演绎出发点的原理尚未得出，个别经验事实对理论家是毫无用处的;实际上，单靠一些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孤立的普遍定律，他甚至什么也做不出来。在他没有揭示出那些能作为演绎推理基础的原理之前，他在经验研究的个别结果面前总是无能为力的。”（爱因斯坦《理论物理学原理》）

为什么马克思不明确说出来呢？这就是科学家严谨的态度所导致的。因为他认为他发现的规律还没有得到足够的现象（实验）的支持。也就是说，在规律中应当产生的社会现象还没有出现时，他要等待出现，以补充或确定对规律的认识和理论上的解释。所以他曾对恩格斯说：“我不能不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

社会现象比物理现象复杂的多，马克思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待历史规律中应当产生的现象出现。这种痛苦一到他生命的最后。正如他说的：“宁愿把手稿烧掉，也不愿半生不熟的留在身后。”这种严谨的态度也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遗憾和隐患。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指出的：“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提到列宁和他都认识到，这个“空白”即对马克思的解读需要在历史、哲学、科学等全方面上有极高造诣的大知识分子承担。

顺便提一句，前一段有篇文章中说：“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这段话，十分精辟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中国古人说的“民以食为天”、“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等，也包含着这样的朴素唯物思想。”——马克思就发现了个这个？？完全理解错误。

恩格斯这段话是指什么呢？马克思、弗洛依德、爱因斯坦都是发现了这个基础问题，例如弗洛依德指出的，潜意识的控制意识构成人类理性活动的，理性的本质是欺骗性，对人类本性的文饰、虚伪、欺骗。尼采说：“语言正是通过撒谎来发挥作用，亦即通过否认实在的相异性，并捏造虚假的相似性来发挥作用。”这些就是《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一切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的意识形态只是统治阶级自我表白和自我颂杨的观念体系。也就是说人类真实的需求和活动，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掩盖着、制约着，遏制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弗洛伊德指出，由于自我是本我和社会之间的调解者，那么对“自我”的遏制，也就是对思想、言论、信仰的自由的压制，就是摧毁人的精神，人的各种能力就会处于被压制状态，就会导致精神病，社会中的人就是互相不信任、麻木、僵化、呆滞，这都属于精神疾病。在政治上的反应就是，通过软弱和无能去适应压抑性的条件，这种适应的过程就是反抗。反抗有暴力反抗，也有软弱反抗，不合作也是一种斗争方式。对于这样的思想体系，用“民以食为天”去解释，好意思吗？！

但是历史的发展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一直到今天逐步呈现出马克思在历史规律中勾勒出的的各种现象。尤其是苏联的解体完全可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因为它的解体证明了历史规律中的其中一个普遍规律，也就是，没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完全胜利，即政治解放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一，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发生，就不能迎来工人阶级的解放。虽然列宁在晚年认识到了并指出这个问题，但由于理论的片面性和生命不再给他时间去完成，所以只能成为遗憾。

《什么是历史规律》（七）

【本篇谈论一下理论问题，即当前中国处于的理论陷阱问题】

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不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制度，或者说不是铲除资本主义发展的学说，而是扩大资本主义发展的学说，也就是说是让资本主义在更大的舞台上发展，即由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扩大为社会化的发展，这个辩证逻辑必须牢记。

同时要理解，资产阶级的革命与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对象是不同的方面，它们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前后顺序关系。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是革命性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尽管不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这里要注意，这里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人的解放，而不是人的解放本身。但是没有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也就没有随之而来的人的解放，这跟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就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一样的逻辑。所以《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中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在这提醒读者，高水平的思想家、科学家在思考问题时的思维运动量、跨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在阐述问题时，往往一句话可能是压缩了几十个问题合成的。如果你不注意或者说没有一定的天份和基础，就无法捕捉他思维特征，那么他思维轨迹的变化、以及这种特征在面对不同问题时的不同表示方式，导致你读完一本书对不仅不起作用，反而迷糊了，更可能是理解错了。有时候一本几十万字的著作，其核心就几十个字，最多几百字。所以尼采曾说：“我的野心就是要在十句话内说完其他人要用一本书才说完的东西。”

我们根据前边说的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关系把马克思一段完整的话分开看就能看明白这种变化，马克思指出：

1、“在许多国家，犹太人(如同基督徒一样)在政治上已经获得了完全的解放。但是，犹太人和基督徒还远远没有获得人的意义上的解放。可见，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之间必定是存在差别的。”——指出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是不同的问题。

2、“所以，必须对政治解放的实质，也就是对发达的现代国家的实质进行研究。”——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也就是说政治解放只是前提，人的解放条件在经济问题中。

3、“而对那些还不能在政治上解放犹太人的国家，也应该对照完备的政治国家来加以衡量，指出它们是不发达的国家。”——这是指，之所以有些国家还没取得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就在于它们的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政治解放的条件。也就是说，它们现存的社会形态还能够支撑或容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因此只能说明它们还是不发达国家。

以上是最简单的一句话，都需要这么扎扎实实的理解，复杂的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经常在一些国内外的著作、刊物上看到那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一些学者的胡言乱语，就是在完全没有理解或一知半解的情况下，胡乱引用马克思的话导致扭曲。

如果理解了以上，就应该理解了《共产党宣言》这句话：“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一般所有制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所有制是指资本主义在资产阶级狭窄的道路上的发展。而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就在于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纳入、扩大到全社会。这种发展的机会不是资产阶级本身所有的，而是社会所有的，因为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就是整个社会推动起来的，不是资产阶级某个人的力量推动的。因此《共产党宣言》接着指出：“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现在大家能理解共产主义者打倒的是那种私有制了吗？为什么消灭私有制就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因为最后的革命不是针对国家的政治革命，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性质的社会的政治革命，也就是消灭政治本身。换句话说，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它就自动消亡了。很多学者把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搞混，同时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就是不明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在马克思那里是不同的问题。

所以马克思批判最多的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例如《共产党宣言》专门用一章进行批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人会把历史拖回到封建的、专制的时代，严格说，是封建的、小农的、小资的群体面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反动幻想。其反动性的根本在于，他们同情被压迫阶级，并在这个立场上建立出自己的理论和行动，而没有站在人类解放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的历史征程。

因此马克思指出：“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 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 旦看到这一-面， 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注意马克思的这句话：“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是批判性质的，也就是批判他们的狭隘和片面性，即不赞同他们的理论和主张。中国这样的理论家特别多，例如公有制、共同富裕等错误认识，他们的认识在马克思那里属于反动主张。

所以恩格斯批判海因岑时指出：“海因岑先生对废除私有财产的条件极端无知，他竟认为“共同利用人间财富”是废除私有财产的结果。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大工业和机器设备、交通工具、世界贸易发展的巨大规模使这一切越来越不可能为个别资本家所利用，因为日益加剧的世界市场危机在这方面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因为现代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下的生产力和交换手段日益超出了个人交换和私有财产的范围，总之，因为工业、农业、交换的共同管理将成为工业、农业和交换本身的物质必然性的 日子日益逼近 ，所以， 私有财产定要被废除。”

这种表达与前边谈到的逻辑是一样的，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是废除私有制的形式本身，不是别的东西。因此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就是废除私有制，因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就使得资产阶级私有制成为不可能，而不是打倒资产阶级。但是如果你资产阶级就是把持着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等各种资源不发展，进行垄断，那么无产阶级就要与之斗争。正如马克思说的，只要资产阶级进步，工人阶级就应当支持。

因此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

然而无产阶级的变革并不是换一种生产方式，而是仍然坚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推动资本主义向更广大空间和纵深发展，因为这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根本动力，也是共产主义之前最后的生方方式。所以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是消灭它，而是推动它，就像在封建专制时代，无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是因为封建专制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必须帮助资产阶级获得全面的统治，但是资产阶级获得统治以后不合理发展，当社会的寄生虫，那么无产阶级就要坚决与之斗争推动它的发展，所以《共产主义原理》最后指出：“从这一天起，共产主义者在这里所采取的党的政策，将和在资产阶级现在已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样。”

因为只有推动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才能消灭私有制，让资本成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改变财产的性质，逐步失去阶级性质。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就是分工的发展，而“分工与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事情，一个是活动而言，另一个是活动的产品而言（马克思语）。”因此只要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就会形成分工的发展，而只要分工发展就会持续推动资产阶级的扩大，财富就会持续的向无产阶级移动，这种过程就是财富逐步失去阶级性质的过程。

所以要理解，消灭私有制与个人财富是两码事，消灭私有制就是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马克思指出：“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最终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也就消灭了自身就是这个道理。

熊彼得说过：“一旦经济进步使一切都非人身化和自动化了，无需人的作用了，创新本身降为例行事物了，那时企业家就因创新职能日弱、投资机会日渐消失而变得无用，资本主义就将活不下去，并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熊彼得的这个社会主义实际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主要是恩格斯用，马克思几乎不用）。资本主义的灭亡就进入了人类历史时代，即个人自由发展的时代，没有国家、政府、政党、公司这种组织了。

以上只是最简单的道理，可是多年来，被人曲解到与马克思完全相反的意思，折腾各种某名其妙的理论出来，妄想给自己找逃路。什么新权威主义、新思想、民族特色之类的。这些幼稚的举动在科学面前是痴心妄想，是沙粒之于昆仑，滴水之于沧海。

以后我会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基石是自然科学，不是凭空的，在这个立足点上产生了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三位科学巨人。如果那些编造的理论如果成立，那么人类的自然科学就彻底被推翻了，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吗？如果不可能，那么瞎编乱造的目的是什么呢？

《什么是历史规律》（八）

前几天谈到学哲学时的天份问题，但是不要误解，因为所谓天份究其根本是一个科学思维问题，有些深奥但并不玄奥。今天之所以要进一步谈论这个问题，就在于我要解释中国问题，尤其是政治理论的问题出在哪。

既然是科学思维问题，那么同时也就是历史观问题。因为只有具备正确的历史观才能有正确的直觉。反过来说，有了正确的直觉，才能通过日常生活的感性经验展开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各种事物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并建立出思维的框架，进而分门别类处理的各个命题形成理论。

科学规律都是通过直觉被发现的，但确定科学规律不是通过直觉，而是通过科学的方法。但科学方法是历史的产物，随着客观经验超出原先的认识范围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更先进的方法，所验证的科学规律在被确定下来之后的命运是等待着被证伪（特别要说明，证伪的思想并不是波普尔认识到的，而是马克思），因此被确定下来的事物，即理性的事物，始终就处于被推翻的状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类理性最不纯洁，它只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问题。”

感性和理性是什么关系？比如当说到黄色时，大家只有都见过黄色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如果一个从出生就失明的人，就不知道这个词语背后所代表的事实特征是什么。因此，语言具有感性活动的特征。在这里纠正绝大多数人的错误认识，即把感性理解为情绪，感情用事，其实恰恰相反，这些情绪属于理性范畴，例如预谋杀人是最理性的。

正如尼采认识到的德国人的理性主义将导致大规模的战争，一战、二战我们都看到了。其原理在于理性本身是包含矛盾的，尤其使用道德、即为人民负责、为人民奋斗这种极其抽象的，即完全与现实利益脱节的政治思想时，只会越走越窄。因为每一步都产生矛盾，所以只能不断的通过消灭、压制异己，追忆往昔，复兴文化等更加狭窄的道路来维持，即政治理论越来越抽象而与现实越来越对立，最后必然是走投无路而走向战争。正如恩格斯说的：“愿望有多好，水平就多糟。”所以全世界对这种政治思想特征的国家，即明显的法西斯化趋势进行全面防范和抵制是科学的、必要的。

所以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以及尼采都是非理性思维的天才。只有这种思维方式才有巨大创造力。理性思维的基础是一种“依附性”思维，是被限制住的、规定性的思维。因为其思维必须依附在国家、民族、法律、学说、思想、意识、道德等某些方面才能去思考，否则就是一个生物体。

弗洛伊德的发现就在于认识到，所谓理性思维只不过是为自己的非理性行为制造的借口，一种文饰的努力，因此所谓理性在更大程度上不过是虚伪的宣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历史中的一切所谓理性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把大多数人变成了行尸走肉。

因此共产主义是坚决反对任何意识形态教育，因为意识形态教育把人变成鬼。这些意识形态理论家的嘴中全是那些高尚、宏大的词句，其目的无非是表达出为真理献身，为历史负责、为人民负责的劲头儿，对此《共产党宣言》批判到：“他们不代表真实的需求，而代表真理的需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而感性思维的基础是“自由性”，在任何科学领域都是一样的思维。马克思指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

正如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与实在》总结的：“物理学构成一种处在不断进化过程中的思想的逻辑体系，它的基础可以说是不能用归纳法从经验中提取出来的，而只能靠自由发明来得到。这种体系的根据(真理内容)在于导出的命题可由感觉经验来证实，而感觉经验对这基础的关系，只能直觉地去领悟。”

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科学和理论会不断的束缚人们的思维，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分工上，而分工就需要分科的教育。这种教育出来的就是职业白痴，也就是他们远离了知识出发的基础。因为科学理论是被演绎的过程，而不是归纳的。而学校的教育只能是已经被归纳出的知识出发。因此随着分工和知识分科的扩大，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单向过程抑制了人们的怀疑精神，也就是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所指出的，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而丧失了革命性。

所以爱因斯坦：“进化是循着不断增加逻辑基础简单性的方向前进的。为了要进一步接近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听从这样的事实:逻辑基础愈来愈远离经验事实,而且我们从根本基础通向那些同感觉经验相关联的导出命题的思想路线，也不断地变得愈来愈艰难、愈来愈漫长了。”

但是对马克思来说，恰恰是这种状况，才为人类最终的全面解放开辟了道路。所以这也是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向马克思寻找出路的原因。马克思指出：“可见，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 门科学。”

如果对以上的理解有困难，我下边会用佛学让大家理解。

《什么是历史规律》（九）

大量的阅读，尤其是阅读思想著作是提高自身思维能力的办法，但是阅读本身的能力受到自身心态的阻碍，所以思维水平低的人，即心态不正或观念多的人通过大量的阅读不仅不能提高思维能力，有时候还产生相反的效果，例如书呆子、教条主义、混淆是非以及左、中、右的区分等。这样还不如不学，不仅害人害己，若是有权力更是误国误民。

因为当他们借用各种概念和学说把自己肤浅的认识包装起来并很自信的时候，会对问题的解决造成更大的困难。明代李贽在《焚书》中说：“公但知小人能误国，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小人误国尤可救，若君子误国，则未之何矣。何也？彼盖以为君子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

学习要有方法，也要有工具。英国哲学家培根写《新工具》的目的就是谈这个问题，所以他说：“把理解力的全部动作另作一番开始，对心灵本身从一起始就不任其自流，而要步步加以引导；而且这事还要做得像机器所做的一样。譬如，在机械力的事物方面，如果人们赤手从事而不借助于工具的力量，同样，在智力的事物方面，如果人们也一无凭借而仅靠赤裸裸的理解力去进行工作，那么，纵使他们联合起来尽其最大的努力，他们所能力试和所能成就的东西恐怕总是很有限的。”

虽然培根做出了努力，但是这只是实验科学，不是真正的科学思维。科学要想获得发展，仅靠实验科学是不能取得进步的。所以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说：“经验科学无法向任何人说明他应该做什么，而只是说明他能做什么，和在某些情况下，他想做什么。”

科学思想的基础是去除意识形态，即道德、宗教、真理信仰这些巫术的影响。所以爱因斯坦指出：“对于科学家,只有“存在”而没有什么愿望,没有什么价值，没有善，没有恶；也没有什么目标。只要我们逗留在科学本身的领域里，我们就决不会碰到像“你不可说谎” 这样一类句子。追求真理的科学家，他内心受到像清教徒一样的那种约束：他不能任性或感情用事。附带地说，这个特点是慢慢发展起来的，而且是现代西方思想所特有的。”

不过爱因斯坦最后这句话不正确，中国的老子和佛学也是要求对感情进行绝对的约束，并且作为正确思维的前提条件。例如《道德经》就指出自然规律这一基本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的“德篇”就是讲学习及学习治国方法的，也就是学习和理解“道”的工具是什么，思维基础是什么。

治国要有道，治国无道只靠聪明那只能换来机关算尽，反算了卿卿性命。如《道德经》言：“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以德治国，公平正义治国、访贫问苦、扶危济困、为人民奋斗等这种建立在伦理道德上的理念是马克思坚决反对的。按照尼采说法就些都是谎言，恰恰是对生命的蔑视，是违背自然规律逆天而行。因此他说：“整个历史其实就是对所谓的“伦理世界秩序”之定律所做的实验性排斥。”这一点只要了解世界历史就清楚，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一般人理解这一点很困难，不仅难，而且还会遇到抵抗和嘲笑。正如《道德经》所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但是，现代科学体系，尤其是马克思以科学的、雄辩的、博大的理论体系证明了这一点，并建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因此，只有建立出正确的出发点才能进行正确的思维。佛学有：“欲求善知识，应当求正见”，所谓“正见”就是必须彻底抛弃和否定一切意识形态，并在这个坚实的基础出发。所以“德篇”有：“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马克思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彻底否定了一切意识形态，建立起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伟大命题，为社会科学建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是他独有的，就像爱因斯坦错误认识到的“西方独有的”，只不过马克思、爱因斯坦把佛学和老子的学说真正的变为了科学，所以他们两个人对佛学思想抱有敬意。

否定意识形态是一切科学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基础。佛学体系的出发点是法自然的感觉论，也就是思维方式必须取得与自然规律的一致。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为了获得这种感觉就需要方法，也就是修行，佛教就是这么来的，并不是释迦摩尼建立的。所以必须知道佛学与佛教不同之处就在于，佛学是理论体系，佛教是修行机构。之所以需要修行，就是普通人达不到这种感性的要求，通过修行达到。

有这种感性的人开悟之后也需要学习。比如六祖慧能不识字，听到“菩萨于法、应无所住”就开悟了，但那只是入门，并不是真学问，后期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有成就。就像印度数学家拉马努金天份高到不用学也能证明数学公式，但是离真学问还很远，所以英国数学家哈代要求他必须从基础学起，不能直接说结果，而要证明。

但是就这个起点，即没有意识形态对于一般人就很难。很多经书翻来覆去就是说这个问题。例如《大品般若经》云：“无所念者，是名念佛。”《大乘起信论》：“若得无念者则知心相生住异灭以无念等故而实无有始觉之异。”《六祖坛经》：“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维摩经》：“诸法以无住为根本，无住本者，就是诸法之本际，人之本性。”《金刚经》：“菩萨于法，应无所住。”等等都是阐述这个问题。一点也不玄，无非是去除人们心中的各种观念。正如古人说的：“佛说一切法，为治一切心。若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所以佛学水平高不高与是不是僧人没有任何关系，正如弘一法师说的：“中国百万僧众难以找到一位真比丘。”大修行的人不一定是僧人，晋代王康琚有诗：“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大修行的人，往往是在市井之中。但正如马克思看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人类最终全面达到与佛陀同样的智慧开辟了解放道路。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获得全面发展的、感性被彻底解放的人比人类可以想象出的一切都要伟大。正如《华严经》指出的：“或用十国土，妙物作严饰，或以千土中，一切为庄校；或以亿刹物，庄严于一土，种种相不同，皆如影像现。不可说土物，庄严于一刹，各各放光明，如来愿力起。或有诸国土，愿力所净治，一切庄严中，普见众刹海。诸修普贤愿，所得清净土，三世刹庄严，一切于中现。佛子汝应观，刹种威神力，未来诸国土，如梦悉令见。”所以现代印度佛教使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革是科学的，有见地的。

《什么是历史规律》（十）

清除意识形态对人的影响，即从意识出发理解人，同时也要清除个人本身，即防止从个人出发产生的意识。如果仅清除了前者，那么后者形成的意识会重新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凌驾于社会之上。有人很奇怪，把意识和人本身都清除出去之后，那该怎么思考呢？那么命题就出现了：“在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进行关系性的思考。什么样的关系？

这就需要进一步对历史的、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道德的等等进行全面的征讨，进而扬弃，以形成全面的综合之后进行把握。所以马克思不是唯物主义，更不是唯心主义，他说：我在主要方面是唯物主义。可见他不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因为这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决定的，马克思的理论形式本身就决定了不可能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任何一种。

但这也是很麻烦的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理论被解读成各种各样的形式，例如有柏拉图的、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乌托邦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等等五花八门的形式。也就是说，完全取决于解读的人用什么立场去看。例如通过读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就会发现，他们说的社会主义不仅与马克思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他们所批判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早已批判过，如果马克思看过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批判，一定会说“批判的水平太低了，简直是挠痒痒。”

还比如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跟马克思没关系，也跟苏联没关系，而是意大利经济学家恩里克·巴罗内在1908年提出的，而且巴罗内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指出：马克思的著作在西方开始传播是1970年代。所以很多学者之前根本就没看过，绝大多数都是道听途说或二手资料看来的马克思。历史学家黄仁宇在《黄河青山》也证明如此，他1973年以后去了英国剑桥三次，李约瑟和他查找资料时发现：“这番寻找带来挫折又有趣的经验。例如，我发现许多马克思学者不曾读过《资本论》的第二部。如果他们读过，写出来的内容会大为不同。即使在剑桥，也很难找到《资本论》全三部的完整英文译本。后来我从当地书店买到一套，是从苏联进口的。”

没读过著作，同时也不知道马克思理论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因为马克思就没解释过，所以也不可能知道。这就很奇怪了，马克思为什么不说？这与他严谨的科学态度有关系。

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辩证法等等马克思都没解释过，那些解释的人又从哪知道的？我只能说，靠凭空想象的或二手资料看来的。如果有学者在历史、哲学、逻辑等方面有水平，透过有限著作中的蛛丝马迹也能看出这是思想高峰，例如波普尔是批判马克思的，虽然他很多批判马克思的内容都是理解错的，那个时候他更没看过几本马克思的著作，但是他依然能看出来这是超一流的天才著作，所以他即便批判了马克思，也把现代科学的奠基人的地位归为马克思，所以波普尔指出：“以许多方式开启和塑造了我们的视野。向马克思之前的社会科学回归是无法设想的。所有现代的学者都受惠于马克思，即使他们没有认识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爵士指出：“对于大多数希望弄清历史一般进程的人来说，都会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或者这些范畴的某些修正形式，因为几乎没有其它范畴可用。”

但是马克思的核心范畴没有揭示出来，有一个空白。这个问题是认识马克思的理论的根本问题。不理解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完全的理解马克思。理解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概念的使用对于思维和理论展开是非常重要并需要非常谨慎的。

至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些概念根本与马克思无关，他就从来没使用过这些概念，那是恩格斯造的，实际上辩证唯物主义是普列汉诺夫造的词。对于恩格斯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是两个，就是一个，他在1859年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过：“逻辑的研究方法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从恩格斯的著作去看，直到去世他也没弄清马克思采用了什么样的思维形式的，也就是什么是辩证法。

所以关于辩证法，恩格斯曾在1873年5月30日的求助马克思的信中说：“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离开运动，离开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就谈不到物体。物体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中，在运动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像。………………… 由于你那里是自然科学的中心，所以你最有条件判断这里面哪些东西是正确的。”

对此马克思在回信中以“我没有时间对此进行思考”把恩格斯的问题搪塞了过去。但是恩格斯胆子很大，虽然马克思对他提出的很多问题始终保持沉默，但他依然写了《自然辩证法》，结果闹出笑话了。《自然辩证法》的手稿在恩格斯去世之后一直由伯恩斯坦长期隐藏，其主要目的还是出于保护恩格斯的声誉。因为在恩格斯去世后不久，德国社会民主党就立刻委托物理学家列奥·阿龙斯审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与数学的遗稿，其中《自然辩证法》被阿龙斯否定，认为完全不能发表。

到了1924年春天，苏共中央派梁赞诺夫到德国向伯恩施坦追查这部遗稿，伯恩斯坦把这部遗稿交给爱因斯坦征求意见。爱因斯坦的意见是作为有趣的历史文献可以出版，但完全没有科学价值。美国哲学家西德尼·胡克的的著作《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一书中引用了爱因斯坦于1940年6月17日给他的信：“爱德华·伯恩施坦送来全部手稿要我出主意，我的评语是对全部手稿而说的。我坚信，要是恩格斯本人能够看到，在这样长久的时间之后，他的这个谨慎的尝试竟被认为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他会觉得好笑。”

《什么是历史规律》（十一）

错误的思维方法或不会读书的人根本问题在于，他看书的目的是要知道答案，也就是说，他始终在找“是什么”、“做什么”，去问“为什么”，而不是自己形成这些疑问去思考。总是问“是什么“的这种思维学点专业可以，也就是当社会零部件可以，但只能越来越愚蠢。科学思想不是这样的思维，包括佛学、哲学都如此。例如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的著作特点是不告诉你任何答案或道理，而是把问题抛给读者，也就是把存在的可能性留给读者去思考。

所以他们采用文学写作风格，始终处在嘲弄、激怒读者的状态，这是由于别人的思想不是你的，告诉你答案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战胜不了自己，所以必须通过在阅读过程中持续调整自己的认识和心态，形成自身强大的意志和思想体系。相对论公式告诉你了，解释来看看？

因此尼采不相信知识是驱动力，而指出一切驱动力是人的强力的意志，形成敢于在任何人面前说“我的判断就是我的判断。”克尔凯郭尔在《人生道路诸阶段》一书开篇就说：“鉴于诚实应当在一切之中存在，尤其是应当在真相王国和图书世界之间存在………”

苏格拉底认为，答案只有通过自己发现，知识对于一个人才是有效的。换成佛学的说法，那就是知识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才是可靠的知识，也就是佛学是让你学会如何认识知识的学问。而这个问题只能靠自己。所以克尔凯郭尔说：“大多数体系哲学家和他们的体系的关系就像一个建起了巨大城堡的人，他自己却住在它旁边的棚屋里。但是，在心灵和精神的领域，这种外在分离是并且依旧是一个决定性的反对意见。要从精神上被理解，一个人的思想必须是他居住之所一否则整件事是错乱的。”就像马克思著作就在那放着，怎么没人解释清楚呢？什么问题阻碍着呢？缺乏强力的意志！

马克思《资本论》序言中指出的：“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点， 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本人没有留下辩证法的著作，他曾经说要写，但始终没有动笔。许多学者研究或好奇他为什么不写。例如大卫·哈维认为马克思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写；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可能觉得无关紧要，等等诸如此类的推测。

而我认为，首先是由于马克思的谨慎、严肃的科学态度所导致的，他本人运用辩证法的水平相当高超，而运用高超的前提必然有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且只能具有意义，而不可被解释，但却能够在实践中应用的理论基础。这是一切科学获得突破性的基础。例如没有量子力学就没有晶体管，但一百年以来没人能解释量子理论。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可观察事实依靠的是不可观察的理论实体才可以被理解。这是对实证主义，例如孔德认为的任何命题都应最终成为对事实的阐述的最有力否定。

科学进步不是因为知道，而是因为不知道。但是这个“不知道”仅是对理论总前提而言的，而不是不知道“验证”，也就是总前提的建立是想象出来的，但这个想象是有依据的，而不是凭空的。因为它必须具有绝对性的抽象，只能具有意义，而不能具有内容。比如相对论的前提光速不变性是解释不了的，没内容，但是它具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之下展开的思维活动就是科学的活动。

所以尼采有句话：“只有在这个从此打得稳固和坚实的无知的基础上，科学知识才屹立到如今，求知意志的基础是一种强悍得多的意志，是求不知，求无知和求不真的意志！前者并不是后者的对立面，而是它的精细化！”《道德经》也有：“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现在的道德经都是瞎解释，这问题咱们以后慢慢说。）

所以马克思的谨慎在于他假设的立足点缺乏在自然科学领域上材料证据。那个时候，物理学还没有取得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种决定性的突破，因此他无法说服自己动笔。如果他当时能看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肯定会写，因为有了对照。因为社会科学的现象比物理学复杂，必须要求尽可能多的其它的材料证据。

马克思的基础概念或者说总前提已经到最简单了，这一点恩格斯倒是看出来了，他说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居然“如此简单明了”，是“从最初的和最简单关系出发。”但他对“最简单关系”的解释不对，估计马克思也没告诉他，或者说告诉他，他也理解不了，否则也不能一直总问马克思辩证法的问题。

弗洛伊德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在心理学中，最为紧迫的任务莫过于需要建立一种关于本能的坚实可靠的理论，有了这种理论，心理学才有可能继续向前发展。可是在这方面，所需要的理论尚未出现， 精神分析学就不得不做一些尝试和摸索索。精神分析学先把自我本能(自我保护本能、饥饿等)与里比多本能（爱)作了区别，后来又代之以一种新的区别，自恋性里比多和客体里比多的区别。当然，这还不是最后的定论，从生物学的角度考虑，似乎还不能满足于这种只存在一般本能的假设。”例如西方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向马克思理论寻求帮助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完成两者的契合并不容易，因为马克思理论框架远远大于弗洛伊德，其根本原因是基础比弗洛伊德要进一步，这是因为马克思的前提更简单。越是庞大的、整体性的理论，其前提越简单。

比如佛学有个“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就是用来检验理论的，即理论思维检验三原则。这种检验的方式在于不管你表达的是什么，在前提中很容易就能发现其所表达的是否有违背“三原则”的迹象。其理论说的再多，逻辑多么严密，也瞬间被证明是扭曲的、假的。必须简单到最少，到不能再少的地步，再少就没有前提了。

爱因斯坦在评梅耶松的《相对论的演绎法》中所说过：“我们没有权利问科学体系必须怎样来构造，而只能问:在它已经完成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它实际上曾经是怎样建造起来的。所以，从逻辑观点看来，这个体系的逻辑基础以及它的内部结构都是“约定的”。它们之所以能站得住脚，在于这个体系在事实面前的有效性，在于它的思想的统一性，也在于它所要求的前提为数很少。”

《什么是历史规律》（十二）

在马克思著作中没有发现他理论的总命题的概念，但是肯定有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总命题概念始终悬置在思维中，是没有办法写理论的。因为概念就是原理的解答，理解了他的概念就理解了他理论原理。所以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提出创造一个或从雅克·马丁那里借个总命题的概念，或者从加斯东·巴什拉借一个认识断裂的概念把马克思思想中悬置的概念和位置找出来。

阿尔都塞说：“直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不能立即就明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必须先进行一系列的批判，做好准备，然后再确定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所特有的概念的位置。确定概念同确定概念的位置完全是一码事。这项批判工作，作为解释马克思著作的绝对前提，本身要求具有一些旨在论述理论形态的本质和历史的、临时的和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大家看到在很多理论中，“马克思指出”或“马克思认为”频繁使用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没有总命题的概念，因此只能在理论中把马克思怎么说当作各个环节的命题概念和确定位置使用。

同时尼采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会成为马克思主义文献解读的典范的原因就在于，对于确定马克思的命题概念有很大的作用。中国的鲁迅就是把尼采、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人，所以鲁迅也被称为“中国的尼采”。比如徐志摩有次到陈原家拿着鲁迅的书往桌上一扔说：“中国的尼采在骂我们了！”刘半农送给鲁迅一副对联，上联“托尼学说”，下联：魏晋文章”，“托尼”的“托”指托尔斯泰；“尼”就是指尼采。所以马克斯·韦伯说要判断一个人智识的严肃程度，只要看他对马克思和尼采的态度。

但是阿尔都塞把马克思著作分为不成熟期和成熟期是不确切的，他或许受了来自苏联说法的影响，认为马克思思想是有断裂的——这一实际并并不存在的问题。苏联把马克思著作分为不成熟期和成熟期的原因出于，担心，确切的说是恐惧人们看到整体的马克思著作后的反应，因为如果将马克思1844年之前的著作和之后的著作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去阅读，就彻底摧垮了苏联官方意识形态，或者说揭开了苏联只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的假面具。所以在苏联在第二次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1844年之前的著作全部消失。

同时，从发现的《资本论》的基础《经济学手稿》（1857-1859）去看，马克思是为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辩护的，绝不是否定的。对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和雇佣劳动，在理论中马克思明确持正面的肯定的态度，例如在手稿《资本章》中指出：“资本的伟大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在提要中有一段话：“资本只是作为物同工人对立。不带有人的性质。”既然跟人没关系，消灭资本家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看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的：“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也就说，建立科学的理论的目的是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否定。这才符合被誉为全人类解放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其实这种辩证思想在《道德经》就有体现：“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但是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斯大林却指示说这不是马克思的成熟期著作。1844年前的著作不成熟，那1857年后的著作也不成熟？成不成熟他说了算吗？不可能由他，理论是有逻辑的，那是变不了的。通过断章取义马克思的著作为统治阶级服务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科学是全人类的思想财富。

这部手稿的命运很奇特，在苏联出版的时间是趁着德国入侵苏联一周后迅速出版的。敢于出版对于西方来说很惊讶。它的出版以及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传播和兴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传奇》中说：“大量的德文初版（《手稿》）被送往前线，当做激怒德国士兵的材料，后来被送往集中营作为德国战俘的学习材料。”

马克思的后期著作比之前当然有提高，但并不是转变。从我分析出的总命题的意义去看，并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是充实了，也就是说通过对材料的不断占有而涵盖的范围更大了，也就是说马克思思维设想出的总命题取得了更稳固的支撑。正如维特根斯坦说的：“真命题的总和是全部自然科学（或者，自然科学的总和）。”

所以马克思在去世前十年基本不再写作，而是大量的阅读，涉及各个领域，例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电子等。这一点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专门提到，他说：“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 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 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

《什么是历史规律》（十三）

科学的逻辑就是科学的实践，因为科学的逻辑要表达的是自然规律本身，因此科学的实践不是在逻辑之外，逻辑也不是独立于实践之外。如果两者之间产生冲突，那只不过是实践与逻辑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的形成是由于前提问题导致的。

爱因斯坦说：“在我开始批判那个作为物理学基础的力学以前，首先必须谈谈某些一般观点，根据这些观点，才有可能去批判各种物理理论。第一个观点是很明显的: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这个要求初看起来似乎很明显，但应用起来却非常伤脑筋。因为人们常常，甚至总是可以用人为的补充假设来使理论同事实相适应，从而坚持一种普遍的理论基础。但是,无论如何,这第一个观点所涉及的是用现成的经验事实来证实理论基础。”

逻辑的或者说理论的矛盾是我们的思维不能与客观世界的规律一致而产生的矛盾。也就是不能够正确的去观察事实。例如物理学家爱丁顿说的：“所有进步都与主体规律有关，都与观察程序施加给观察结果的一致性有关。”因此马克思提出了“历史观”问题。

所以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思维，恩格斯总结说：“我们的主观思维和客观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为两者的结果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且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整个理论思维。”但恩格斯的这个表述只是关于思维方式的归纳，并不是解释。而要让人理解，必须进行解释，然而恩格斯却没有。

《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的。但从恩格斯后来的著作中去看，他并没有或者说根本不理解这部著作中所要表达的思想。虽然这部著作在名义上是马克思与他合作的作品，但有很多学者看到并指出，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著作显然是退步的。

例如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政治学教授特雷尔·卡弗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中就指出这一点。他认为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短评中发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即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发明背离了马克思思想。尤其在马克思逝世后，以马克思的名义构建了一个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在内的形而上学体系，写作了一批违背了马克思思想宗旨和意愿的著作。所以很多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恩格斯主义”，是恩格斯晚年的作品。这个一定要分就清楚。但并不是恩格斯说的一点意义都没有，是有历史意义的，但并不具有马克思那种划时代的思想意义。

恩格斯的主要著作的写作是在马克思1883年去世以后才进行的，例如1883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5年《反杜林论》；1888《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自然辩证法》未出版。从理论水平看，与马克思差距巨大，显然不是一个等级水平的。正如前边说过的，《自然辩证法》在经过爱因斯坦的审查后被确定，完全不具有科学意义。

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其根源都是来自列宁，而列宁除了《资本论》《法兰西革命》等极少的著作外，并没有阅读过马克思的思想性著作，而主要是恩格斯的著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列宁的著作主要都是引用恩格斯的思想。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尤其是关于思想的著作就没有读过。例如马克思理论基础的文献，《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1923年8、9月份左右，由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馆查阅时才被发现，而列宁于1924年1月去世。后来发现的《经济学手稿》《1844哲学经济学手稿》等就更不可能看过。首次《马恩全集》29卷版编辑的完成是在列宁去世23年后。所以在《矛盾论》和《实践论》写作时，毛泽东也不可能看过，如果看过，他不会有这种认识。

毛泽东在建国后都不理解辩证法的最基本方法，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记录了他与毛泽东见面时关于辩证法的对话。1958年6月30日，赵朴初陪同毛泽东会见胡达法师率领的柬埔寨佛教代表团。在等待客人期间，毛泽东问赵朴初：“佛经里有些语言很奇怪，佛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佛说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先肯定，再否定，再来一个否定的否定，是不是？”赵朴初回答说：“不是。是同时肯定又同时否定。”可惜这个对话没有进行下去，客人来了。从这件事反映出。毛泽东在那个时候显然不理解辩证法。从毛泽东的全部著作去看，没有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运用体现。

而肯定和否定的思维方法是马克思强调的，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 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这种思辩方法在佛学、老子、物理学是一样的，马克思并不特殊，区别在于历史前提的变化，或者说对象不同了。所以也就能理解恩格斯把马克思的思维方法称之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因了。但他这种归纳不是完备的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因为没有前提就不能正确运用辩证法及建立正确的历史观。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学者把马克思对应不同的思想都不违和，比如有很多这样的著作:马克思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与斯宾诺沙；与康德；与圣西门等等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就更麻烦了，儒家能把一切解释歪，鲁迅说过如果列宁治下的中国“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

因此爱因斯坦在说到前边提及的第一点之后，提出第二点，他说：“第二个观点涉及的不是关于(理论）同观察材料的关系问题，而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前提，关于人们可以简单地,但比较含糊地称之为前提(基本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作为基础的关系)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的简单性”。这个观点从来都在选择和评价各种理论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确切地把它表达出来却有很大困难。”而这一点就是恩格斯始终没弄懂的问题，马克思也没有告诉他。所以他在马克思墓前说：“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思想或者说哲学靠学习是学不会的，只能依靠自己的领悟能力。所以胡塞尔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指出：“科学的学习从来都不是一种对精神以外材料的简单接受，而始终立足于自身的活动，立足于一种内部的再造，即通过创造性精神而获取的、按照根据与结论而进行的理性明察的内部再造。人们无法学习哲学的原因在于，在这里还没有那种得到客观领悟和论证的明察，而这也就意味着,在这里还缺乏那些在概念上得到明确界定、在意义方面得到完全澄清的问题、方法和理论。”

《什么是历史规律》（十四）

总前提问题先放一边，正如爱因斯坦讲的，要把它确切的表示出来有很大的困难。但爱因斯坦没讲第三点，即当解释完成时就要彻底放弃它才能理解它。这一点就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结尾最后指出的：“我的命题以如下方式起着说明的作用:理解我的人，当他借助于这些命题踩着它们一爬过它们之后，最终认识到它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以说，在登上梯子之后，他必须将梯子弃置一边。)他必须放弃这些命题，然后他便正确地看待世界了。”

马克思使用的逻辑形式既不是一元论，也不是二元论，更不是三元论及多元论。很多学者从这方面研究是不可能有突破的，因为就不是这些问题。还有些人说历史是变化的,实践是活的，马克思主义根据时代也要变化和发展，否则就是教条主义。这种认识就更是胡说八道了。且不说马克思的理论就是活着的、实践着的理论，连最基础理论的都不理解，那么是从什么地方发展的，证明在哪里？相对论发表一百多年了，使用它就是教条主义？发展一下看看？上世纪60年代中国展开了，打倒爱因斯坦；打倒相对论；打倒欧家（欧几里德）店；打倒柯（柯西）店等等荒唐的行为。马克思主义不敢明着喊打倒，改“发展”马克思主义了。

思维方式是严肃的科学，因为它对应的是自然规律。检验标准首先就是在其中没有任何个人的意见、观点、立场的表述。如需个人发表见解，必须声明是个人意见，同时必须进行逐步的解释和证明，也就是这么认为是为什么？道理是什么？要出示依据。正如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强调的：“我要指出这一点，因为它在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中是个关键问题，我所说的解释是认真的和有系统的解释，是建立在真正具有哲学、认识论和历史知识基础上的解释，是依靠严格的阅读方法的解释，而绝不是单凭一得之见而作出的解释(尽管人们单凭一得之见也可以写出书来)。”所以不是靠个人的看法就可以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而要靠严格的科学理论的证明。

不理解这个问题就无法去读马克思的著作，更不要说发展了。所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有他的某种精神。”当无数哲学家在解读马克思思想付出巨大努力而进展甚少的时候，就凭一张嘴就能够发展马克思主义吗？

马克思理论不是教条主义，而且找不到一条“教义”。恩格斯说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共产党宣言》也指出：“（共产主义者）不提出任何特殊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运动。”所以恩格斯说：“我们注意的是关系的生成与消逝，而不是什么东西的生成与消逝。”但是不要以为就可以任意解释，这恰恰证明了思维方式的科学性和严谨。为了便于理解，我通过揭示《道德经》的几句话让大家更容易理解，对于马克思而言，这不是特别复杂的思辨形式，但中国人几千年都没理解。实话说，我是第一个解释出来的，因为通过马克思主义、佛学和自然科学能够解释和证明只能是这个意思，并且全部思想是同一在一个命题下。

《道德经》有句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指万事万物都处于生成、消逝、变化的过程中，万物都是阴阳结合，因气而形成的自然界。最早解释《道德经》的《淮南子》将其解释为：“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儒家思维了，所以

所以下边应该接“出生入死。生之徒，十之有三；死之徒，十之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之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这个意思是指自然界的万物生生不息，有的处于孕育的过程中；有的处在消亡的过程中；有在变化的过程中。而不是大家看到的“长命，短命”之类的解释，实在是太可笑了。

所以后面接着是“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是谓玄德。”

科学命题必须简单不能再简单，而且是与人有关。所以爱因斯坦说：“科学所研究的是那些被认为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而存在的关系。这也适用于把人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科学陈述的对象还可以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概念，在数学中就是那样。我们不一定要假设这种概念是同外在世界里的任何客体相对应的。”

所以在《道德经》中就是两个概念，道和德（人）。理解道，并按其规律行事的为德，故尊道而贵德。因此“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为=伪）

《道德经》七十章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必须清楚，“我“不是指作者，而是人自己。吾”代表作者。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说的非常简单，非常容易施行。因为天下就是这个规律，就是按照这个法则运行。思想有根本；实践有依据。大家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知道自己的人是稀有的；按照自己的本性行事是珍贵的。所以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是在于“被褐而怀玉”，不求外在的，而求自己内在的本质。古希腊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上刻着的就是“认识你自己”，这也是苏格拉底的座右铭。

因此《道德经》四十七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也会是知道自己，也就是爱因斯坦说的把自己当对象。注意看，我把七十章和四十七章连在一起，这样一变换章节的位置，大家就看的就比较清楚了。我以前说过的，《道德经》要自己安排顺序，不要按章节的顺序读，那样会读糊涂的。《道德经》不是一个复杂的思想，是有逻辑的，后来被儒家篡改过，但使用逻辑都能改回来。

本来要接着历史规律（14）的话题继续写，但是我发现，有必要做个说明。比如刚才有人说，什么社会主义者桑德斯、欧洲左翼的问题。这里必须清楚一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这些所谓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马克思本身也不在理论中实际使用社会主义概念。

马克思的理论起点是批判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这些社会主义者的理论立场上是由于私有制发展和影响的表现，也就是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对社会带来的后果的坏的一方面做出的反应。因此他们是片面的、特殊的、教条的和错误的。请参考《马克思致卢格的信》（1843年9月）

今天很多欧美的所谓左派就是这种表现。另外在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愤怒，则是封建的、反动的、专制制度的社会主义，它们的表现可以参考《共产党宣言》第三章。这种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反动性在于，例如他们憎恨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一切自由民主的主张，把国有企业当作公有制的表现。其实恰恰相反，国有企业（除了不得不交由国家管理涉及公共事业的非赢利公司之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的极端形式。这一点连梁启超都知道，国家经营的公司不能是赢利性的事业，否则就是与民争利。

所以看我写的东西，必须抛弃自己的固有印象去读。在这里借用尼采《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前言中的话：“我所期望的读者应当持有三种品质。第一，他必须能够心静。能从容而不匆忙地阅读；第二，他必须不把他自己及其所受的教育带入到阅读之中；第三,他不可以指望在阅读结束时获得一套新的公式规则作为最终结果。我不承诺为人文中学和实科中学提出一套新的公式规则和学习计划，相反,我更倾向于赞美那些在这方面具有超强力量的人物……在本书中,我永远都不会去满足那些求取公式规则者的嗜好。”

所以尼采对读者的要求“拥有足够的教化，从而看清甚至轻蔑自己曾受到的教育”的人。按照佛学讲，只有根器低的人读书才去找公式、找答案。如六祖慧能说的：“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

这里同时也回答了很多人经常我问我的一个问题“读什么书”？我回答“没有”的意思就在于，没有这样的书，也就是说思想性的书籍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思维轨迹的记录过程，通过对作者思维轨迹的跟随和理解，批判的建立出自己的思维方式。任何一本哲学书，没有答案告诉你。不信去找。

爱因斯坦说过：“如果一个人爱好很有条理的思想，那么他的本性的这方面很可能以牺牲其他方面为代价而显得更为突出，并且越来越明显地决定着他的精神面貌。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人在回顾中所看到的，很可能只是一种千篇一律的有系统的发展，然而，他的实际经验却是在千变万化的单个情况中发生的。”

也就是说，千变万化的世界中，没答案让你跟随，而只能让自己成为有思想的人，才能应对各种变化。

《什么是历史规律》（十五）

《道德经》就两个部分，道和德，也就是自然规律和人两部分。这种命题在全世界都有，例如古希腊的“智者派”就把问题分为“自然”和“人为”两类。所谓“德”就是知识。知识即美德，所以《道德经》德篇是教学习的。例如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和美德是一个东西。

“道”是个非常抽象的概念，类似这种抽象概念不可能，也不能解释它，因为它在世界中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道德经》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但是没有这种抽象概念，就无法感知事物和思考，换句话说，就不能对所有现象进行综合思考。

这种问题是所有哲学家和科学家思考的问题，没有例外。但都是将抽象的概念与经验世界分开理解。例如唯名论、唯实论、实证主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感性和理性、主观和客观等等。康德认为其实一种是关于事实表达模式的问题；另一种是关于事实本身的问题，但这是二元论，所以黑格尔讽刺康德：“这里有一个鼻烟壶，那里有一个烛台。”

黑格尔哲学的意义就在于认为哲学要对事物进行系统的、整体的、统一的理解，以克服所有对问题的分裂。关于哲学的这些问题就不深入了，接着谈抽象概念的问题。马克思的著作之所以理解困难，众说纷纭，主义纷呈，其根本就在于不知道马克思使用的抽象概念是什么。我们发现马克思所有著作没有他发明的概念，都是使用别人发明的。恩格斯发明的概念，例如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能用来解释马克思思想。因为科学概念命题必须简单到不可再分，而且必须是一个驾驭所有环节的命题。比如科学社会主义，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社会主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释，所以不能使用。因此马克思根本没有也不可能采用这种命题。

因为命题作为理论前提不可进行解释，只能具有意义，对意义进行思考形成理论。命题越简单，涉及的范围越广，没有概念就不能进行思考。例如佛学命题“空”，能对包含宇宙进行思考，例如《坛经》：“说通及心通，如日处虚空”。你自己去悟，至于怎么悟，只能靠自己证悟，就像太阳在虚空中。非要解释太阳怎么挂虚空中的，那可太难了。但是又不难，因为就在自己思维中，所以后边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所以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在某种意义下，逻辑学可以说是最难的科学，因为它所处理的题材不是直观，也不象几何学的题材，是抽象的感觉表象，而是纯粹抽象的东西，而且需要一种特殊的能力和技巧，才能够回溯到纯粹思想，紧紧抓住纯粹思想，并活动于纯粹思想之中。但在另一种意义下，也可以把逻辑学看作最易的科学。因为它的内容不是别的，即是我们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熟习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同时又是最简单、最初步的，而且也是人人最熟知的，例如:有与无，质与量，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与多等等。”

（这里也可以看到我读书的问题，我对每一个问题，我都要在古今中外的著作中去寻找相同的表达，以相互参照理解问题）

所以假设出抽象概念，进而使用正确的逻辑处理命题非常重要。没有抽象概念就不能进行分析，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就指出这个问题：“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制，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所以不理解抽象概念或者说没有抽象的思维能力，就不容易读懂。毛泽东读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就在于，他认为首先理解概念是错误的。毛泽东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指出：“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所以这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了，当然他自己后来也承认自己读不懂马克思。

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一种理论的简单性越大，它所涉及的事物种类越多，它的应用范围就越广，它给人们的印象就更深。”对于马克思理论所涉及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而言，他使用的命题必须做到最简单。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也就是用理论与实践的相联系的方式表达命题。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命题概念无法检验理论，导致任何人在实践中都能插上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并且不需要证明，所以必须排除这种可能。

关于概念，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说：“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惟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这种信念和见识，在历史的领域中是一个假定，但是它在哲学中，便不是一个假定了。”也就是说假设出的概念反映在理论中就不再是假设的了，或者说，概念被理论映射出来了。但是假设出的概念之间的不同，理论成就也是不同的。

假设出的抽象概念的力量有多大？可以这么说，现代科学就是在抽象概念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牛顿被爱因斯坦否定就是因为爱因斯坦做出了抽象假设，而牛顿的理论是没有抽象假设的。牛顿说：“迄今为止，我没有从现象中发现万有引力的那些属性的原因，并且我不做假设；因为凡是不是从现象演绎出的东西就叫假设；而假设，不论是形而上学的还是物理学的，不论是具有玄妙性质的，还是机械的，在实验科学中都没有地位。”

就这一点，牛顿就被爱因斯坦推下了神坛。对此爱因斯坦说：“牛顿啊，请原谅我；你所发现的道路，在你那个时代，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人所能发现的唯一道路。你所创造的概念，甚至今天仍然指导着我们的物理思想，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如果要更加深人地理解各种联系，那就必须用另外一些离直接经验领域较远的概念来代替这些概念。”

《什么是历史规律》（十六）

本篇先回答一个问题。有个朋友问：“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看起来正在被全球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所取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民粹主义分多种，比如美国、英国、法国的民粹主义就不是右翼，而是左翼。中国、俄罗斯的民粹就是右翼。

从政党去看，欧洲很多所谓左翼政党，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进行分析，反而属于保守派，很多保守派反而属于马克思赞同的政党主张。比如英国保守党主张的实际内容与马克思的主张更接近；而英国工党反而与马克思主张相反。这种看法的划分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分配问题的看法进行的。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贫富不均不是分配与再分配的问题，而生产方式本身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任何分配都是生产方式本身分配的结果。”也就是说，贫富差距问题完全不是分配的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而是生产方式本身的问题。换句话说，既不是做大蛋糕，也不是分配蛋糕的问题，而是参与的人并以什么生产方式做蛋糕的问题。

比如10个人做蛋糕，每个人分别处理一道工序，一小时最多做10个蛋糕；但如果有100人参加，进行更细化的分工，比如20个分工，每小时可以做1000个蛋糕。分工的细化提高了就业率，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因此分配不是在做蛋糕之外找原因，而是在做蛋糕本身的方式中找原因。也就是说分配是在生产方式中进行的，而不是之外进行的。这个原则贯穿马克思所有著作。

因为分配首先得有足够的蛋糕进行分配，其次是谁来分配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蛋糕不能分配或分配很少，所以贫富差距不能缩小，反而会扩大。因为增加的分配环节，即政府部门的形成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的成本，导致政府工作分工增加了，而没有增加生产方式本身的分工扩大。所以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了。

前一段美国民主党参选人杨安泽说直接发现金，免去各种票券在制造、登记、发放、监督等各个环节的政府管理成本。道理就在于分配环节成本很高，不如节省下来。同时直接发放现金的消费形式让市场经济结构更合理，因为领取现金的居民就近消费让临近小商户受益，通过居民的消费行为形成居住范围内的区域商业活动的繁荣并扩大就业。这种想法相对于发放票证的做法是进步的。

但我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调整生产方式本身找原因。而共和党川普政府显然符合马克思的主张，符合马克思的斗争方向。所以要知道，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当年给燕妮·马克思在信中就提到：“在美国……那里的民主主义蠢才中间也有一批我们的拥护者， 不知什原因，他们发誓效忠于我们。”马克思恩格斯的信件有很多都是在面对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拥护者时的无奈。所以马克思有句名言：“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活着着的时候都这样，不要说在他们去世之后了。

因此并不是说为穷人谋利益就是对的，其实恰恰相反，因为方向错了，努力反而死的快，所以要科学的分析。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提到波拿巴失败的原因——消除贫困。为了能够采取变革社会的措施，就必须要集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全世界都会警惕并反对他。恩格斯在信中写到：“路易·拿破仑越来越滑稽可笑。当他那些消灭贫困等现象的伟大措施还一项也没有能够实行的时候，这个人却因采取那些仅仅为了暂时巩固他的威望的办法而触怒了全世界的庸人。任何一家非法国的报纸都不敢再出来为他辩护，甚至《太阳报》和《科伦》也一声不吭，只有《地球报》的这个下流通讯员，每天还往拨给他的那个角落里堆他的肮脏东西。此外，路易·拿破仑已经激起全世界对他的怀疑。”为什么会激起全世界都反对？这个就是马克思的《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精彩的辩证法运用所表达的，在强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前，谁反对它，不按规律办事，谁就会粉身碎骨。

马克思认为平等的权利就要求采取同一尺度计量，那么这个计量单位就是劳动。但是，每个个体的智力、体能、才华是不同的，因此他们之间的劳动强度、贡献也是不同的。所以平等的权利就在于要求不平等的对待每个不同的个体。如果要求抽象的平等，那么对于不同等的劳动就是不平等的。因此马克思说：“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也就是说不能用未来还未产生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尺度，来计量今天还处于资产阶级原则的社会。即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早期，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差别也是无法消除的，因此依然是不平等的。所以马克思说只有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消失后，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超越这种对立。在之前，必须按照资产阶级原则办事。

从马克思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篇文章去分析，就可以看到今天欧美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即左翼，就在于在意识形态上脱离了，或者说远离了资产阶级权利的原则，而以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式解决问题。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方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衍生出或其现象表现为“意识形态斗争、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

我们看到英国的工人阶级和美国的工人阶级选择了支持所谓的“保守主义政党”，这说明英美工人阶级的成熟性，没有受到左派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选择站在现实之上，即站在改变生产方式的政党一方。

西方所谓左派政党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就代表没有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犯下了历史性错误。他们以“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抨击正在以实际行动改造生产方式的政党，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双方恰恰是不公平的。正如马克思指的：“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所以欧美的民粹主义是出于对左翼以意识形态凌驾于资产阶级原则之上的反抗。因为政治正确的内容不断被落后的文化、尤其是落后地区移民中带来的封建主义残余所填充进去，它很可能会演变出一种绥靖主义而消磨掉曾经改变历史的基础——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这是必须要警惕的。

因此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当中才是一种实际的社会主义要求。正如恩格斯说的：“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正确的认识。“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最后一种生产方式，共产主义社会诞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因此只有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的合理发展，抛弃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巩固已取得的社会成果，才能走向未来。

因此在今天必须要知道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任务是推动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发展，而不是被抽象的意识形态束缚。对这个地球中的许多国家而言，目前还处于摆脱封建主义残余的过程中，并不像美国一样没有封建主义历史的束缚。由于美国的这种纯粹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特点，中国的民粹主义对美国的仇恨，就是封建主义在垂死挣扎之际面对资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哀嚎。

对于这些外国和美国的反动势力，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罗宾·布莱克本在《马克思和林肯——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中所设想的，如果马克思在当年南北战争时期来到美国，马克思“不会理睬某些南方奴隶主的反动社会主义或冒牌的反帝国主义”，定会“努力建设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什么是历史规律》（十七）

昨天回答朋友关于全球民粹主义兴起的问题，放在本系列连载中是因为他的问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课题，因为这是全球化必然产生的问题。例如代表日本现代批判最高水准的思想家柄谷行人写于90年代后期，并在中国2009年出版的，《跨越性批判——马克思与康德》一书序言中就指出：“伴随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产生的是民族主义的高涨，无疑将通过国家的介入而得到强化。但是也不会因此退回到保护主义，充其量是过火的新自由主义得到抑制。”中国的市场经济恰恰是在西方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典型。如汪晖认识的，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辩护以国家干预的存在来拒绝承认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完全不得要领。

这种矛盾就像马克思表达剩余价值时一样是一个二律背反，企业利润不是剩余价值，资本不生产剩余价值；“资本既不能从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又不能从流通过程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他《资本家）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资本论》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所谓“在这里跳跃”，是当时挑战那些经济学家的意思，也就是让他们证明给我看看的意思。这里也说明一个问题，通过激进的革命打倒资本家不起作用，正如谁能疯到说自己能把空气杀掉或者说用到把水砍断？

2008美国金融危机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通过Google学术搜索可以发现始终高居论文引用率第一并持续攀升。美国政策研究所及外交政策计划负责人约翰·费弗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解释和解决世界问题。”但问题在于，首先必须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他在说什么。这恰恰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所以一百年来无数学者在研究马克思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研究著作汗牛充栋，但进展不大。

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使用的概念和方法找不到。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序言说的：“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为《资本论》写的序言中指出：“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 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问题在于解释不出来，其思辩方法如“幽灵”一样，看不到、找不到，恰如《道德经》说的：“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老子这段话绝对不是玄学，而是思辩方法，但是这种方式就是像“幽灵”一样的存在，不能解释、定义、甚至用任何词儿难以形容，内容又令人疑惑，但是又能让人看出这是真实的。正如《道德经》说的：“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正如《共产党宣言》开篇连续使用了4个“幽灵”一样形容共产主义：“一个幽灵，共产主 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幽灵到底在指什么？当然是一种形容，但是在形容什么呢？对于这种情况，爱因斯坦、佛洛依德都有这种解释半天等于没解释，或者是根本不解释的情况出现。例如爱因斯坦说：“借助于思维(运用概念，创造并且使用概念之间的确定的函数关系,并且把感觉经验同这些概念对应起来)，我们的全部感觉经验就能够整理出秩序来，这是一个使我们叹服的事实,但却是一个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事实。可以说:“世界的永久秘密就在于它的可理解性。”要是没有这种可理解性,关于实在的外在世界的假设就会是毫无意义的，这是伊曼努耳·康德的伟大的认识之一。

这里所说的“可理解性”这个词是在最谨慎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它的含义是:感觉印象之间产生了某种秩序,这种秩序的产生,是通过普遍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创造，并且通过这些概念同感觉经验的某种确定的关系。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感觉经验名世界是可理解的。它是可理解的这件事，是一个奇迹。”（爱因斯坦《物理学与实在》）

马克思用“幽灵”，爱因斯坦用“奇迹”，弗洛伊德用“无意识”形容思维方式真正的来源并作为真知识的前提条件。这种问题无法解释。所以注意看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篇就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像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想象的什么呢？怎么想象？没有回答。但是他说这种想象出的前提可以根据现实进行确定，所以接着是：“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准备材料中“对世界是一个有联系的整体”一章最后有句话：“合理的幻想——换句话说，就是综合。”什么是合理的幻想？所有哲学家、科学家没有一个确切的解释，正如尼采说的：“天才的真正来源不在那些人所鼓吹的国民教育之中，他只有一个形而上学的来源，一个形而上学的故乡。”

马克思的理论肯定不是一般意义的形而上学的，也绝不是实证的，经验的，马克思对知识本身和知识来源即思想本身之间始终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这一特点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都大量援引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论灵魂》《论生成与毁灭》《论天》等著作阐释他自己的理论的开始。例如《资本论》第一章《商品》中谈到的亚里士多德的关于“床和屋”的等价形式的问题。这个问题以后要谈到，但在这里不能展开。必须要了解概念形成的过程。他的头脑中始终有一个概念悬置在脑海中，对于这个概念是什么，大家都不知到，但是肯定有一个，正如美国著名哲学家玛莎·C·努斯鲍姆认识到：“马克思的自然概念非同寻常。”

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绝不是简单的抛弃哲学或者说从现实出发，所以马克思有句名言：“你们要求人们必须从现实的生活胚芽出发，可是你们忘记了德国人民的生活胚芽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壳里萌生的。一句话，你没人能不能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消灭哲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什么是历史规律》（十八）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这个幽灵是指什么，有很多学者研究，例如比较著名的有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有的物理学者对《共产党宣言》这句话特别感兴趣，因为马克思的这种表达非常像爱因斯坦对量子纠缠的形容“幽灵般的超距作用”。通过阅读《资本论》更会发现这种特点，他本人的思维方式根本摸不到，如幽灵般存在，但他的理论的预见性与每个时代共舞。所以严格说，《资本论》不是一部纯粹的、一般意义上经济学著作。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尼采的共同点就是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发起了冲击，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二十世纪是科学和理性发展的时代，但是也应该知道，20世纪没有任何原创理论或学科的诞生，除了物理学取得一些进步以外，人类的智慧停止了在思想上的发展，没有出现十九世纪那种持续涌现思想家、科学家的历史场景，整个的二十世纪自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之后，都是对十九世纪诞生的思想家、科学家们发现的应用，而没有再一次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因此在哲学上，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说，在尼采、柯尔凯郭尔和荷尔德林以各自的方式最终都最深刻地彻底经受了把西方历史逐入其中连根拔起的过程，他们是先行者，但却过早的离去。对于十九世纪这种景象，海德格尔问道：“在这里发生了聚讼纷纭的19世纪的何种隐蔽历史呢？将来者的何种运动法则在此得到了酝酿？为了成为依然归属于这里正在启动的种种必然性的人，难道我们在此不是不得不把我们的思想转向完全不同的区域、尺度和方式吗？抑或，这种历史作为此在的基础还是我们不可通达的，并非因为它已经过去了，而是因为它对我们来说依然还在太远的将来？”

尼采说过：“我的思想是为一百年后我的读者准备的。”同样，马克思也不被认为是十九世纪的思想家，而被称为二十世思想家，因为人们认为他的思想影响和改变了的是在二十世纪。而我认为马克思思想和尼采自己所认为的一样，都将展现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处在他们所展望的时代中，因此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之后，思想将在二十一世纪再一次腾飞，这是历史性革命的时代。

这里首先要问的是：他们的思想是从哪来的？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更要问这个问题。毛泽东也谈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但不得不遗憾的说，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不符合物理科学获得巨大进步所使用的思维方法，是与现代科学的思维及取得的成果所相悖的。因为这种从实践到精神的往复形式属于经验主义，而不是真正的科学思维或理论思维。科学思想不从实践中来，实践只是用来检验它。精神是已经被现实塑造出来的，也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因此依靠实践与精神之间或者说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往复思辨是同义反复，其结果依然是一种偏见。

因为作为主体事物是作为客体塑造完成的。也就是胡塞尔认为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是统一关系，客体的意义是由主体授予的，客观的事实是依赖于由主体所建立的理论。所以科学的思维不是精神与物质或实践与认识之间的思维，这样的思维形式是不可能建立出科学的理论的。正如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通论》指出的：“经验主义论证的基本缺点是，把对返回“事物本身”的基本要求与一切通过经验获得的知识论证的要求相等同或混为一谈………真正有效的科学判断和它自身对偏见的摆脱，要求直接有效的判断本身作为一切证明的基础，而且有效性取自原初给予的直观……直接的看,不只是感性的、经验的看，而是作为任何一种原初给与的意识的一般看，是一切合理论断的最终合法根源。这-根源具有其给与合法性的功能，只因和只就它是原初给与的而言。”这种科学的基础胡塞尔称为“洞见”。但什么是“洞见”，他没解释清，也解释不清。

对于这种思维形式是什么，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序言指出：“可以言说的东西都可以清楚的加以言说；而对于不可谈论的东西，人们必须沉默待之。因此，这本书旨在划出思维的界限，或者更准确地说不是划出思维的界限，而是划出思想的表达的界限：因为为了划出思维的界限,我们必须能够思维这个界限的两边(因此，我们必须能够思维不能够思维的东西)。因此，这个界限只能在语言之中划出来，而位于该界限的另一边的东西直接就是胡话。”也就是说，在感性或理性、精神和物质、语言和逻辑、时间和空间之外的那个思维的基础是无法表达的。

例如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通过直接的想象，并在自己脑子里进行思想实验，非常简洁的指出引力场本身就是空间，空间就是物质成分之一。而开启了一个时代。引力波在他想象出之后的一百年后被发现存在。他想象时间在高空比在低空快，后来被证明也是正确的。这种思想是靠实践和精神往复的形式得到的吗？事实证明，完全不是，也不可能是。因为他那个年代，在现实中就不可能观察到。

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同样如此，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的那样，他的理论基础是“只有在想像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

尼采说自己的灵感的来源是：“一切都是极度无意地发生的，但却犹如在一种自由感、无条件性、权力、神性的风暴中发生……意的形象和比喻乃是最奇怪的东西；人们再也把握不了什么是形象、什么是比喻了，一切皆呈现为最切近、最正确、最简单的表达。用查拉图斯特拉的一句话来说，仿佛真的是事物自已走过来，自愿成为比喻(——“在这里 ，万物皆亲热地归于你的话，谄媚于你:因为万物想要骑在你背上。在这里，你可以骑着每一个比喻走向每一种真理。 在这里，一切存在的言语和言语之圣龛都为我豁然洞开。开:在这里，一切存在都要成为言语，在这里，一切生成都要向我学习说话”）这就是我关于灵感的经验；我毫不怀疑,人们必须回溯几千年，才能找到那个能够对我说：“这也是我经验的人。”

弗洛伊德的理论指出哲学家们要关注，在梦中的心理有两种思想构造的动因，第二种动因的产物享有自由接近意识的特权，第一种活动的本身是潜意识的。只有通过第二种才能到达意识，在两种思想动因之间的边界有一种稽查作用或者是机制，它只允许它认为合意的东西通过，而将其它的拦住不放。当人醒来后，稽查作用则全部恢复它的力量并清除在睡眠状态中，即在它曾经被消弱的时候那些偷偷溜过去的意识。所以在《梦的解析》的最后，弗洛伊德说：“我已经断定梦念的存在一所最高级的丰富的精神结构的仓库，其所表现的特性是，它具备了正常理智功能的全部迹象，但又远离意识，直到以化装形式在梦内容中浮现出来。”

正如尼采说的：“在梦中人人都是艺术家。”但在现实中，却不是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醒来后被“稽查机制”全部清除了，正如尼采说的：“人不再是艺术家，人变成了艺术品。”因此对于科学、理性及其一切创造物，尼采提出：“用艺术家的透镜看科学，用生命的透镜看艺术。”尼采对人的思想基础来源的无意识动机的提出，弗洛伊德在晚年对尼采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说：“在我年轻时，他标志着我不可企及的高贵。”

所以对于心理学界来说，要想理解精神疾病的根源，就必须向马克思寻找理论的基础。美国哲学家，精神分析社会学奠基人弗洛姆指出：“十九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二十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为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可能成为机器人。的确，机器人不会造反，但赋有人性的机器人是不可能这样生活而又保持精神健全的，他们是有生命的假人，他们将毁灭他们的世界以及他们自身，因为他们再也无法忍受无意义的生活所带来的厌倦。”

据报道，2018年5月25日，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在呼和浩特市召开全国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总结部署会上公布了数据，截至2017年底，全国精神障碍患者达2亿4326万4千人。

《什么是历史规律》（十九）

中国人一定要警惕，要认识到儒家思想在今天中国各式各样的变种，例如儒家自由主义、儒家民本主义、儒家民主主义、儒家宪政、儒家社会主义、新权威主义等等。但这些都是痴心妄想，因为不管他们说什么，怎么说，形成理论的思维方式都可以通过科学验证出是否具有可行性。

因为思维方式是一门非常严格的科学，通过物理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一种思维是否科学性是可以被验证出来的。这一点在物理科学取得巨大进步之前是无法做到的，所以是各说各话，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在今天，思想是科学的或不科学的，则完全能够分辨出来并给予相应的证明。

用佛学的话说就是“舍染取净”，即学习、思考、立论的基础必须是绝对的“空性”，不能有任何分别心存在其中。比如人的想法、感情、愿望等等，因为这些属于虚妄分别，佛学上属于“客尘”，不是“心性”。注意，“心性”不是精神的或唯心主义的，也不是物质的或唯物主义的，而是去除两者，谓之“空性”。“客尘”是虚妄分别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属于这个部分，是“心性”被沾染的客体。

“心性”属于无为法；“客尘”属于有为法。无为法是三种，有为法七十二种。例如孙悟空能七十二变，但七十二种变化出的形式不是孙悟空的真身，可又是孙悟空变的，但孙悟空又不能永远的定于他七十二变的某一种当中，他根据需要变来变去。所以佛学讲有为法是造作的、无常的。无为法是非造作的、恒常的。

因此所谓“起心”在于起于“心性”，即“空性”中，即无所起、亦无无所起。如《心经》所言：“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

如果起于“客尘”中就是有分别心，因为是依据眼、耳、鼻、舌、身意，即“六内处”。色、声、香、味、触、法，即“六外处”，也就是六主观，六客观，共十二类进行思维的。这些只能作为认识过程的构成元素，不可作为思维的基础，因为这些都是让人起分别心的。比如善恶、美丑、好坏、感性和理性等。所以《坛经》说：“善恶虽殊，本性无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于实性中，不染善恶。此名圆满报身佛……”

从以上的区分可以看出《矛盾论》的错误就在于，所有的认识是在“有为法”内的，没有绝对抽象的理论前提，这完全不能叫理论。这个问题后边还会提到《矛盾论》概念混淆的问题，比如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实际它们两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就是同一个概念。必须清楚，有的同一个事物可能有几百个不同的概念的名称，所以必须分清才能正确的思考。而如何分清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在自然中必须有这个事实存在，否则就是假的。同时也要分清，什么是事实。比如你眼睛看到的花的颜色就不是事实，按照物理学讲，颜色是除了空间的和时间的不均匀性以外的光的一种特性，即光的辐射能刺激视网膜而引起观察者通过视觉而获得的景象。所以“六内处”和“六外处”都不是实相，感官产生种种了种种错觉。所以不能把实践当作事实，而必须是自然事实。

尼采也说：“一切可信度，一切好良心，真理的一切视觉假象，皆从感官而来。”他的这种认识与佛学是相同的。同时尼采也认识到，真理的基础必须抽象到极点，达到完全的空性，才能够找到、对应和展开科学的实践，或者说实践才能与其“真理”对应起来，所以他说：“你想学习的真理越是抽象，你就必须越发把感官诱引到它那边去。”也就是说思维是不能以“六内处“和“六外处”为基础的，必须时刻警惕在思考的过程中，哪些是被这些意识，在不经意中扭曲了，或偷换了前提或概念。所以尼采说：“以自身为目的的知识，是道德布下的最后陷阱：人们于是又一次深陷其中。”

思维基础或者说假设出的前提必须是不可再分的，如果被新的发现证明是可分的，其理论就被证伪或推翻了，哪怕其中的有些规律还适用，但理论不成立了。天体物理学的前提概念的设定是，我们能看到的、能探测到的、能想象到的宇宙空间中的物质、能量在最初都包含在一个极小的物体中。比这个“。”号小一万亿倍，也就是靠想象让这个“物体小”到不能再小，要小到再小就没有的程度。是它的膨胀产生了整个宇宙，也就是大家说的宇宙大爆炸。至于这个“物体”是什么无所谓，但从起点开始进行的思维的过程和实践就是大家今天发展所看到的各种成果。

我重视马克思的理论就是在于，马克思是集以上人类思想之大成的思维方式应用到社会科学中。但遗憾的是，他的理论不仅没有被正确的理解，而且在人类思想史中是被误解最深的理论。因此无数思想家以极大的热情，努力去探寻马克思理论的奥妙，为马克思所受的误解抱不平。这并不是因为马克思本人，而是因为这个思想成果是全人类智慧的成果，必须通过理解他走向未来。因为人类每一次进步都是后来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

例如法国哲学家福柯说的：“即使人们承认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消亡，但它将来某一天肯定会复活。我所希望做的……不完全是为一种真正的马克思平反昭雪，但肯定是为了把马克思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并还其本来面目，因为这种教条长期以来打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幌子而将其禁锢并僵化。”

马克思理论在任何一个哲学家、科学家那里都得到了无比的敬重，这是因为他为人类开辟了新的视角并建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虽然目前还没完整的解读出来，但从理论表现以及所体现出思维水平去看，是目前为止人类思想的高峰。正如美国学者乔治·麦卡锡（George E McCarthy）在《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导言中认识到的：“马克思的贡献并不在于社会工程、科学控制及经济预言(正如他通常被误解的那样)，而是应该用更为广阔的视域来衡量，即以其对人类能力、政治理想及社会理性的推崇来理解。他对未来的见解如此珍贵和深远源于他对过去的理解如此敏锐和激动人心。”

马克思理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不管你如何扭曲、反对或是支持，都不能逃过他指出的规律，截止到目前，没有一个例外发生。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萨米尔·阿明所说的：“《资本论》这个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肯定的智识与政治工具证明了，它自己就是正确预言资本主义现实的历史演化总路线的最好工具。没有一种在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情况发生——或者说，常见的情况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通过思考这个现实的尝试，而得出类似的结果。”

因此，妄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没有教条在里边，严格说不是一种理论，而是在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就像“幽灵“一样守候着、观察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理论的逻辑运用不断的从最小到无限，又从无限到最小，理论到实践、实践到理论之间的过程中往复展开。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称马克思这种逻辑为“自由的逻辑”或是“解放的逻辑”。所以马克思的理论中看不到教条的理论，一条也找不到，看完全部著作，感觉他什么都没说。这种理论形式就是佛学说的“以无所得故”，即大智慧的体现。但是既然是科学，他就一定有一个最小的、最简单的、不可再分的基础存在，这就是研究的任务。

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能发生的原因就在于，规律是不能被修改的，只能应用。例如爱因斯坦的方程式推翻了牛顿的方程式，但是把低质量的低速度代入到爱因斯坦方程中，就又变成了牛顿方程式。这种情况对于马克思理论也一样，如果用儒家思想去解读，那就变成儒家的思想了，就成为教条主义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的不能与时俱进，而是违反了原理了。例如相对论谁都可以用，但不能改原理。

《什么是历史规律》（二十）

但历史规律的科学不像物理学、数学、化学等专业理论那样容易被人理解或接受，因为它首先触动的是统治阶级利益。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首先否定的就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等于直接挑战统治阶级的基础。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它的官僚体系和文化系统的人员恰恰就是儒家思想的中坚力量，所以阻力是可想而知的。

落后的思想体系在面对先进的思想体系时的防御就是通过民族特色的建构去消解它。例如苏联首先就从辩证法入手，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这种马克思理论中根本不存在的逻辑体系。进而通过在对辩证法解释时加入统治阶级所需的内容，而成为为统治阶级合法性进行辩护的“辩护法”。这种改变如果不是非常优秀的哲学家或完整阅读过马克思著作的理论家，一般理论工作者不容易察觉到。

而且在这种理论条件下，随着社会发展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就越在民族特色的最反动的意识中靠。正如马克思说的：“旧的传统观念被生活揭穿得越多，它们对自身的捍卫越坚决，语言上越加虚伪，越加道德化，越加神圣化。”因此灭亡之前的理论表现是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唯心，规定性越来越强，大词儿越来越多，适用范围越来越窄，在这种理论下，整个社会无所适从，不知到怎么干、干什么。

正如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指出的：“实际上，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全在于它对辩证法的费力而详尽的阐述中。我们将看到…… 是与马克思的(甚至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背道而驰的。但是，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在基本的辩证法概念丝毫也没有被修正或反驳的同时，辩证法本身的职能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从一种批判的思维方式变成了一种带有僵化的固定规则和条例的普遍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种转变比任何修正都更彻底地破坏了辩证法。”

苏联通过这种“巧妙”的修改，建立出了一套意识形态体系，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直到苏联解体也没有编写出来任何一本有说服力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教材。这是由于根本不可能编出来。这是由于苏联所谓的“辩证法”只能从“相对性”开始，也就是始终坚持事物是相对的，即用所谓“对立统一”去解释问题，也就是“一分为二”的看问题。这种情况下对错全凭统治阶级那张嘴了，永远不会有答案。这根本不是辩证法。科学思维必须有一个独立的、唯一的、外在的一般抽象概念绝对的存在，然后通过对这个一般概念进行思考形成理论。这个概念越简单适用范围就越广，这种思维方式是从古至今一切伟大思想和人类进步的源泉。按照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的说法：“这种精神习惯就是文明的本质。它就是文明。”

例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身的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已处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要晚得多，通过现代哲学才达到。虽然如此，早在希腊人那里就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那些成果深远地预示了以后的研究工作。”所以马克思去世后，他的房间中有89卷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著作。

恩格斯虽然不知道马克思的概念是什么，但是他知道思维方式原理，即对概念本性的思考才能有理论。苏联当然也不可能不知道，所以用“历史唯物主义”取代了马克思的“一般概念”，也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外部概念使用和辩证唯物主义结合起来使用而彻底消解了马克思，也就是“本源”没有了，那么后边怎么思考都不是马克思的想法，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编造。其中引用多少马克思说的话，也不可能是马克思的。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说的：“逻辑模式只能同思维形式有关系。”而思维形式来自于一般概念的假设，没有了一般概念这个本源，也就只能从原则出发了，这就变成死亡的逻辑了。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也就是说一般概念是总前提，它不依赖于后边要阐述的各种问题，但后边所阐述的一切都必须依赖于它。因此不能将要阐述的问题或历史结果再反过来作为一般概念使用。历史、唯物、辩证是恰恰是需要证明或者是工具，是发展的，变化的，因此不能作为一般概念使用。

如之前所提到的，马克思脑子中的这个一般抽象概念是什么，恩格斯也问过多次，马克思没有回答。这并不是他不想给恩格斯说，而是他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个一般概念是不是具有唯一性，如果科学又有其它新的发现，那么这个概念就不能使用，因为这个概念的意义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太重大了，等于是一个重大结论。其实马克思自己认识到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是没有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发现，他不敢确定，他要求的理论概念在物理学或自然科学中必须要同样适用。

但是许多学者隐约的发现了马克思的科学观不是普通意义的科学，而是包含人类所有知识领域的科学的精神概念，即求不知！也就是尼采指出的：“只有在这个从此打得稳固和坚实的无知的基础上，科学知识才屹立到如今，求知意志的基础是一种强悍得多的意志，是求不知，求无知和求不真的意志！”这种科学概念的应用非同小可，是开天辟地式的。

很多科学家和学者发现了这个“秘密”，例如香港政治学家戴高礼（Michael DeGolyer）说：“有人或许会说有理由认为马克思不是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假设这一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也不是在分析技术和彻底研究这一欧洲的惯用法意义上使用该词；他在古希腊智慧和知识的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甚至像在苏格拉底那里一样，知识甚至可以是无知，科学既是应用也是本身，既是计算也是个性。如果是这样，马克思的“科学”词就像古希腊时那样，是物理学和社会学的综合，是个人和伦理的结合。”也就是把他之前的所有人类思想成果集大成之后形成的一种“求无知”的一般概念。

所以马克思直到去世，也没有回答或谈论过这个概念。因为按照当时牛顿学说的权威性，他的结论就不能成立，而那时爱因斯坦还没有出现。马克思在人生最后十年中在等待的同时，自己也在学习物理、数学、化学等知识，不再进行写作。（顺便说一句，思想家不是全才，很多专业知识并不懂，就像爱因斯坦数学水平就很一般，也是在理论工作过程中慢慢学习的。但是学起来比一般人快的多。）因为这个概念的意义就是结论了，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这等于把之前的人类思想成果总结完毕了，同时代表未来的理论要围绕他的概念研究，也就是说要从他这里重新开始。这是要非常慎重的。

胡塞尔有个类似的看法，他在他的《第一哲学》就提到这个问题：“只要我们真的将它（第一哲学）想象为科学……它必须为它的全部真理的生产和所生产的真理有一个理论的开端。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哲学”这个名字就指一种关于开端的科学学科:它会使人们期待，哲学的最高目的理念为这种开端或者诸开端的完整领域要求一种独特的，自身完整的学科,这个学科具有在思想准备诸方面，精确表达方面,然后是科学解答方面的诸开端的独特难题。由于内在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这个学科应该先行于其他一-切哲学学科，并从方法上和理论上为其他一切哲学学科奠定基础。依此，这个入口，这个第一哲学的开端本身，也就是所有一般哲学的开端。因此，就从事哲学研究的主体，我们必须说，哲学的开始者，从真正意义上说，是那一种人，他从哲学的开端起，真正地，因此是以绝对经受住检验的真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最彻底的洞察形成第一哲学。只要在最初的研究中没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在这种意 义上就还没有哲学的开始者，同样也就没有真正现实的第一哲学本身。”但是马克思的前提概念所涵盖的范围远比胡塞尔想象的更博大。

但是如果没有物理学进展，就不能确定。这种在对最后的结论的验证的等待中让马克思很焦躁，他的女婿拉法格说：“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下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征一件他还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在他尚未彻底研究好一个问题时，他决不谈论这个问题……他的这种感情非常强烈，有一次他向我说，他宁愿把自己的手稿烧掉，也不愿半生不熟地遗留于身后。”

这种严谨的性格导致马克思大量的著作被束之高阁没有出版，直到今天还在德国、荷兰、美国、日本及欧盟等国的合作下继续进行编辑工作。但是我们应该已经能够通过完整阅读已经出版的著作，以及这一百多年以来世界所发生各种历史事实，并通过物理学和自然科学获得的成果去确定：马克思的理论成就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思想成就。

《什么是历史规律》（二十的补充内容）

苏联不知道高楼大厦、高速公路、机器设备、飞机大炮、货币、外汇等这些东西只是物质，但不是力量，也就说苏联不知道产生这些物质的动力来源是什么。而苏联误以为这些就是经济成就，是制度的优越性。这种认识形成各种错误的理论，以致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几乎所有从封建的或专制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转型的时期，即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后，当需要在政治上采取相应的进展时，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苏联解体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

对资本的理解这个环节，对于辩证逻辑能力不好的人而言是比较困难的，马克思以一种幽默的、或者是以一种智力上的极大的自信对以往一切经济学家进行了挑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篇之第二节：〈总公式的矛盾〉的最后结语时说：“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意思是，这里是最主要的，你们谁敢来证明一下让我看看，资本是什么？！

《资本论》本身不是一个复杂的理论，是比较简单的，之所以看起来复杂只是马克思的写作方式导致的。正如李卜克内西说的：“谁抱怨《资本论》的风格晦涩难懂，甚至冗长笨拙，那只能表明他承认自己思想懒惰或没有思维能力而已。”为了大家理解上边所谈到的问题，我简单概括一下。因为《资本论》这种叙述方式对于一般人来说很难理解，我必须把放到后边解释。

商品生产是人的劳动，而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来自于哪里才是问题的核心，注意一下三个论述：

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和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资本论》）”

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提纲》）

马克思指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即使能够创造使用价值，也既不能创造财富，又不创造文化。（《哥达纲领批判》）

显然，我们可以看出来，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本身不创造财富，同时马克思也指出：“流通和商品交换不创造价值。（《资本论》）”这个问题就要在它们之外去认识。所以马克思指出：“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产品成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要成为商品，产品就不应作为生产者自己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如果我们进一步 研究，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但是这种研究不属于商品分析的范围。（《资本论》）”

《什么是历史规律》（二十一）

如前所说，如果马克思的思想中是“求无知”式的科学概念，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说真是难以理解的。什么是“无知”？按照爱因斯坦、芝诺的说法，一个圆圈里已知的知识越多，那么圆圈外无知的领域就越大。庄子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己。”

佛学逻辑的最高宗旨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即说明内部与外部的思想关系。也就是“圆圈”里已知的知识与“圆圈”外的运动的实在是什么关系。《道德经》指出：“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简单说就是，道是万物生长的本源，因此万物最终都会回归本源。理解这种往复运动的规律，就是智慧。对自然万物规律的观察和认识是老子、古希腊、佛学的基础。例如普贤菩萨言：“一切刹种中，世界不思议，或成或有坏，或有已坏灭。譬如林中叶，有生亦有落，如是刹种中，世界有成坏。譬如依树林，种种果差别，如是依刹种，种种众生住。譬如种子别，生果各殊异，业力差别故，众生刹不同………”

所以世界最早的思想体系都是唯物的。这个唯物在哲学中是指自然主义，是指构成宇宙的是物质运动，物质的运动直接反应规律本身，前苏格拉底哲学都是这种哲学。所谓唯心主义第一个运用的是柏拉图，也就是认为构成宇宙的是无形的本体或理念的感性世界，是不变的。在佛学中认为这种认识属于“邪命外道”，佛学与此种认识相反，提出一切实有。未知和已知的划分在佛学中不存在，没有不能知道的、不可改变的，都是可解释的、可实践的，比如中国有部《了凡四训》就是讲命运都是可以改变的。马克思不也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同样的观点吗？——他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舍尔巴茨基在《佛教逻辑》中指出：“关于我们的感觉与表象所认知的外部世界的真实性的理论，这些问题通常属于认识论。因此我们有理由称这一佛教体系为认识论逻辑的体系。该体系的出发点是感觉论。感觉论是论证外部世界存在的确信无疑的工具。该体系进而讨论了一种相似相符的理论。它说明了外部世界与我们通过表象与概念对外部世界进行的描述二者之间的符合。再之后便是判断、推理和论证的理论。最后还有在公共场合进行哲学论争的辩论术。因此这个体系包括了人类的整个认识领域——从最基本的感觉活动到极为复杂的论辩术。”

所以马克思理论不复杂，但是在如何正确理解上，对于绝大多数人乃止非常优秀的思想家都是非常难的，因为马克思运用的思辨体系与任何人都不同。仅《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今天都没解释出来，因为理解它需要相当庞大的理论体系储备，那十一条中的每一条都是天才的总结。所以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指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闪光使所有接近它的哲学家惊叹不已，但大家都知道，闪电的光只能眩目，而不能照明；对于划破夜空的闪光，再没有比确定它的位置更困难的事情了。总有一天应该把这十一条提纲的谜解开。”

马克思这十一条不是简单的提出，注意佛学中有：“一切实有即十二处有”。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是十一条，哪里少一条？再注意看，佛学的“六内处”——眼、耳、鼻、舌、身、意，和“六外处“——色、声、香、味、触、法，其中前十一条是都是感觉对象，只有最后一条“法”是非感觉对象。例如非感觉对象就是运动，谁能感受到地球转？所以佛陀说“一切实有即十二处有”，前十一项分别对应十一种构成元素，第十二处包含剩余的六十四种构成元素，这个部分被称为“法处”即有为法。所以马克思第十一项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第十二项留在全部的理论说明。很多人把实践当作干具体工作，这是错误的认识，这是把不学无术当借口。这问题以后再谈。

还比如“剩余价值”能感觉到吗？看不到、摸不到，也感觉不到。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对马克思的成就总结就两个部分，即感觉对象部分——吃、喝、住、穿，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非感觉对象——剩余价值。但是这两个部分是什么关系呢？

日本哲学家柄谷行人在通过瓦莱里《关于艺术的考察》中的认识到：“从这个观点来看，可以说所谓资本家就是同时站在不同体系的两端的人。由此，商人资本家通过不同的关系体系中的差异获得剩余价值。”但是这种认识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本身，是与所有人有关才能产生的，而且是不被察觉的、观察不到的。没有一个资本家能回答出他挣的钱哪一部分是来自剩余价值。

但柄谷行人引用的瓦莱里这段话有必要再次引用一下：

“总之，艺术是一个对象物，为了感动一些个体而由人创作的制作物。所谓每个作品，或者是语言的物质性意义上的物体，或者是舞蹈、戏剧那样的行动的连续，或者是——如音乐那样——通过同样的行为而产生出相继发生的印象之综合。通过以这样一些对象物为起点的分析，可以尝试来阐明我们的艺术概念。这些对象物正可以视为我们探索的确实的要素。通过考察，一方面追溯到它们的作者，另一方面追溯其感动作用所波及的人们，我们可以发现，“艺术”这一现象分别由两个完全不同的变形作用所代表(这乃是与经济学上存在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相同的关系)。

极其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个变形作用——由作者开始以制造成物体而结束的变形作用和物体即作品给消费者带来变化这一意义上的变形作用——它们完全是相互独立的。

诸位会让作者、作品、观众或听众这三项出场而确立自己的命题。但是，统合这三项的观察机会，恐怕决不会出现在诸位的面前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命题………

我最终要说的是:艺术这一价值(使用这个词儿，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研究价值的问题)在本质上将必然从属于那个必然性，即必须在我现在说的两个领域不能同时观察到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放置一个中介项。重要的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无法还原的东西存在，没有直接的交涉，而且不会给被作品所感动的人们带来什么东西，如可以把作品这一中介体还原到有关作者的人品和思想之某种概念上去的东西。……

在艺术家和他者这两个分别不同的内部究竞产生了什么，对此进行严密的比较研究的方法永远不会存在吧。不仅如此，如果在一方的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直接被传达到另一方，那么整个艺术就要崩溃、艺术所具有的力量就会消灭的。打动他者的新的不渗透性的要素是绝对需要的。”（瓦莱里《关于文艺的观察》

知识就三个来源，佛学中是“可见有对”（可以观察到的对象，即物质的）；不可见有对（看不到但有对象，即心理的）；不可见无对（看不到也没有对象，即关系的）。英国哲学家贝克莱在《人类知识原理》（加大伯克利，就是用他名字命名的）中也是总结出三个，他说：“1.人类知识的对象:人们只要稍一观察人类知识的对象，他们就会看到，这些对象就是观念，而且这些观念又不外三种。（1）一种是由实在印入感官的;(2)一种是心灵的各种情感和作用所产生的；（3)一种是在记忆和想象的帮助下形成的。”

前两项都受第三项影响，但第三项，是前两项形成的。“业力”就是由于相互关系形成的，不是不可改变的。所以普贤菩萨言：“如幻师咒术，能现种种事，众生业力故，国土不思议。譬如众缋像，画师之所作，如是一切刹，心画师所成。众生身各异，随心分别起，如是刹种中，莫不皆由业。”瓦莱里说他读《资本论》看到有“无用的玄学之处，但是一些分析令人惊叹。”其实不是玄学，正如《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指出的：“在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意识形态是不可能改变人的，在佛学就是识之本体，不可得灭，若可消灭，则为色空对立矣，乃佛法大戒。所以马克思确立的共产主义基本原则首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否定一切意识形态对人和世界改变的可能性。

《什么是历史规律》（二十二）

对于研究马克思理论来说，最困难的就是没有概念可以使用。例如《资本论》没有出现一个马克思自己的或者说新的概念，以及关于某个命题的定义和公式，而是完全以批判的角度形成自己的看法。马克思著作的特点是批判性的使用别人的概念，以让各种学说和主张在批判中或者说在“扬弃“中融合起来。

这种不使用新概念的方法，与物理学家玻尔的“并协原理”几乎类似。玻尔认为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是一个更宽广的思维框架，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哲学原理，而不需要新概念出现。薛定谔曾写信给玻尔，指出关于海森堡的测不准关系在一些情况下阻碍区分两个临近的量子状态，并以理想气体的一个分子的运动的角变量和作用量这一对共轭量为例，而看到旧的经验概念不再适用，提出应提出新的不受限制的概念体系代替旧的。玻尔回信反驳薛定谔，认为没有理由要放弃旧概念，一切困难可以通过互补原理来消除。

爱因斯坦这样描述波粒二象性的现象：“好像有时我们必须用一套理论，有时候又必须用另一套理论来描述（这些粒子的行为），有时候又必须两者都用。我们遇到了一类新的困难，这种困难迫使我们要借助两种互相矛盾的的观点来描述现实，两种观点单独是无法完全解释光的现象的，但是合在一起便可以。”

爱因斯坦指出经济学与物理学是相同的思维方法，但社会中的可观察现象要比物理学中的可观察现象要复杂的多。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就指出了：“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种复杂程度比物理学高出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应该理解马克思在所有著作中没有他自己的概念出现的一个原因了。这对阅读马克思著作带了极大的困难。对于这种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第二版跋，法文版序言中都提到了，但是他无法给出说明，正如前边说过的问题，物理科学的进展还没有取得相同的进展。所以他只能说：“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上运用过……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也就是你使用他著作中的任何概念去理解，必然产生片面性，一定是错误的。如果再从道德角度去理解，那就完全失去对马克思著作的理解能力了。马克思经常使用黑格尔的话表达在科学研究中关于人的态度：“哪怕是恶棍的罪恶念头也比上天的奇迹更为伟大和高尚。”因此，用道德去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

马克思对人的热爱不是用道德去分析，而是一种“大爱”。当马克思的著作逐步出版后，马克思主义学者看到了马克思理论中所体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他们遭到了苏联当局的迫害，甚至是谋杀。例如首先提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匈牙利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在苏联时被当局逼迫他否认。宣扬“人道的社会主义”的东德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也受到苏联当局文宣部门有组织的围攻和批判。总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不承认人道主义，认为那都是马克思不成熟的思想。

马克思的科学部分的理论的核心肯定不会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因为科学的场所不存在情感上的、道德上的立足之地。但是科学服务于人则是不可否认的，至于马克思对人的理解是以什么方式，则是理论要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实现人与自然界统一的条件，不是目的本身，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的社会关系受无情的资本主义规律制约，因此对它的研究就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因此理论表现对于人来说是冷酷的、无情的，因为同情和怜悯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对于农民被剥夺土地，工人奴隶制、殖民地的奴隶贸易、印地安人等所遭受的苦难，马克思指出：“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苦难的过程就是解放的过程，所以马克思说：“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达到目标不是直冲着一个方向去就可以到达的，必须要分析到达目的地需要经历哪些过程。比如开车从北京到五台山，车辆行驶的方向在过程中往东、南、西、北，上、下都会进行，但是与目的地始终是不断接近的过程。因此不能以五台山在西边为由，就认为在某一路段向东走、或向其它方向走是错误的方向。所以在不同的空间中看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在自身所处的空间中被视为曲折、退步的过程，但在另一个，或者说更高的空间则是进步的过程。所以《道德经》指出：“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也就是必须认识规律本身，不能用自己的好的想法取代规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这种道理体现在理论在表现为，为了建立广阔的视角，就需要一个概念或者说命题把所有问题包括可能性的问题都能够容纳进去，并且相互之间都能够产生联系。而要建立起联系就必须把每一个问题分解为不同的要素，也就是每一个问题的构成因素是由什么组成的。各个问题的构成因素的同一性是什么，差异性是为什么，怎么形成的等等。拉法格评价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就是指出了这一点，他说：“马克思集天才思想家的两种素质于一身。他善于将对象分解为它的各种构成因素一这方面无人能与他相比，而且是一位把经过分解的对象的全部细小因素及其发展的各种各样形式恢复为对象、并且发现其内在联系的大师。”

所以《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六条提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一孤立的一 人的个体。 (2)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因此“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对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的构成因素进行认识的分析命题，不是简单的存在决定意识这种笼统的说明。对这个系统进行说明需要的是无情的科学理论，但是这个社会系统各种关系的变化对于人的影响是什么，则需要时刻关注，也就是防止社会关系凌驾于人之上而产生压迫。例如教育。

贫富之间在教育本身固化了智力差异，无产阶级从自身条件出发，对子女的教育目标的要求就是从就业角度考虑；而资产阶级则以培养个人独特的个性和素质为目的，例如博雅教育，因为没有迅速就业的生存压力，其目的是赢得未来。

BBC有部纪录片《人生七年》从1964年开始，历时56年跟踪拍摄14位来自不同阶层的孩子的成长轨迹，最终结果揭示了，富裕家庭的孩子长大后依然是精英；贫穷家庭的孩子中除了一位考上牛津大学在美国工作的孩子脱离了原来的阶层之外，其它依旧是父母所在的阶级。

这种阶级难以跨越的问题，在民主国家不是政治上的不平等，而是社会关系的不平等，而社会关系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正如《资本论》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等价交换原则，必然产生政治和法律上对自由、平等和正义的维护和保障。但是在社会关系中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对于普通人来说，靠教育想“鲤鱼跃龙门”是例外。

所以《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三点提出：“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 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对于马克思理论中所蕴含的“大爱”，美国哲学家、 精神分析心理学家、精神分析社会学奠基人弗洛姆通过对马克思理论的分析后指出：马克思的无神论是理性的神秘主义的最高发展形式，与埃克哈特和佛教更接近。他是西方人性的精华，他代表了西方传统最优秀的品质。其理论中所体现出的“救世思想”代表了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理想社会，启蒙时期的哲学和法国大革命、英国大革命的思想的最后的、最完美的形式。

但是正如前边提到的瓦莱里说的：“诸位会让作者、作品、观众或听众这三项出场而确立自己的命题。但是，统合这三项的观察机会，恐怕决不会出现在诸位的面前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命题。”也就是说，马克思著作中能看到的命题，对于完整的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都是无意义的命题，因此他首先做的工作是使用并通过这些命题对其内容进行批判。

《什么是历史规律》（二十三）

对概念进行批判不用使用新概念，因为没有意义。例如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概念，而不是之外的、对立的。所以恩格斯说：“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正确的认识。“任何思想都是有历史背景的，其中也包含着一种精神。社会主义运动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运动。后边解释《共产党宣言》就会清楚这一点。

同时也要知道，“无神论”在同时期是贵族运动，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无神论”这个词最早是罗马皇帝对基督徒命名的。因为原始基督徒就是无神论者，佛教徒也是无神论。所以不理解一些概念是什么意思，就不能理解理论以及背后的精神是什么。

还比如小农思想把“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当作豪情，因为在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中，支配生产的是自然现象的天降甘霖，地要肥沃，人要勤劳，思想边界就到这儿，这不是大无畏的主人翁精神。在资本主义时代，那种小农精神境界不能承载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与神斗”的大无畏精神——征服世界，探索宇宙。例如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尤利西斯》中所说的：“在人类思想最远的边界之外，追求知识，像追求沉没的星星………死亡终结一切，但在终点前我们还能做一番崇高的事业，使我们配称为与神斗争的民族……我们的意志坚强如故，坚持着奋斗、探索、寻求，而不屈服。”

但是马克思把这一切推向更高的一个空间，或者说视角。也就是把人类想象出的一切，通过科学变为可实践的、现实的、科学的理论。这种思想正是人类最早的期盼。例如马克思最喜欢的古希腊作家——埃斯库罗斯的著作中有一句话：“你可有这等本事，将难做之事付诸实践？”就是寄托了人类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翁精神。正如伯恩斯坦看到的：马克思主义是自由主义精神的绝对继承者。这个自由主义精神就是人类掌握自身命运的主人翁精神！

尼采说：“古代思想家们全力寻找幸福和真理，但是人们永远找不到他必须找的东西，这是大自然的一条恶毒法则。”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出现了人类在实践中创造幸福和真理的可能性，并开辟了人类解放自身的道路，因此通过科学的理论完全可以在实践中获得，而不是靠在思想中寻找真理和幸福。所以马克思常说：“我是为人类工作”，“我是世界公民”。马克思在理论中科学的证明了，在人类之上只要还有一个存在物，例如法律、政党、国家、宗教、神等，都要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摧毁，必然实现人类最初的梦想。

所以马克思理论只限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一步都不往前走，因为被解放后的人类比人类能够想象出的一切都要伟大，是不能用理论描述的。时代的发展必将催生出新的理论，并创造更伟大的时代——人类的时代。在这之前，也就是资本主义时代被马克思称为人类史之前的历史。所以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社会组织方面的预定看法，在我们理论中连影子也找不到。”

在今天，按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共产第一国际的看法，只要是普选制的民主制度国家，都可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主义发展的程度各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有理论中是绝对没有说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才是社会主义，完全没有这回事，而且是坚决反对。

马克思不赞成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无论它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这正是马克思的理论成为科学的地方。例如在共产第一国际代表大会上指出：“纲领简要地规定: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 “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 ，目的是“消灭任何阶级统治”。任何一个阶级 都不应当去统治别的阶级。”

在政治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进步的阶级；反动派是指专制统治，官僚统治、资本家的国家，即国家资本主义。因此必须清楚，马克思站在被压迫阶级指的是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利益对立关系，不是压迫与被压迫关系，而是剥削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不是资产阶级主观上的剥削，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问题。因此这种问题的解决是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去解决，所以才有了《资本论》。

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在没有获得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成功之前的阶级斗争，在一个国家表现为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被压迫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正如马克思在给弗朗斯瓦·拉法格信中指出的：“像拿破仑政体这样的建筑在社会上两个敌对阶级（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精疲力竭上的政体，以普遍的腐化堕落为代价换取某种物质上的进步。”就是说明这种关系。

因此，只有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无产阶级才能取得斗争的政治条件。同时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也是生产力进一步的解放，这也为扩大无产阶级队伍并取得更广泛的联合奠定了现实基础。在资产阶级革命未取得统治之前，无产阶级的敌人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敌人——专制统治。

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尽管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却是目前全世界制度形式条件下，即国家存在的现实情况下，人类政治解放的最后形式。所以必须区分出政治和社会两个不同方面的问题。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在一条船上，但跟专制、官僚统治、资本家的国家不是一条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专制统治面前通称为被压迫阶级。所以恩格斯说：“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新时代的产儿，它们在自己的社会活动中都力求清除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渣滓。的确，它们彼此之间应当进行严重的斗争，但是只有在它们是单独地对立的时候,这一斗争才能进行到底。只有把旧的废物从船上抛到水里，“船才能投入战斗”，但是区别只在于，这一次不是在两只船之间展开战斗，而是在同一只船上，在军官和水兵之间。”

想想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一条船上，谁能把谁打翻？谁压迫谁？之所以在一条船上，是因为都是在同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并不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与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不同，而是一样的。区别在于，资产阶级在专注于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要关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总体利益的进步。所以无产阶级要组建自己的政党，共产主义者要推动这个政治目标。

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即反动派最愿意根据情况给工人阶级在社会利益的保障，冒充社会主义，例如缩短工作日、工会权利保障、支持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等，但一定要认清，反动派的目的是牵制资产阶级政治发展，通过损害资产阶级利益做好人，因为反动派没有付出自己的利益，而是得到利益，即维护自身的统治阶级利益。

所以恩格斯提醒工人阶级千万不要上当，一点都不用感谢专制统治下的反动派这种狡猾的政治伎俩。因为只有资产阶级才能给予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保障，工人阶级也只有通过这种权利的保障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

在《共产党宣言》写作时，马克思把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所有提出关于消除社会弊病的主张或办法的阶级，都通称为社会主义。但是为了说明实际的社会主义与各类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同，马克思根据不同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前加一个定义，例如“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等。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出他对马克思的理解：“马克思的学说一开始就代表了雇佣劳动者的利益。”这种理解荒唐透了。打个比方：一列满载旅客正在行驶的火车，有人发现列车漏油、掉了几个轮子，前方不远处的铁轨少了一截，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列车上的人，这能说只是为车上三等座旅客的利益而与一等座的旅客没关系吗？所以大家应该看到，连罗素都不能理解，那就别说一般人了。

《什么是历史规律》（二十四）

与罗素一样，把马克思的理论当作代表雇佣劳动利益的理论，也就是大家通常认为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看法是绝大多数人的认识，这种误读对理解理论是致命的错误。因为现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存在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仅“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而没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那就是谁的利益也不代表，纯粹是一种空想。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极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对于理论的科学性而言，“代表”某一阶级利益的或“代表”人民的利益的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理论形式，是一种还未摆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政治关系在意识中的产物。这种意识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把社会看作是各种利益交织，并不断处于生成、消逝和变化中的运动的关系。任何利益都是阶级利益，不可能是普遍利益。

所以马克思在《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法国的民主党人批判到：“民主党人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体现两个阶级的利益互相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所以民主党人自以为完全超然于阶级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而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 起构成了人民。他们所维护的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立场。”

同样，正是由于社会存在着贫与富、特权与压迫、官僚统治和民主制度、剥削和被剥削之间的对立，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但是在同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即政治解放的斗争中，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有理由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

因为在与专制统治者的斗争中，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是革命性的，是能够代表工人阶级的政治利益的，即全体人民的政治利益的。但是当它获得政治统治后，资产阶级又会把社会当成一个整体，这就走向了反面。所以共产主义者推动无产阶级组织成政党就是由于需要有一个与资产阶级政党对等的政治组织。马克思说：“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

特别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争取政治统治是在人民主权，即普选制度的形式下，与资产阶级对等的方式。正如马克思说的：“没有党派就没有发展，没有区分便没有进步。”马克思从来没有消灭资产阶级政党的主张，共产国际，即国际工人学会的《章程》说的很清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

十九世纪开始为工人阶级争取福利措施的社会主义运动来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保守主义者，但遭到了工人阶级的抵抗。因为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把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当作发展经济的基础，也就是《共产党宣言》指出并批判的：“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

与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同产生的还有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它们把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的空想强加于资本主义的时代，而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的解放恰恰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们把消灭城乡对立、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消灭阶级对立寄托于国家所采取的社会主义措施，也就是《共产党宣言》指出的：“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这种社会主义是所有社会主义中最反动的社会主义，他们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极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极端拥护者，只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错误的把国家当作了公有制的代表，而没有认识到国家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机器本身，即资本家的总机器。苏联就是这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产物，是一种残酷的阶级统治。

在今天的民主制度国家，严格意义上的阶级统治，即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统治已经不存在，但在广义上，资产阶级政治必然存在于政治当中，其原因就在于国家的存在。同时必须要知道，金融势力的空前发展，是全球化在70年代之后兴起的力量。是国与国之间（International）的经济活动演变为跨国（Transnational）经济活动的结果。而金融势力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在整个生产关系中的某一个国家还没有实现民主制度，但是却有巨大的人口，源源不断向工厂输送。这个国家可以为了生产而生产，而没有进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就产生了巨额的利润，源源不断流向金融行业。这个国家的生产形式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反动堡垒，是深受金融家们喜欢的乐园。 70年代之前在华尔街工作不足以养活自己。例如摩根斯坦利公司只有一百多人，很多人需要打几份工才能养活自己，不是一个高收入行业。同时金融行业不是一个高智力行业，所以不要以为那些一年几百万美元年薪的人就聪明。只不过是跨国经济活动带来的。消除这种问题就是需要社会再生产。需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金融资本家与资产阶级不同的，无产阶级中有流氓无产阶级，那么金融资本家无非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中的再现。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是反对通过分配与再分配取得社会的平等和消除社会弊病的任何措施的，因为分配是已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分配完成的，即“任何分配都是生产方式本身分配的结果。”因为通过国家组织生产虽然能够快速取得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不能取得再生产的力量，一旦到达瓶颈期就停滞了。

资本主义生产最大的阻碍来自再生产的问题。而再生产是一个社会关系问题，它包含制度、教育、法律等各项人的权利的保障和发展，因此归根到底是关于人的自由发展问题。也就是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者和劳动力——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因此马克思指出：“对一切事实的理解都依赖于对劳动的这种两重性的理解。”

换句话说，国家可以不顾再生产集中力量大办事，但是如果没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那么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国家机关与社会之间的斗争就会越来越激烈，一盘散沙的社会是没有战斗力的。人的智力、体能、行为，也就是人的素质方面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因此也就不能实现产业升级进而推动资本主义合理发展。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受制于再生产的发展程度，也就是劳动力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这是靠教育无法培养出来的，必须依靠社会关系，即环境的培养。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就是来自于这里。

所以马克思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因为利益对立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同面对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已经是一个科学问题，所以在《资本论》序言中才会说：“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什么是历史规律》（二十五）

对《资本论》的阅读需要一定的技巧。首先必须把自己头脑中的各种观念清空。就像阅读物理学、数学著作一样，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去帮助理解，因为它是科学著作，不涉及个人因素。正如保尔·拉法格说的：“马克思虽然深切地同情工人阶级的痛苦，但引导他信仰共产主义观点的并不是任何感情上的原因，而是研究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结果。”

同时对于有些人对马克思一生中为理论作出的巨大牺牲而产生的同情、怜悯或敬重是马克思不能容忍的。马克思的三位朋友魏德迈、克路斯和雅科比给《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的信中所说的：“大家知道，马克思从来没有谈过他为革命而遭受的牺牲。相反地，再也没有比庸人们的温情怜悯更使他愤怒的了。”研究科学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不要掺杂任何情感的或意识形态的色彩，它会导致对理论的扭曲或断章取义。

因为任何立场都能够在《资本论》中找到“支持”自己立场的依据或者是自己立场以及自己“敌人”的影子。这是因为《资本论》是一部以批判的方式写的著作，其批判对象包含马克思之前所有已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思想或有代表性的认识。他通过批判的方式进行诸多规定的综合，即多样性的统一，因此理论的展开过程就是思维综合的过程。在思维过程逐步推移的行程中根据每个问题前提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形式，也就是各种对范畴的处理次序不按照历史的发展顺序进行，而是按照事物的本质进行处理。

所以马克思说：“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的次序或者同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森蒂亚·森所使用的“现实比较主义”与马克思的这种方法类似。

例如在阿森蒂亚·森的著作《贫困与饥饿》有这么一段话：“把一个权利关系运用于所有权，也就按照一定的法律规则，强立一个所有权集合与另一个所有权集合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递推关系(recursive relation)，并且，建立联系的过程是可以被重复的。设想在一个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我拥有一片面包。人们为什么承认我对这 片面包的所有权呢？因为它是我用我的钱买来的；为什么人们承认我对这些钱的所有权呢？因为这些钱是我出售我所拥有的一把竹雨伞换来的；为什么人们承认我对这把雨伞的所有权呢？因为这把雨伞是我用自己的劳动和我所拥有的土地里长出的竹子制成的；为什么人们承认我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呢？因为这块土地是我从我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为什么人们承认我父亲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呢？如此等等。这一权利关系链中的每一环节都“合法地”把一个所有权集合联系到另一个所有权集合，或者联系到一项更基本的权利，即享有个人劳动成果的权利。”

这种方法其实就是马克思说的：“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必须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但是马克思的理论结构比一般经济学著作处理的问题要复杂的多，结构极其庞大。也就是要从人类最初到资本主义时代的所有发展和变化的关系建立起关联。

例如大卫·哈维在《A Companion to Marx Capital》（中文名“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所说的：“《资本论》是一本令人惊奇的丰富之作。莎士比亚、古希腊、浮士德、巴尔扎克、雪莱、神话故事、狼人、吸血鬼，诗歌等都会在书中出现，同时还有不可胜数的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记者和政治理论家。马克思利用了丰富的资料来源捕捉他们，而且大都是具有指导意义和有趣的。有些参考资料往往隐晦难懂，因为他通常并未直接标注资料来源;虽然我多年来一直在教授 《资本论》，但书中的很多关联我至今还未完全揭示出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重视达尔文的著作的根本原因。他留下了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去世后被发现，由恩格斯将其补充后写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序言中恩格斯说：“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一在某种限度内我 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正如德国的职业经济学家多年来热心地抄袭《资本论》同时又顽强地抹杀它一样，英国“史前史”科学的代表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也用了同样的办法。”

所以每个民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能在《资本论》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并加以利用。但是必须要指出，这是错误的方法，因为这种所谓“找到了自己所需要或反对的依据”，无非是只看到了一个侧面，并用这个侧面批判另一个侧面，即站在了一个极端去看待另一个极端，而没有站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去看待问题。这样就把自己规定或限定在一定的、有限的历史视野内去看待历史发展，即走进了否定自己的进程中。例如国情说、阶段说、文化说等。

所以马克思指出：“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与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的、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做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

中国理论界就提出了各种极其幼稚的问题，例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这种问题的提出是典型的逻辑错误问题，也就是不学无术、鼠目寸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在西方科学著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都能找到，只不过是不愿意面对。

科学并不是根据一个民族的需要才成为科学的，其科学观点不能以文化和民族背景的特殊性为理由去否定、排斥或选择。文明与文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正如尼采说的：“文化与文明的顶峰是彼此分离的，对于这两个概念的对抗，人们可不能弄糊涂了。”也就是说文明的发展并不影响文化的特色，反而是对民族特色精华的保护，并让民族特色更加凸显。

例如日本的民族特色不正是在大力西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是推动差异性文化的文明形式，是在摧毁民族特色的同时将其特殊性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形式。所以美国各地的唐人街上百年被西化了吗？我看比中国还传统。这与通过批判才能理解问题并取得答案是相同的逻辑。所以越是感到自身的文化受到冲击，越是要认识到这恰恰是因为自身抵抗文明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通过文明的普遍性不断推动文化的特殊性的发展，这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分工的发展是相同的路径。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糟粕部分受到强烈的冲击，而这种冲击恰恰是一个民族需要改变的。

所以，如果用一个民族狭隘的视角去看待一种文明或科学，排斥自身受到的冲击，那么不仅不能取得进步，而且会让一个民族堕入深渊，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民族的狭隘性对理论采取极端形式。例如马克思的对俄国欣赏他的著作就很意外。他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说：“几天以前，彼得堡的一位 书籍出版商告诉我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资本论》的俄文译本现在正在付印。他要求我把我的相片寄给他，好把它印在扉页上，而这件小事我是不能拒绝“我的亲爱的朋友们”即俄国人的。这是命运的捉弄:二十五年以来我不仅用德语而且用法语和英语不断地同俄国人进行斗争，他们却始终是我的“恩人”。1843- -1844年在巴黎时，那里的俄国贵族给我捧场。我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1847)，以及由敦克尔出版的著作（1859)，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俄国销售得多。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外国又是俄国。但是对这一切都不应当估计过高。俄国贵族在青年时代在德国的大学受教育，也在巴黎受教育。他们总是追求西方提供的最极端的事物。这是不折不扣的美食癖，和十八世纪一部分法国贵族的爱好一样。“这不是为裁缝和鞋匠写的”——那时伏尔泰谈到自己的启蒙思想时这样说。这并不妨碍这些俄国人一旦做官就成为混蛋。”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眼光多么具有先见之明。

同时，用某一种哲学和逻辑去理解或解释也是不可能的。阿尔都塞提出“双重阅读”和“循环阅读”的方法，简单说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阅读马克思著作，才有可能理解。但是并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自己在马克思著作中自己找。所以他说：“只有应用马克思的哲学才能对《资本论》进行哲学的阅读，而马克思的哲学又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本身。这个循环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马克思的哲学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之中。”

苏联理论工作者是不允许研究马克思哲学的，苏联当局发现真正的马克思著作以及所使用的辩证法对他们所宣扬的冲击太大了，所有谎言都能揭穿。例如对立统一是列宁提出的，但是列宁知道这是不对的，并没有继续写。因为他说过，马克思的哲学要写但没有写，在《资本论》的逻辑中。

1947年，苏共中央专门召开“哲学工作者“大会，斯大林的助手安德烈·日丹诺夫指出不需要再研究辩证法，尤其是黑格尔的，研究人员要有“哲学的党性”，要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宣布:“在我们的苏维埃社会里，对抗的阶级已经被消灭。新事物与旧事物之间的斗争，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不是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以对抗阶级之间斗争的形式和灾变的形式进行，而是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式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真正的发展动力，是共产党手中的有力武器。这是运动的一个无可争辩的新方面，是发展的一种新类型，是一个新的辩证规律。”

“批评与自我批评”根本不可能发现问题，因为这种方式只能围绕具体事物，而所有具体的事物都是现象，不是问题的本质。正如马克思说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与本质完全一致，一切科学都成了多余的了。”

还比如“对立统一”，就不是即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而是每一事物中的二重性。例如毛泽东的《矛盾论》说：“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

这显然是错误的。再看看马克思怎么说：“生产同消费合而为一和消费同生产合而为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的直接两立。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马克思指出同一性有三个方面：（1）双方直接的同一性；（2）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3）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是对方，不仅媒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着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

同样的逻辑也应用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生产与再生产之间，劳动者与劳动力、竞争与垄断、分工与私有制等都是这种关系，虽然是同一的，却是两个方面，但又相互媒介着对方。比如马克思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什么是历史规律》（二十六）

如前所说到的，竞争与垄断是两立的，但却是同一的；竞争产生垄断，垄断产生竞争，两者互为对象，竞争的目的是垄断，垄断的结果导致竞争。但是如果要进一步分析，就要看两者之间是否具有相同的前提，如果不是，那么他们就不是同一的，而是对立的。但是这种对立不是竞争和垄断之间的对立，而是两者分别所处的前提之间的对立。

所以，首先要分析的是：一种垄断是由政府、特权形成的，还是由市场本身形成的。这就是所谓政府与市场之间、国企与民企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市场中，竞争所面对的垄断的背后，即垄断形成的前提是政府和特权，那么竞争和垄断的关系就不仅是它们之间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需的制度与旧的封建制度之间的政治上的对立问题。

马克思指出：“竞争是由封建垄断产生的。可见，原来竞争是垄断的对立面，并非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因此，现代垄断并不是个单纯的反题，相反地，它是一个真正的合题。”因为当现代的竞争取得垄断时，是因为它是将封建专制及特权消灭所形成的结果，而在这种结果中，真正的、纯粹的垄断和竞争才能形成彼此直接同一，但又两立的关系，从而必然形成新竞争的产生，因此这种现代垄断是一个合题，因为现代垄断本身就包含竞争，也就是互为对象的形式，因此“这个合题不是公式，而是运动。（马克思）”

这种垄断不具有特权的前提，所以它催生出更多的竞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这种关系中才能存在和发展。所以马克思指出：“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者彼此竞争着，竞争者变成了垄断者。如果垄断者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者来说，无产者群众越增加，各国垄断者之间的竞争就越疯狂。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人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

因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就成为必然的、唯一的选择，同时也必须取得胜利，否则社会将完全崩溃。在这一问题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命运是共同的，必须团结起来，打倒一切阻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障碍。因为一旦进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果再退出或不能发展，整个国家将粉身碎骨的崩溃，这是与未进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国家完全不同的。正如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所指出的：“共产主义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取得统治，以便尽快地再把它推翻。因此，在同政府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者。”

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这样看问题，在全球化中，即世界经济体系的格局中也要这样看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中，如果一个有力的竞争者的前提，即背景如果是政府和特权，那么它的目的就是封建垄断，也就是封建制度妄图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全球化维系自身的统治。因此，现代一切文明国家必须采取措施，打破或阻止这种竞争形式的发展，要把经济问题作为政治问题并采取手段加以解决，否则世界经济体系将被封建垄断摧毁。这不是因为全球经济中不同的政治体制问题，而是不同的政治体制当中的人民主权，即民主制度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当中的竞争和垄断不是纯粹的经济形式，而是政治制度形式之间的冲突。所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政治争执，实际是一个站在美国立场通过美国看世界，与一个站在美国立场通过世界看美国之间的矛盾。

或者换句话说，民主党着眼于通过国内的变革改变美国，因此是一种政治正确；共和党着眼于通过改变世界经济格局改变美国，因此是一种经济正确。表面看起来民主党更符合普世价值，共和党更像民粹主义着眼于功利，实际恰恰相反。这种矛盾的根本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只停留在国家的政治中，而没有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转变为跨国经济活动后形成全世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认识和行动！

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观点是：“尽管往时世界的意识形态表面上依然统治着整个欧洲的世界经济，越来越多的集团开始乃至最终采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行动方式追求他们的利益，捍卫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命运。实际上，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论说的核心内容。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均未出现；但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实际作为已经正在形成社会行动上重大的紧张压力。”

沃勒斯坦的理论缺陷就在于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基础，即消灭封建主义的政治作为前提排除出去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即世界经济体系一体化的发展中，落后的政治统治结构由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必将被新的政治结构所取代。他认为“现代世界经济是也只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排除用“封建主义”来称呼在世界经济中成长起来的、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业的各种形式。”

但是不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而且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会反过来吞噬资本主义的成果并破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世界的形成。例如波拿巴就被马克思称为：“皇帝社会主义者。”也就是利用国家的，即中央的控制能力，通过资本的集中对整个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形成优势参与竞争。这种形式被傅立叶称之为工业封建主义（马克思说这是傅立叶最伟大的发现）。

虽然这种以国家力量，即总资本家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进行竞争的方式必然破产。沃勒斯坦倒是说：“试图坚持中央控制权是一场打不赢的战略。”但是他没有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主动阻止，那么在它本国内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压迫，就是对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剥削。因此在“世界体系”中的主要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都会遭到破坏。

因此，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解释方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他说：“我试图从几个方面对这种解释方法提出质疑。首先，我坚持认为，这种进程不能逐国地做出考察，而只能在一个较大的范畴内去考察。这个范畴，我称之为一种世界体系(“世界”一词并不是“全球”一词的同义语)这里我用的是 “一个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其次，我提出，所涉及的价值观是伴随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而发生的，而不是在它之前发生的。”不对，在较大范围内考察更需要逐国进行考察，也就是要考察这个国家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竞争的前提和目的是什么。

沃塔斯坦进一步说：“我提出，只有通过将各个国家置于它们彼此的关系中来考察，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在生产效率和财富积累方面成为领先者。”这是一句抽象的话，不具有实际内容，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考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否消灭了封建主义。所以他指出：“最后，我反对1945年之后韦伯学派所强调的主要对立关系，即现代同传统的对立关系。”这个反对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韦伯学派是正确的。

正如《资本论》序言指出的：“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所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发展的根本问题，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的根本在于国家政权性质的问题。没有现代资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没有未来。因为只有在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国家形式中，无产阶级才能平等的与其斗争。

所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清楚，在一国之内所争论和施行的社会主义措施并不能改变本国内的社会关系，而必须放眼全世界，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去认识自身面临的问题。

正如恩格斯说的，共产主义不仅仅是在一国之内所能够产生的革命，而是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因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革命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即人民主权在全球的扩张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未来，那么也就没有一国之内的社会关系变革。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活动场所是世界性的活动场所，这是靠国与国之间缔结联盟所不能实现的，而是要依赖于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到之处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即把竞争和垄断变为纯粹的形式。

因此英国脱欧从根本意义上就是由于欧盟这一体系不具备在经济中防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非民主制度即封建主义国家的竞争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的后果，因此不利于英国在社会关系上的进一步变革及由此所推动的国家进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帮助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赢得统治，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即最终全人类的解放开辟道路。

因此《共产党宣言》最终宣告：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什么是历史规律》（二十七）

封建主义最卑鄙龌龊、最下流的表现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发展出来的、并依据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改造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理论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因为这种“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基础上的。

这是因为落后国家中的封建主义者只看到在那些现代文明国家中，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对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批判，而不知道资产阶级政治的革命性。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是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产物，而不是凌驾于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之上的产物。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资产阶级的政治国家，而不是还未取得完全的资本主义及其政治统治的国家。

在这种状况下，封建主义能够轻易转换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威胁封建专制统治的最危险的敌人是资产阶级，而恰好在文明国家中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论战的敌人也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因此，封建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就借用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理论内容，乔装打扮的成为了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并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内容转变为维护封建专制的共产主义理论。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种共产主义的“理论家”比封建主义，也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更坏。因为真正的共产主义理论通过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无产阶级的政治，通过社会利益的进步维护无产阶级自身。而那些封建专制的“共产主义理论”维护的是人民的利益，也就是恩格斯说的：“他们努力保护的利益，一切“人”的利益。”

正如《共产党宣言》对这种社会主义的批判：“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道德经》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静谓复命，复命日常，知常日明。”这个意思是说：世间万物、事物众多，运动性是它们的本源，思维方式只有回归本源才能清晰的、准确的（静）认识到事物的规律就是生命的常态，知道这种常态就是智慧。如果不知道，凭任意的想象去做事，就会导致灾难，即“不知常，妄作凶”，如果知道就是“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注：王=人）。”

在佛学也是一样的道理，例如《大藏经》第48卷中的《信心铭》所言：“止动归止，止更弥动。唯滞两边，宁知一种。一种不通，两处失功。遣有没有，从空背空。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归根得旨，随照失宗。须臾返照，胜却前空。”这个道理与《道德经》的意思一样，即不与自然规律相应的思想是空想，只有立足于根本处，停止胡思乱想，思想才能真正的起飞，才是立足于现实。因此《共产党宣言》指出：“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式作为全人类获得解放的唯一的、最后的方式就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运动性的，是与自然规律相同的运动方式，也就是恩格斯指出的：“我们注意的是关系的生成与消逝，而不是什么东西的生成与消逝。”也就是不看“世间万物”，而要理解万物的本源。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引用比·特莫雷的著作《人类和其它生物的起源和变异》中的话：“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因此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化出发。”

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指出“要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自然史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之所以形成并存在，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辟出来的。所以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

社会主义运动是在资产阶级发展所开辟的道路中，将其成果应用到社会关系当中，也就是通过社会关系的发展支配这种力量。所谓“支配”就是使之符合自然规律的发展，同时也就是符合人的发展。不能只顾物质生产，而不顾人的发展，即社会关系再生产。但是这一切都需要以资产阶级的发展为前提。

所以马克思接着指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而那些反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本国没有取得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国家批判资产阶级政治，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封建专制的政治理论表现是以对受苦的阶层表达良心并对人民负责的理想和愿望而建立出来的，这种理论的根本是有利于封建专制及其官僚体系的统治的。而资产阶级的发展由于对这种统治形式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必然以砸碎这种制度为目的，所以封建主义利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内容编造自身的理论体系是最合适不过的。恩格斯说：“德国，资产阶级不仅不是统治者，它甚至是现存各邦政府最危险的敌人。对各邦政府说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种转移目标的活动是正中下怀的。”

也就是说，这些反动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论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都造成了通过欺骗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而进一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结果。而资产阶级又不能够分清这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论的真面目，因此又对实际的社会主义理论本身进行反击。恩格斯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竟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原理变成了保护德国现存秩序和现状这个泥坑的一道围墙。“真正的社会主义”从头到脚都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早已注意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反动倾向。可是它又毫不犹豫地径直地把这一流派当做德国共产主义在著作界的表现，它公开或暗地里责备共产主义者，认为他们反对代议制、陪审制、出版自由以及叫嚷着反对资产阶级，都只是有利于各邦政府、官僚和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都发生了错误，封建主义趁机摆出一幅凌驾于两个阶级之上的姿态，装腔作势的通过维护两个阶级的要求实施着统治并对其两个阶级实施着压迫。

德国共产主义者该解脱他们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反动行为和欲望所承受的这种罪责了。代表着德国无产阶级的非常明确、非常具体的要求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应该无比坚决地和上述这一帮(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帮歹徒而已)文人划清界限了。这些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代表谁，因而不由己地就投入了德国各邦政府的怀抱：他们自以为“使人们变得现实”，其实他们除了把德国的市侩的庸俗气奉为神圣而外什么也没有做。实际上，我们共产主义者同这帮在理论上胡说八道、指摆不定的狡猾家伙毫无共同之处。”

这些卑鄙龌龊的反动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流氓官僚体系和流氓无产阶级(注：在封建专制下的官僚体系所有人员也被马克思称为流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敲诈勒索打开了魔鬼的大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小资产者所必需的官僚政治很快就变成了资产者难以忍受的束搏。早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官吏们的监督和干涉已经令人感到非常不便了，在这种监督之下，工厂工业几乎是无法存在的。到目前为止，德国工厂主为了尽可能摆脱官僚机构的监督所使用的手段是贿赂，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无法怪罪他们。但是这种手段只能替他们减去少许的负担；这一则是他们无法向自己接触到的一切官吏行贿，再者行贿也不能使他们不支付额外开支，不能使他们不付给律师、建筑师、机械师报酬以及由监督所引起的一些其他开支，行贿更不能使他们避免预料不到的忙闲不均现象。工业越发展，“忠于职守的官吏"就越多，这些人或者只是由于狭险，或者是出于官僚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总是百般苛刻地刁难工厂主。” 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被流氓官僚体系的敲诈勒索中更加艰难。

于是这些流氓官僚通过打击资产阶级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艰难处境表达着自己对社会利益的维护：拆除违建是为了社会利益；美化城市是为了社会利益；规范经营是为了社会利益；惩奸除恶是为了社会利益，一切都能说成是为了社会利益，为了人民利益。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对既有的社会秩序产生着冲击，因此旧秩序必须让路，也就是马克思指出的：“在一定阶段上，资产阶级推动新的生产力…以及通过生产力发展起来的交换条件和交换需要，同现存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而且被法律神圣化的生产秩序不相容了。就是说，同封建社会制度不相容了。”但恰恰是由于封建社会制度的阻碍，以至于无法建立出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和政治，才使得各种违反“社会利益”的事情频繁发生，难道不是应该反思制度本身的问题，怎么能够责怪资产阶级本身呢？社会利益被破坏是因为没有社会秩序，而没有社会秩序是因为没有为资产阶级发展建立出秩序，同时，没有资产阶级秩序就无法让无产阶级政治存在，因此封建制度的社会秩序本身就是破坏社会利益的，即压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怎么能够反过来把这种压迫所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说成维护社会利益呢?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说资产阶级是我们的自然敌人，只有把这个敌人打倒才能取得政权。那么德国现状（注：指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就是我们的更大的敌人，因为它橫在我们和资产阶级之间，妨碍我们打击资产阶级。”

落后的理论总是喜欢向人民和世界表达自己的良心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表达出国家的理论良心。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它的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性和低下保持同步。”马克思说：“它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它向全世界展示旧制度毫不中用：它只是想象自己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象。”但是这样的理论是驾驭不了现实的，因此在理论上表达出自信，在现实中遭遇到挫折；在理论上提倡的，在现实中被排斥；在理论上信心满满，在现实中导致怨气冲天……现实不断的否定他们的政治思想，但是他们又不断的“创造”出更加抽象的政治思想，也就是理论越来越抽象、越大越宏大。马克思说：“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他们在幻像、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在物下日渐萎靡消沉，我们要把他们从中解放出来。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

马克思指出：“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也必定相信自己的合理性时，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

《什么是历史规律》（二十八）

封建专制的悲剧性的根源就在于，统治阶级不能摆脱小农、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和眼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把小农政治改造为集体主义的强权政治，苏联就是这个小农政治的代表，俄罗斯到今天都无法摆脱这一点而成为正常国家。马克思指出：“小农政治的表现是行政权支配社会。”

它的悲剧性的根源在于这种政治追求：理想、信仰、目的、计划、口号、原则，以及宏大的群众场面，感人的英雄事迹，抒情的爱国画面，民族的前景叙述。这就是尼采说的：“悲剧的效果决不依靠史诗般的紧张悬念，决不依靠现在和以后将发生之事的诱人的不确定性；相反，倒是要靠那些雄辩又抒情的宏大场景，在这种场景里，主角的激情和雄辩犹如一股洪流掀起汹涌波涛。一切皆为激情所准备，而不是为了情节:凡是不能酝酿激情的，都被视为卑下的。”

小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气魄和眼界就这么渺小，只是看起来很宏大，他们根本看不到人类解放自身的伟大历史征程。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孕育着的新社会的因素。”正如《共产党宣言》宣告的：“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也会是现在说明未来，目的不能反过来当作手段正当性的说明，未来是现在的人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理想的社会和人不能创造现在的人和社会。马克思指出：“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 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共产主义者全部历史使命就是创造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现在”，即解放社会当前已经存在着的、新产生的、孕育着的社会因素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并对任何阻碍这种解放的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所以马克思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因此国家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因为根本无法治理。强行治理只会导致社会巨大的冲突，最后以毁灭而告终。这是自然法则。所以马克思指出：“正是自然必然性、人的本质特性，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联合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纽带是市民生活，而不是政治生活。因此，把市民社会的原子联合起来的不是国家，而是如下的事实:他们只是在观念中、在自己想象的天堂中才是原子，而实际上他们是和原子截然不同的存在物,就是说，他们不是超凡入圣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还会妄想，市民生活必须由国家来维系，其实恰恰相反，国家是由市民生活来维系的。”

马克思指出国家政权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形式，是共和国最淫贱的统治形式。因为它不以人为目的，而以国家为目的。以人为目是与国家的存在同一的，因此形成的爱国主义是人自发的情感；而以国家为目的则必然牺牲人为手段，国家与人是对抗的，鼓动狭隘的民族情绪为爱国主义是维护统治的手段。傅立叶说在这种国家“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

小农政治的苏联坚持的原因在于总以为通过统一的、科学的、理性的、道德的领导就能够避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问题。实际恰恰相反，因为这种方式不能进行社会关系再生产，必然崩溃。因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在于再生产。初期在生产上可以靠国家力量推动，但再生产靠国家力量是不可能推动的，因为再生产是对人的生产，即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没有法律、制度、思想等各项变革是不可能进行再生产的。

因此小农政治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中不能出现停滞，必须时刻推动经济的发展，一旦停滞就会崩溃。正如以赛亚·柏林在《苏联的心灵》中说的：“因为苏联社会组织起来并不是为了追求幸福舒适、自由、正义和个人关系，而是为了战斗。无论他们乐意与否，这辆庞大列车的司机和操纵者现在不可能让它半道上停下来或中途跳车，否则会有车毁人亡的危险。如果他们想要活下来而且还想保有权力，他们就必须继续前进。”

另一方面又在政治制度上非常自信，以赛亚·柏林通过在苏联的考察发现，苏联的官员确实坚持一种极为简化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真的相信苏联制度的优越性，认为如果失去这个体制就是对人民、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世界不可阻挡的向集体主义发展，“他们相信,世界不可阻挡地向集体主义发展，任何想阻止甚至改变这一进程的企图都是幼稚和盲目的表现；相信他们自己的体制只要能顶住资本主义的狂暴冲击，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如果现在要改变它，或仅仅为了让他们的老百姓过得更幸福或更好而退让得太远，可能给他们自己带来厄运和毁灭。”这段话描绘出了典型的小农、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和眼界。马克思、列宁管这种见识为粗汉、大老粗。

马克思与蒲鲁东、海因岑等人的斗争以及与拉萨尔的决裂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认为通过集中统一领导，通过科学的、理性的选择，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坏的方面，发展资本主义的好的方面，而没有认识到社会关系的发展所蕴藏对巨大生产力。所马克思说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见识。例如马克思在《贫困的哲学》讽刺的：“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他看范畴就像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

小农、小资产阶级政治见识就是总以为自己有先见之明，他们认为依靠理性就能够避免走弯路、做错事，而不知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每时每刻都是在变化的，发展的过程，而不是理性活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当然这种自由并不是指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这种单方面的自由，而是社会自由。所以《共产党宣言》把共产主义社会描绘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所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一条就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需要自由也需要权威，但社会之上不能有权威。马克思与形形色色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论战就是看到了这些人的意识是小农、小资产阶级的权威意识，对全社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是封建制度的复辟，同时也是极端私有制的形式。这样的私有制是不能发展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需要的条件就是自由发展，因此就是不断的、持续的对政治制度产生冲击。所以马克思指出：“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由企业主的权威详细规定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威可言。………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工场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越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工场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

任何人都不可能凭借权威去推动经济发展和无产阶级的解放。资本主义不需要谁推动，而是它自己推动自己，它不发展就灭亡，持续扩大是它的生存基础。资产阶级不是被无产阶级消灭的，而是资本主义发展自身的必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时消亡。

列宁也认识到革命的内容和革命的方法是矛盾的，即革命的内容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方法是无产阶级的。所以列宁指出十月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最后一次参加党代会号召“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列宁反对托洛斯基的“继续革命”的主张，指出：“不管是谁，想通过其他任何油径而不是政治民主的途径达到社会主义，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的和反革命的结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这样。”列宁指出，必须要问的是：“无产阶级组织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作家的精神堕落是严重的，其标志就是他们只在对经济学和哲学有修养的人们中间挑选敌手，而对粗汉的人的理智所发出的“毫不肯定的"攻击却置之不理，他们首先应当把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常识教给粗汉的人的理智，然后才有可能就这些问题同它进行辩论。

例如，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极生产关系的总和(不是指从属的、已趋没落的，而正是指现存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既然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都是阶级关系，(这是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每一个学生都应当知道的)那末，这些关系当然只有在各阶级本身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以后才能发生变化或根本清灭；而阶级间的关系的变化就是历史的变化，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产物，总之，是一定“历史运动”的产物。著作家可以献身于这个历史运动，成为它的表现者，但是，不言而喻，他不能创造运动。”

《什么是历史规律》（二十九）

小农政治的统治阶级上层之所以自信的就是认为只要保持廉洁奉公、严于律己、无私无畏，一句话，只要道德高尚就可以治理好社会或国家。其实恰恰相反，这种意识对社会、对人民伤害巨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凡夫俗子以自己道德高尚而自鸣得意，这种深信无疑的意识像大气一样漂浮在这一切之上。”在他们那道德高尚的目光中，对无产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同情，激起了他们心中崇高的情感，正如《共产党宣言》对这些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批判的：“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他们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并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结果，而不是任何人代表或者替无产阶级实施什么社会计划。正如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只能依靠自己解放自己”。共产主义者所推动的只是帮助无产阶级组织成政党，而不是让无产阶级凌驾于资产阶级之上，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后，无论如何决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

但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就意味着在无产阶级头上有了一个单一的资本家，即国家。那么整个国家官僚体系就是资产阶级。所以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在党内”是不确切的，而应该说，整个官僚体系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因为在现代社会，必然要有一个资产阶级，如果不是在社会中存在，那么就是在国家及政党中存在，例如苏联。因为这是绝对条件，否则任何现代国家不能存在。因为阶级分裂是国家形成的基础。

所以区别是：前者是资产阶级发展和无产阶级的解放形式；后者是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变为被压迫阶级，国家自己变成压迫阶级，即总资产阶级。对前者，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必将比君主专制对他们作出更大的让步，而且为了自己的工商业它还会违背自己的意旨为工人阶级创造团结的条件，工人阶级的团结就是工人胜利的首要前提。工人知道，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財产关系不能通过保存封建的财产关系来实現。他们知道，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和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只能使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加速进展。他们知道，他们自已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胜利之日才能开始……他們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

而后者，正如以赛亚·柏林在苏联考察看到的：“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体制还会带来另外一种结果， 即（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众口一词地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大多数典型的罪恶，只有在苏联自己身上才能找到它们最纯粹的表现……经济剥削在西方是一种非常熟悉的现象;但没有哪一个社会像苏联的工人阶级一样受到他们的统治者如此长期、系统而又公开的“剥削”。诚然，从中所得到的利益并没有落人雇佣者或资本家私人的腰包。真正的剥削者是国家本身，说得更确切些是那些实际操纵权力机构的人。这些掌权者——无论他们充当的是党的干部或者政府官员的角色，或者身兼二任——表现得比当今西方任何在世的资本家都更像马克思神话中的资本家形象。”

马克思是关于全人类的解放理论，其理论是一个自然史问题，不掺杂任何人为的构想，也就是他在《资本论》序言指出的“把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过程。”而政党问题是一个社会关系中的政治问题。马克思从来没说过，也没有任何表示他要组建无产阶级政党，因为共产主义在现实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的立场，不是二选一的站队的。但是共产主义的理论立场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是最终将取得胜利的阶级。

但是必须知道，这种立场与道德完全无关，而是与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有关，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不是人为的消灭资本主义的行动结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要理解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即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要求。而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作为被压迫阶级与专制统治阶级斗争的时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统治阶级不妥协就需要暴力的斗争，目的是让资本主义发展。所以马克思指出，“革命是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造成使新的经济关系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状态。”

所以要理解“暴力”对象不能用于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政治必然是多党政治，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所以《资本论》中指出：“经济发展必然形成完备的资本主义，为此根本不需要暴力。”而完备的资本主义必然是民主制度的建立，没有第二种可能性。恩格斯指出：“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因此，除非资产阶级演变成新的统治阶级，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但是在无产阶级拥有普选权的社会制度下，资产阶级没有机会演变成统治阶级。不过，资产阶级与政治的暗中交易是存在的，但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素养也随着社会发展暴露出的问题而相应提高，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会逐步完善这种交易。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的同时也就消灭了自身，两者的胜利与灭亡是同时发生的，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除了顶层极少数大资本家外，几乎所有人都已经转变成为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而并不是无产阶级中的人把资产阶级中的人打倒了，而是阶级对立的生产关系被消灭了。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形成的资产阶级与什么人没关系，例如《资本论》指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因此，资本主义的灭亡是由于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自然结果。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熊彼得也认识到的，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是自动完成的。

因为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不断集中的过程，因此无产阶级的队伍会越来越大。最终99.99%以上都是无产阶级，只剩下资产阶级的顶层存在，这个时候国家也就趋于消亡。因此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在科学意义的胜利，是自然法则的胜利。所以马克思说：“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隶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行者。”所以才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身，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概括。”

《什么是历史规律》（三十）

庸俗的、无知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以及有些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理解为穷和富，有产业和无产业的差别。对于这种认识，马克思鄙视的批判到：“粗俗的人的理智把阶级差别变成了“钱包大小的差别”，把阶级矛盾变成了“各行业之间的吵架。钱包大小纯粹是数量上的差别，它可以尽情唆使同一阶级的两人互相对立。”

无产阶级不一定就比资产阶级穷，这是必须要牢记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也经常输的一无所有。马克思是从科学的立场去分析问题，而不会从任何道德立场去看，决不会用穷与富的差别去区分阶级，也更不会以这种区分号召斗争。只有无知无耻的粗人，才会把马克思的科学著作理解为挑唆无产阶级去与资产阶级斗争。因为这一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所以只能通过改变生产关系解决，而与任何人善良的的愿望和行动无关。

马克思说：“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 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末，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 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 )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二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资本论》第二卷）

那些用道德去看待阶级对立的人，是小农、小资产阶级以统治阶级立场分析问题的方式，不是无产阶级立场，也不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因此是反动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落后国家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过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比如“剥削”就与人的主观没有关系，而是生产关系中的问题。这个问题放在以后说，现在不能涉及该问题。

列宁晚年已经意识到苏联要转变为封建专制的集权国家，他的《遗嘱》表明他已经完全不信任布尔什维克中的这些领导者以及他所创造的苏维埃政权的表现，他说：“有人说我们需要单一制（注：指国家垄断），这些主张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不正是从同一个俄国体制中来的吗？我在以前的日记中指出，这个体制是从沙皇俄国那里借来的，只不过涂了层苏维埃的圣油而已。”但列宁已经无力回天，他的《遗嘱》也不允许公布。实际上，列宁的去世就是苏维埃的终结。后来只不过是新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复活。

列宁生前没有读过几本马克思的著作，因为他在世时还处在收集的过程中，他去世后才出版。他依靠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去理解马克思，他正确的认识到，马克思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他尤为可贵的是放弃了他早期所采纳的考斯基的“先锋队”的政党理念。因为考斯基认为，科学的载体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要组成的是一个精英政党。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列宁后来认识到这是错误的，他说俄国的现实说明，普通党员比当的领导高明十倍，而当外的广大群众比党革命十倍。

不过遗憾的是，列宁还是没有认识到以上所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必须是平等的政治关系，而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分开看待，又要无产阶级的政治，又要资产阶级的经济，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政治和经济是一体的，是不可分的。所以他《国家与革命》中的认识，就是与马克思基础的理论原理完全背离的。如前所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不平等关系不是政治关系，而是生产关系。

马克思指出：“其实，如果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即利用国家权力来“维持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它是不会成功的。“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现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精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新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所以，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象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懦怯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晒性只是耠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同样，如果赉产阶趿实行阶级统治的阶级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人们为自已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历来自己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的《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的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补一个序言？因为马克思当时是反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由于巴黎公社失败，所以马克思以胜利者的姿态写了这篇序言。

这就需要介绍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共产党宣言》不是马克思主动要写的，而是应共产主义同盟的请求并融合了同盟内各个派别的主张而形成的。其中有几个派别的主张是马克思坚决反对的，例如蒲鲁东的主张。所以马克思一方面要巧妙的把他的真正的思想放进去，另一方面也要把各派的主张写进去，否则得不到各种派别的认可。

巴黎公社起义里边的主要社会主义分子就是蒲鲁东主义者以及布朗基分子。所以在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反对得到了验证。因此1872年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会议上专门发表声明，指出这个运动的组织者中的所谓社会主义者几乎全是蒲鲁东分子。但是虽然如此，马克思认为，国际协会依然有责任保护巴黎的工人并为他们的行动辩护。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序言》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的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代表了一种胜利的姿态

恩格斯在1888年序言指出：“当欧洲工人阶级重新聚集了足以对统治阶级发动另一次进攻的力量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但是，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 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国际必须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他对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充满信心。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 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为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正的条件开辟道路。马克思是正确的。”

所以《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是号召无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获得政治统治并发展合理的资本主义的宣言。其主张在《宣言》发表二十年多后的1872年，共产第一国际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上再次号召无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与专制或封建制度进行斗争。并且要求“如果资产阶级坚决主张进步的话，工人始终应当支持资产阶级。”

《共产党宣言》的这个科学原理在今天依然有效，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只要任何一个国家还没有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即民主制度，那么这一原则就会被贯彻下去，全世界无产者就要联合起来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这不是政治因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非如此无产阶级不能解放，也就是马克思指出的，无产阶级如果不能为外国的无产阶级争取自由，自己就不能获得解放。马克思的这一核心思想是什么原理，咱们后边说，大家一定会发现是非常科学的。

《什么是历史规律》（三十一）

任何一个有专业素养的学者，都不会去否定马克思的理论价值。即便是有些批判他理论的人也对马克思充满敬意。例如波普尔对马克思政治理论方面的评价所说的：“在我看来，尽管马克思不能理解他如此强烈地渴望和预见的未来，但我仍然认为，甚至他的错误理论也是他热切地从社会学上洞察其自身的时代状态、不屈的人道主义和正义感的证明。”

这种“敬意”是错误的认识。因为马克思理论中根本没有所谓关于未来的具体描述。但是对于经济理论方面，波普尔又评价说：“马克思的经济主义在社会科学的方法上，可以说是代表了一种极其有价值的进步。”把政治与经济分开是错误的，两者是不可分的，如果政治理论方面在他看来是错误的，那么在经济理论方面也应该被看作错误的，因为它们本身在马克思的理论就是一个事物。波普尔说马克思的理论不可证伪，因此是非科学的，这就是完全不懂装懂了。

前边说过，马克思的理论范围仅限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只不过这种描述采取的批判的形式。所以在波普尔或者很多人看来，马克思的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实际恰恰相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正确描述后给予的肯定。因此，按照波普尔的方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就是对自己理论的提前“证伪”，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本身就资本主义的，他说他不提出资本主义所有制之外的任何一种所有制。

所以马克思说：“资产阶极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至于人类社会是什么样子，马克思没有进行说明，恩格斯说连影子也找不到，一切留给后人了。正如恩格斯说的，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作为现在的人类是不能预测未来人类社会的。

波普尔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在于他认为：“马克思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但凡看过马克思著作的都知道，马克思是反理性主义的，正如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人类的理性最不纯洁，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问题。人类的理性在绝对理性中发现的以及作为第一个正题的否定的每一个新的正题，对它说来都是一 个合题，并且被它相当天真地当做有关问题的解决。这个理性就这样在不断变换的矛盾中冲撞，直至它达到了矛盾的终点，发觉这一切正题和合题不过是相互矛盾的假设时为止。”

所以我们会发现，他根本没看过几本马克思的著作。不说别的，单就他著作的逻辑上去看，就是很粗糙的，漏洞百出的。这也就能理解，维特根斯坦气愤的拿着拨火棍站起来冲他大吼的原因了，因为逻辑水平太低了。逻辑水平低的原因在于，在理解和解释问题时总是在寻找某种观点新颖的解释和答案。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家们的愚蠢在于总是寻找一种解释、一种普遍的答案，能够适应于所有问题的理论，适合所有类型的概括，而实际知识不是这样寻找的，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答案。这种理解问题或者阅读理论是不能有收获的。

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法文版序言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 下去而气馁。”

知道结论对于理论研究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对于理解问题是一个障碍。或者说，事先知道结论，首先不能理解结论，那么再通过结论去阅读，反而对理解理论更加困难，这是因为读者的思维方式和能力达不到，必须通过严格阅读的过程建立出自己的视角，所以马克思故意把《政治学经济学批判序言》不发表，目的就是先理解思维过程和方法。他说：“我把已经起草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这里有个科学思想的常识，即任何跨越式的科学进步都不是通过发现新事物而创造出来的，而是以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旧的事物得出的。这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例如美国物理学家、科学历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格言：“革命通过摆脱那些遭遇到重大困难的先前的世界框架而进步。这并非一种朝向预定目标的进步，它通过背离那些既往运行良好 、但却不再能应对其自身的新问题的旧框架而得以进步。”

又比如英国生物学家，著名科学作家理查德·道金斯所说的：“一个科学家最重要的贡献通常并不是提出一个新理论，或是揭示一个新现象，而是于旧理论和旧现象中发现观察的新方法。……“角 度”和理论不一样，不可以通过实验去验证。我们无法采用熟悉的证明或证伪准则。但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视角的改变可以达到比一个理论更崇高的地位。它可以引领整个思想潮流，促使许多激动人心与可验证的理论产生，使之前无法想象的事实暴露无遗。”

所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是要采取这种认识，也就是要理解为他对过去所有的理论，采取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而得出的新方法或认识，而不要以为他提出了与过去的理论相反的一种新理论。也就是说，他以一种新的视角发现了过去理论家们没有发现或没有认识到的东西。所以马克思指出：“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

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出过什么新社会的构想，新的所有制，共产主义社会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新事物，这才是正确的科学态度。马克思指出“人们不能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全部历史的基础……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的存在…”。构想是没有意义的，而是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马克思的视角是与众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一百多年来无数学者们去研究的动力。因为揭示出马克思的视角以及思维方式，对一百多年以来在原创理论的停滞状态有很大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人的特点完全吻合托马斯·库恩对革命性的科学发现的必须具备的背景：“不论是一个发现或一个理论，任何对自然的新诠释都首先浮现于一个或少数几个人的心中。是他们首先学会以不同的眼光去看科学和看这个世界；而他们这种转换眼光的能力，则得之于他们在各自专业中常人所不具备的两个条件。一般来说，他们的注意力都全部集中于那些产生危机的问题上；此外，他们通常都非常年轻，或踏人深受危机困扰的领域才不久，因此比起大部分同时代的同行而言，他们对由老范式决定的世界观和各种规则的信奉就没有那么深。”

革命性科学理论不能采用以往任何范式，采用过去的去理解革命性理论是不可能的，因为既然是革命性的理论就是与以往的范式相反的，或者背弃以往的。如果不理解如何背弃的，那就不能理解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到今天都没有揭示出来一个原因之一。

所以马克思的著作不是一部学术著作，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反学术的著作，这是阅读马克思著作的关键。所以如果从任何学术角度去解读，那是根本不可能理解的。马克思不采用学术写作的方式，例如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序言所说的：“由于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只有采用完全是格言式的叙述，才会把全部材料压缩在一本著作中，而这种格言式的叙述又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表。”

这种反学术的思维方式，很多学者都看到这一点，例如大卫·哈维说：“我们在接近这种文本时往往会受我们特定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经历的限制。对很多学生来说，这些知识结构即使不被控制，也会受到学术思考和关切的影响；有一种以特定的和排斥的学科立场去读马克思的自发倾向。马克思永远不会在一所大学的任何一个科系获得终身教职，而且当今大多数机构都不会接受他作为他们中的一分子。所以，如果你是一名研究生，并且想正确地解读马克思，那么最好忘记会使你在本学科领域获得终身教职的那些东西，当然并不是长期如此，但至少为了研读马克思应该如此。”

阿尔都塞说过：“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哲学用埋葬尸体的沉默的沙土掩埋了马克思。”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规律的揭示却一幕一幕的展现在世人面前。

《什么是历史规律》（三十二）

马克思把历史发展总结为“背弃”的过程，即不断否定过去的进程。他指出：“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而用道德的语言来讲，否定就是背弃。”显然波普尔所谓“证伪主义”的原理比马克思晚了一百年。绝大多数人根本分不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科学”的区别是什么？答案是没有区别，唯一区别就是社会科学更复杂。同时要知道，把理科和文科的区别当作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别是愚昧的认识。从科学观去看，文科和理科都是“职业白痴”，因为产生这种学科教育的本身就是生产精神疾病的根源之一，现代精神分析学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

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爱因斯坦说：“首先让我们从科学知识的观点来考查这个问题。天文学同经济学好像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方法论上的差别:这两个领域里的科学家都企图发现对一类范围有限的现象普遍适用的规律，尽可能地弄清楚这些现象的相互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在经济领域里，由于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时常要受到许多很难分别开来估计的因素的影响，使得要发现普遍规律就很困难了。”（爱因斯坦《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关于科学，普通人把科学发展的进程理解为向着一个目标，逐步提高、不断累积的过程。以至于大家通俗的感觉就是，现在总是比一百年前进步。在应用科学上可以这么认识，比如产品的更新换代所带来的进步，但科学本身不是这样发展的，必须要有对基础科学颠覆性的事件产生，这个事件要具有能够改写教科书的事实，在这个基础上，科学才能实现新的发展。

这种事件仅靠科学家们在论文和实验室里的努力是根本不可能的发生的。因为既然有教科书，就意味着你受的教育是服从性的，而不是革命性的，所以只是一个知识的奴隶。正如福柯说的：“我的问题本质上是对这种隐含的系统的定义，在这个系统中，我们发现我们自已就是犯人；我想抓住的东西就是这个限制和排除的系统，我们不知道它，却在实行它；我想使这种文化的无意识变得显明。”简单的说，教育可以让你可以学会1+1=2，但是没有人会教你为什么1+1=2，它是怎么产生的。

尼采的《道德的谱系》就是谈这种对立的，也就是最初的和所产生出来的，以及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人类陷在知识体系中，而不能区分起因和用途、目的之间是完全不同的关系。所以不是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而是问从哪来这一个问题。尼采说：“我们该好好想一下：动物止于何处，人始于何处。自然仅仅关注这个意义上的人。”

很多人分不清哲学、科学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以为使用了不同的概念，实际是一样的。同样一种概念，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用词而已，但是本源都是一样的，只是普通人分不清。所以爱因斯坦指出：“就概念彼此相互关系及其同经验的关系所涉及的方式而论，科学的概念体系同日常生活的概念体系之间并没有原则的区别。科学概念体系来自日常生活的概念体系。并且根据这门科学的目的和要求，作了修改而得以完成。”（爱因斯坦《空间与时间》）

基础科学的发展必须是革命性的，靠科学的累积是不可能发生变革的。就像盖楼，它的基础决定了能盖多高，不是想盖多高就能盖多高的。要想盖更高的楼，就必须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基础，对于科学发展而言就是产生革命性的基础科学。

所以在引力波被发现后，麻省理工学院院长L. Rafael Reif发表声明指出：“我们今天庆祝的发现体现了基础科学的悖论：它是辛苦的、严谨的和缓慢的，又是震撼性的、革命性的和催化性的。没有基础科学，最好的设想就无法得到改进，“ 创新”只能是小打小闹。只有随着基础科学的进步，社会也才能进步。”所以从20世纪初到今天为止，人类只是完成了十九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科学思想的应用，而没有再一次突破，根本就在于基础科学没有发生变化。通过大学教育上就可以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原创新学科的诞生，而都是十九世纪的知识发展出来的学科。

为什么停止了呢？首先就是科学家失去历史感了，绝大多数科学家是被分门别类的、专业化的教科书教育出来的，不是被历史造就的。按照托马斯·库恩的看法就是，各个学科之间没有通约性，也就是学科与学科之间不能相互理解，因此不具有历史感。而没有历史感，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创造力。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导读中，伊安·哈金指出：“在17世纪,我们还习惯于多学科的期刊，其典型就是《伦敦皇家学会哲学学报》。这种多学科的科学的确得以延续，《科学》和《自然》周刊可以为其佐证。但是早在电子出版时代来临之前，科学期刊就已在不断地繁衔，而每一种期刊都代表着一个学科共同体。”

学科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分工的发展形成学科的发展，所以马克思说：“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产和专业，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痴呆。”爱因斯坦关于培养独立思考的教育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如果不理解人。就不能理解科学，或者说，人不发展，科学就不能发展。著名物理学家和量子力学的主要创始人普朗克说：“科学不可能揭示大自然的最终奥秘，因为归根结底，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正在试图揭示的奥秘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科学的基础是人，因为是人本身及其本身的发展阶段在发展科学。所以必须创造出发展人的环境，才能得到科学的进步。没有人的进步，科学就在原地停留。这个逻辑关系就是维特根斯坦在《论数学基础》所指出的：“并不是证明之后的什么东西，而是证明本身在进行证明。”

所以英国物理学家爱丁顿说：“一个科学家应当在他的哲学中承认……为了对他的活动给于终极证明，有必要离开知识本身去寻求人性方面的努力，这种努力不是要去证明科学或理性的合理性，因为其本身就是对科学、理性、艺术和行为的合理性证明。”（《物理科学的哲学》）

以上哲学家、科学家们认识到的这些问题从哲学、物理科学领域转到马克思那里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把对知识或教育系统的看法换做对整个资本主义系统，即人类社会的认识，也就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看待问题。这是由于整个现代知识体系本身就是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因此就必须站在更高的视角去看问题。正如尼采说的：“要真正体验生命，必须站在生命之上。为此要学会向高处攀登！为此要学会俯视下方！”

马克思指出：“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

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

这里要注意，苏联被西方准确的判断必然灭亡就在于，它没有再生产体系，而只有生产体系。在生产体系中，动员国家力量可以迅速提高，以至于当年苏联的GDP最高到达世界第二。但是支撑生产体系的是再生产体系，没有这个再生产体系，生产体系到达一个高点之后就会开启崩溃的过程。也就是制度、法律，人民的自由程度等各种社会关系水平的高低决定了生产体系所能保持的位置。

因此，通过对一个国家社会关系再生产体系的分析以及与生产的关系就可以得出答案：苏联必然灭亡。正如以赛亚·柏林在《苏联的心灵》中的所说的：“张牙舞爪而又趋炎附势的、半吊子马克思主义的市侩居于其上;一群真正有教养的、有洞察力的、道德尚未泯灭且通常天赋超群，但被吓得战战兢兢，对政治不闻不问的“专家”居其中；诚实、易受影响、天真得要命、纯粹、渴望知识，非马克思主义又有半吊子文化，充满难以满足的好奇之人居其下。大体而言，这便是今日苏联的文化。”

这样的社会氛围是不能够生产出马克思所说的丰富的、完整的，全面的人的。金字塔不是奴隶建造的，建设伟大国家需要的是为伟大的人。正如穆勒说的：“从长远观点看，一个国家的价值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价值。如果一个国家为了人们成为他手中驯服的工具，甚至为了获得某种利益，而不惜阻碍人们的发育，那么这个国家将会看到，使用侏儒是干不成大事业的。”乔姆斯基说过，苏联解体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在理论上，我们更可以说，苏联解体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

《什么是历史规律》（三十三）

那么既然科学的发展必须是对基础科学的革命性变革，那么同样，历史的发展也必须来自革命。因此，在这个科学的意义上，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以社会关系为转移的变革。也就是说当法律、政治制度、思想等不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时，就要发生革命，这与量变产生质变的道理一样。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其中不能有任何个人因素，马克思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革命性是指与历史发展的同一性；反动性是指与历史发展的矛盾性。俗话说就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注意这个逻辑，对立不可能是同一的，即革命性与反动性之间没有直接的同一关系，它们是分别与历史发展形成同一性和矛盾性，革命性与反动性是“生存还是毁灭”的关系，即你死我活的斗争。在实践中顺应历史发展的是革命性，即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变革；在实践中逆着历史发展的是反动性，即意识中的需要的变革。

这就是马克思指出：“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前者是革命的，后者是反动的。这就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所说的：“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也就是说，实践要根据物质生产的需要进行，而不是根据意识的需要进行实践。两者的区别就在于这种微妙的区别。

革命性之所以革命，就在于它始终与历史规律处于两立并同一的关系中，社会关系作为它们之间的媒介，让双方始终处于互为对象的运动中。革命的行动推动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发展产生革命的行动，它们互为对象，社会关系的变化媒介着革命行动；革命的行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这与前边讲过的竞争与垄断、分工与私有制、生产与消费等是同样的逻辑关系。因此《关于费尔巴哈纲领》第三条提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的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换句话说就是：历史的发展和生产力或社会关系变革的一致，才是革命的实践！

反动性之所以反动，就在于它首先是意识的活动。而这种意识只能是来自过去的道德意识，也就是妄想用一切美好观念，即想象中的那些人性美好的东西，通过对政治的、法律的、宣传的等一切手段去解决问题。就像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研究完美的立法妄想建立一个美好社会一样。而在中国就是妄想用过去的儒家道德和以往革命传统重塑今天的中国的精神，在马克思看来这是极其反动的观念。

所以马克思在《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篇就使用了以上提到的“革命性和历史变革”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整部著作的主线，然后根据革命性和反动性各自与历史变革的关系展开。以下简单看一下：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指出了反动性的“继续革命”的闹剧性质。第一次的革命还需要今天继续革命，恰恰说明第一次革命的悲剧性，即与历史发展不是一致的才会消亡，这说明第一次不是真正革命的。如果当时的革命与历史发展是一致的，它不会失败或者说不会消亡，今天应该继续存在和发展，不会有“继续革命”的主张，所以是一场笑剧。

因此马克思接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是指出过去的一切因素都不能成为解决今天问题的方法，都要 从今天的现实出发。就像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中，不可能再使用一百年前科学实验中所使用的方法。今天的科学手段、成果都是从过去发展而来的，因此不存在从过去寻找方法的问题。同样的道理，在社会领域也不应存在。但是由于传统文化和意识对人们的影响，人们意识不到社会矛盾的巨大冲突和面临的危机恰恰说明历史已经到达了变革的时代。

所以马克思接着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 像梦魔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中国目前各派在争论中都是“往回看”，什么儒家思想、革命精神、汉唐盛世等等，也就是过去的意识与过去的回忆之间的斗争，而不是与现实的敌人进行斗争。革命精神是立足于现实并勇敢面对现实产生的，不是从过去寻找

社会斗争越是激烈，越是表明新社会即将诞生。正如尼采说的：“事实上，任何一种伟大的增长也都会带来一种巨大的分裂与消亡：痛苦、没落的征兆属于大步前进的时代。”

所以马克思接着说：“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长期沉溺于消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已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这是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现在面临的是同一个任务，即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全面完成。也就是马克思隐喻说的“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长期沉溺于消沉状态。”

总之，《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表达的是资产阶级的不能发展和无产阶级的消沉是资产阶级政治没有取得完全统治的情况下发生的；是社会在经历了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在各个阶级的斗争中，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而妥协的产物，即产生了一个小农的代表——波拿巴。也就是马克思在序言说的：“我要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也就是前边所指出的，历史与革命和反动之间的关系。

共产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及它的代表——国家一样，都将其看作暂时性的，处于消亡中的事物，而不是完善它。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的：“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即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组织成者政党是为了与资产阶级政党平等的竞争，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因为只有在斗争中，才能使双方在历史与革命的相互关系中实现最大的一致。正如马克思指出：“总之，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

革命没有偶像，只有革命的对象；革命没有过去，只有现在的革命；革命者眼中没有伟人，只有人的解放的革命征程。因为革命不是任何个人创造出来的，而是社会关系推动出的。历史中的所谓伟人或英雄人物只是在其中的体现，没有任何人在社会关系还不具备的情况下能够创造革命运动，或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本应创造出新的关系和条件时采取相反的道路。

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无论哪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所以历史与个人的作用要区分。正如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指出的：“任何伟人都不可能强迫社会接受已不适合生产力状况或者还不适合这状况的那些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不能创造历史，而且在这个场合他徒然着手去拨动自己的钟表:他不会加快时光的流逝，也不会使时光倒退。”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暂时性的，就像人类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依次更替一样，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不具有永恒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共和国的存在形式就是更加迅速的处于不断的变革形式，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处在变易得绝对运动中。与以往社会不同，它是靠稳定、和谐不能维持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是持续的对社会和国家形成冲击的形式，也就是持续否定过去的历史运动。这个形式本身就是似自然性，在这种形式下就由资本主义的“必然王国”发展到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的必经之路。

《什么是历史规律》（三十四）

审查或观察一个国家及其政党是革命性的或反动性的，可以通过其对城市和农村工作的思想得出结论。因为对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的认识直接反映出政治工作或者说政治理论是革命性的，还是反动性的；是封建的或现代文明的；是资产阶级立场的或是无产阶级立场的。

前边提到马克思的《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辩证法的经典，其科学性不仅是历史科学的经典，同时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著作。其思辨方法或者说认知科学的形式对于城市科学、地理学、城市规划、精神分析学、物理学、基因学、生物学都是开天辟地式的著作。后边会提到基因学，大家会发现，马克思的发现与基因学关于进化的发现一模一样。但现在还不涉及，后边会提到。

因此恩格斯在序言中指出：“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规律……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今天我们更可以说，这个规律在经过了一百五十年后，依然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在实际工作中，革命性与反动性的分水岭就在于对城市和农村的认识。城市美化、复兴农村、拆除违建等要求是成色十足的反动。这是任何现代政党都不能触碰的底线，尤其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绝对的底线。也就是说，这不是能够探讨的问题，而是必须要正确认识的绝对性问题，是一根红线绝不能有任何妥协。

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就是要消灭农村，任何对小农的“同情”和帮助，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不仅背叛了无产阶级，阻碍了资产阶级的发展，也违背了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小农土地所有制的消灭。我们党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它根本沒有任何理由以自己的于预来格外加快这个过程。因此对于正确采取的旨在使小农在其必然灭亡的过程中少受折磨的措施，在原则上是丝毫不能反对的；但是如果再走远一些，如果希望永远保存小农，那末，在我看来，就是力求达到经济上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就是牺牲原则，成为反动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反动国家和反动政治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看到了城市的混乱和农村的凋零，进而一面产生了城市改造和美化措施，例如波拿巴通过改造巴黎的行动推翻了自己。正如戴维·哈维在《巴黎城记》中所说的：“巴黎公社是单一、 独特而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同时也是资本主义都市史中最特出的一页。巴黎公社的火花因战争——普鲁士军围城下的绝望——与战败的屈辱而点燃，但真正供其燃烧的原料却是在资本主义缓慢改造巴黎历史地理的韵律中汇聚而成的。”

另一面产生了保护农民和振兴农村的措施。这种认识就是恩格斯批判法国工人党的南特土地纲领时所说的，超出了人们所能容忍的极限。他在给法拉格的信中说：“在南特，你们为了一时的成就准备牺牲党的未来。”恩格斯说这是一个政党的悲剧，到达了边缘。这已经是封建复辟了，不能想象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可以堕落到这个程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帮助小农经济是最愚蠢、最反动的行为，这种措施只不过是为了统治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共产主义者决不会帮助小农保持他的经济地位，更不会有复兴农村的想法，这是革命者与反动派的根本性区别。

因此恩格斯指出：“如果我们所给的诺言使农民哪怕有一点借口设想我们是要想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坏不过的帮倒忙。这就简直是把农民解放的道路封闭起来并把党降低到招摇过市的反犹太主义的水平。恰恰相反。我们党的任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样是毫无问题的。我们这样做，就是按照必然的经济发展趋势行动，而经济发展是会使农民的头脑了解我们的话的。”

城市美化和振兴乡村就是撕裂自己的举措，同时封建思想全面复辟，是封建的，是最反动的。这种认识下带来政治、经济、外交等全面的危机。所谓城市美化就是封建统治保卫极端资本主义景观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有一个“景观主义”，其代表人物居依·德波。他对资本主义在其形式上有一个断言：“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堆积。”所以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城市景观是麻痹无产阶级的统治需要，是掩盖社会真实问题的画布，是统治阶级自我表彰的舞台。因此保卫这个“景观堆积”背后的实质就是保卫资本主义，保卫资本主义的极端形式就是法西斯主义。英国著名记者James Delingpole提醒人们：“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威胁不是人造全球暖化，而是生态法西斯主义！”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纳粹是对城市景观和环保最在意的组织，而且也是目前为止历史上在环保方面最卖力的组织。德国纳粹的生态环保政策在工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中执行的最彻底、最成功。纳粹科技和工业政策部长托特制定了纳粹德国以绿色发展为基调的路线。

理论的落后和崩溃只能从经济上确立自身合法性并依靠官僚统治，而官僚统治就是封建的复活。官僚统治对人们的危害性，在农业时代是显现不出来的，最大的危害是城市时代，而封建复辟就是官僚系统依靠对城市的管理复活的！依靠官僚制度，会是什么样呢？马克思说：“对内极其腐败，对外极其无能。”没有取得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官僚阶级是一群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敲骨吸髓的禽兽，任何政策都是他们拿来向上邀功，向下敲诈勒索的工具。马克斯·韦伯说中国落后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只有官员城市”，他说：“无论如何，必须坚持：把迄今为止探讨过的城市经济概念，彻底同政治行政的概念分开。”

之所以说环保和城市美化是有害的，就是在于它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还导致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路”（马克思）。换句话说，污染和解决污染是同一条路，而不是用环保和城市美化的方法限制的另一条路，即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尤其居然提出乡村建设，这简直是空想中的空想，荒唐透顶。韦斯特的《规模》一书提到“标度率”，即尽可能发展大城市是提升经济和最环保的做法，而不是限制。城市人口规模扩大一百倍，基础设施只需扩大50倍，城市产出却扩大200倍。城市是活的肌体，因此它就是不断变化的，最终要必然符合自然规律，它是一个经济发展而慢慢改造的过程，不是目标、不是结果，永远是个变化的过程，没有一个所谓美化的标准。

城市美化和振兴乡村完全不叫实践，而是一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这种方法脱离了人们现实的需要和问题得以解决的方向。环境问题和城市问题恰恰是城乡对立的产物，是人的活动与环境的不协调。恩格斯指出：“断定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完全不是空想。当有人硬要从现有情况出发预先设定一种据说可用来消除现存社会或其他任何一种对立的形式时，那才是空想。”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城市化，就是要不断的吞噬无产阶级。因此就要尽快的把农业人口转变为无产阶级。而那些小资小农们在面对历史车轮向前滚动时，“善心”发作了，要消灭坏的问题。因此马克思指出：“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剩下的只有“挣扎和冲撞”。

因此目前的各种政策是与历史潮流反着来的，即中国目前的困境是发展出的资本家数量与无产阶级数量不匹配，使得生产无法 进行。“简单再生产不断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同样，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更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资本论》）”因为“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资本论》）”，所以，将他们转变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在群众受压迫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无产者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富。（马克思）”

在反动派看起来，这当然是矛盾的，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历史道路（《资本论》）。”而反动派们留恋过去的“田园诗”，意淫出城乡结合的剧本儿，演出历史的滑稽剧。反动派鼓励农民安居乐业，在马克思看来是对农民最残酷的剥削，所以恩格斯说：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了土地，相反，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

资本主义消灭以往以家庭为基础的文化传统在反动派看来是消灭了自古以来本民族的社会基础，即传统文化，但其实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大生产的形式能够“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形式创造新的经济基础……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成人道的发展的源泉（《资本论》）。例如，今天那些发达国家在尊老爱幼方面的表现都优于农业文明的传统文化的表现。

《什么是历史规律》（三十五）

小农意识并不是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能够顺利转变为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先进意识。传统的巨大惯性始终或多或少的左右着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行动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这种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对抗，与理性与感性、物质与精神、唯物与唯心、政治与经济、真实与谬误、身体与灵魂、善与恶、好与坏等对抗形式是一样的，不是能够立刻消除的。

人类的出现就是人与自然对抗的产物。因为人的肉体是自然的产物并受制于自然法则，而人的理性却不能充分认识自然法则，但却妄图超越或强行解释自然法则。对这种矛盾，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研究或解释就属于哲学。

而用人的理性制定出一套人类社会的法则就不属于哲学，例如中国的儒家思想。墨子说：“儒之道丧天下”的根本就在于它不去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而是强行解释并规定自然法则，并将其应用在人类社会。例如孔子在《易经·系辞》中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荀子与孔子相比的进步性在于不承认“天“的规定性，例如他在《天命》中所说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但是怎么才是“应之以吉”呢？他没有在天和人之间的关系性思维，而是分别在“天和人”两者之间分别进行参照。例如他说：“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与分别对“天和人“两者进行思考是完全不同的。

思想的巨大进步往往在于其思维基础上非常微小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都提到斯宾诺莎的“规定或限定即否定”的原则，就在于凡是被规定的都有一个外在的原因，而那个原因在规定之外。被规定的是有限的，而可认识的是无限的。而无限就是不可规定的，也不可能被充分认识的，例如自然。斯宾诺莎说：“无限不能由许多不同的规定、有限的部分组成；不能有两个，而只能有一个唯一的无限……由此由所有这些清楚得出，我们既可以先天、也可以后天地证明上帝存在。而更好的是先天地。因为凡是用其他方式证明的东西,我们都要用它们的外在的原因去说明它，这明显地是它们的一个不完善，因为它们不能由它们自身为人认识，而只能由外在的原因。但是上帝，一切东西的第一因、从而也是它自身的原因，是由它自身使它自身为人所知的。”正如老子说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爱因斯坦说：“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不相信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其原因就在于这才是正确的思维。杨振宁说中国人要摆脱“天人合一”的认识，《易经》对中国人的思维是有害的就是在于不能形成科学的思维。

在这里也顺便说一下，现代教育对论文要求符合规范对于思想创新是错误的。一篇好的论文，真有本事，就是引用别人的著作99%，只要自己的那1%，或者什么都不引用，就几行字有见地就足够了，根本不需要受引用率的限制。一百年来大学教育所展示出来的结果足以说明是错误的了。尼采认为：“没有教育者。——作为思想者，一个人应当只谈自我教育。”马克思推崇的伊壁鸠鲁就宣称自己完全是自我教育而成的。

老子、佛学就与儒家的认识相反，一，不承认这种规定性；二，不承认对“天人”或“天地人”进行分别的思考；三、认为自然规律是可认识的，其规律是实在本身。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很落后的，因为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关系性的统一，跟“天”和“人”之间不是直接关系，而是就是人本身，即人的自然属性与思维（感性和理性）之间关系的统一，这就是马克思说的：“人对自然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对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规定。因此，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或者自然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具有的人的本质。”

必须记住，思维不能有区分，有区别的认识说明没有找到根本，就一定是错误的。就像很多人信佛教居然认为身体中有一个灵魂，梁启超说这种认识“可怜可笑至极”，就在于佛学是“不二”的原则，肉体和灵魂就是区分为二了。所以《金刚经》开篇须菩提就问：“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说：“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很多学佛的人不能有成就就在于他还有人的概念，也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所谓“相”就是自我对“人”的概念，也就是镜子中的自我。绝大多数人都是在用镜像在思维，比如看到老人就能知道自己将来的也会老等等诸如此类。有这种概念是不能正确思考的，不能得到智慧的。所以《金刚经》里佛问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须菩提答：“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

马克思就指出人的错误思维在于“镜相”，即相反的，他指出：“如果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倒现着，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人们从人们生活中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所以佛学的“着相”是第一大戒。阿尔都塞曾经对于马克思著作的这一特点特别提醒：“在马克思的科学著作中根本没有“人”这个范畴，即使其踪影也是找不到的”。因为人的范畴本身就是虚幻的、镜相的。除了可以确认人的生物性之外，无法确定其性质。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就指出人的异化就在于建立在镜面形象，即虚妄的基础上。现代理论物理科学的基础就建立在时间关系上。舍尔巴斯基在《佛教逻辑》就指出佛学的思想宗旨：“实在是能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而逻辑则假想了一种凝固于名言概念中的实在。佛教逻辑的最高宗旨就是要说明运动的实在与静止的思想构造的关系。”

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就是指出“自在”与“自为”之间的冲突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人的自然本性与思维之间的冲突，即以上提到的问题。哲学家们思考的人类的、共同体的、道德的、绝对精神的等等课题，马克思恰恰与他们相反，马克思认为历史的结果是人的个体化，认为任何共同体必然解体，因为共同体属于财产关系。他指出：“劳动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以及以此共同体为基础的财产，归根到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相适应的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和他们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在某一定点之前是再生产。 再往后，便转化而为解体。”在资本主义时代，所谓共同体就是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基础，人类必须消灭任何形式的共同体实现人类的解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未来社会的目标就是“重建个人所有制”

所以马克思指出：“凡是共同体以主体与其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或者说，主体的一定的存在以作为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本身为前提的所有一切形式(它们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但同时也都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某种发展。人们先是在一定的基础上一起 先是自然形成的基础，然后是历史的前提一从事劳动的。可是到后来，这个基础或前提本身就被扬弃，或者说成为对于不断前进的人群的发展来说过于狭隘的、正在消灭的前提。”所以《共产党宣言》使用：“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的背后是有庞大的理论体系支撑的，不是轻易写的，只有深刻道理的。

在《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思想就与哲学彻底分道扬镳。基本上都变化是从《1844经济学哲学》的人道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到《共产党宣言》的国际主义的这种变化就是他思维中的“概念”中的内容在扩大，以至于最后由于大到无法完成对其逻辑的总结，包括他的著作。马克思一生写作的理论只完成了他思维架构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仔细思考会发现马克思的每一段话都非常精彩，背后都是庞大理论结构在支撑。以至于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说过：“《共产党宣言》的开篇或结尾的特质，是任何概括总结所传达不了的。作为一种破坏性的宣传工具，没有什么能与之比肩；它对于随后历代人的影响，在宗教发展史以外，也无可匹敌者。要是它的作者再没有写过其他作品，仅此就能保其永享盛名。”

当我们去除那些政治主张之后会发现，这种水平在哲学和逻辑造诣上是超一流的著作，是逻辑学教科书级的典范。因为在融合了所有同盟内各派别主张和理论的情况下，能够体现出这么高的思想高度，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于马克思的自尊心而言，必须确保这个《宣言》容纳进去各派别一些主张，而且是必然失败的主张加入进去后，其主体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即一般原理不变。

所以开篇中前两段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以及结尾：“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获得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宣言》的核心。

别看这段话不长，但是这两段将哲学、历史、逻辑、政治的综合起来抽象的运用水平是非常另人惊叹的。可以说至此任何政治派别攻击《宣言》已经完全不可能了，也就是通过这种高度概括能打倒一切向《宣言》进攻的企图，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任何理论能向这些话进攻。这才是政治理论文献的标准。但是解释这段话没有相当的理论的水平根本解不出来，因为这是对过去的历史，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运动，以及未来必然出现的世界历史场景的高度概括。

所以萨特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中一种不可能超越的哲学”的原因就在于只要人类还处于资本主义时代——即人的社会来临前的最后一个时代，就不可能超越。正如雅斯贝尔斯在《论韦伯》中提到的另外一位社会科学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承认马克思理论“是将资本主义的自我认识当作一种科学发现的第一步。”

很多学者对马克思的批判就在于根本没看过。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悲愤的指出：“那些一听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些词语就歇斯底里的人大多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无知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这种情况助长了上述那种荒谬的反应。尽管事实上人人都可以读到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最感到愤慨的人却从未读过马克思写的一个字，而另外很多人只有一些极肤浅的了解。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有点远见和理性的人似乎都不可能会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歪曲到如今这种地步。”（艾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但是误解和扭曲马克思更多的是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国家，把这一伟大学说扭曲到荒谬的地步。对于英语世界来说，直到2004年才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所以对于英语国家学者不理解还情有可原，但是那些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国家和政党，以及其豢养着的一大批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去干什么了？ 他们为真正的马克思辩护过吗？正如杜娜叶夫斯卡娅在《哲学与革命》中提到的：“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把握住目前的新趋向与马克思当年看到其萌发的那些新趋向、或他所聆听的新声音之间的连续性。他们自己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错误意识的意识形态的最好实例。”

《什么是历史规律》（三十六）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迅速识别出言论的革命性与反动性的区别非常简单，因为就一个标准，大家都要谨记。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只要是与政治国家斗争，都属于革命性，没有例外。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是指在国家在社会之上的统治形式，即不是由社会决定国家，而是国家统治社会的形式。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革命的政治精神就在于没有政治地位的阶级渴望着消除自己被排斥于国家和統治之外的这种孤立狀态。”

那么所谓左派右派的区别是在与政治国家的斗争中的不同立场的区分。因此左和右不是反动性与革命性的区别，而是阶级立场的区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革命与反动的区别，也就是说，并不是说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就是革命的。反动性是指意图成为统治阶级的绝对方面，或者说采取排斥对方成为统治阶级的行动。

如果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就代表革命，那么《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坚决展开的对无产阶级各个政党批判和斗争就是不革命的吗？正如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意识形态。”必须清楚，没有资产阶级，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及其斗争形式，那么也就不可能解放自己。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是“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马克思）”，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因素，是不以资产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推动资本主义合理发展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任务。无产阶级推动社会关系发展，就是推动资产阶级的发展，这个二重性的过程，即斗争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并灭亡的过程。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解放斗争，而不是政治解放斗争。也就是人的解放或社会革命与政治解放的区别。无产阶级政治要求在政治形式上与资产阶级的没有区别。在同专制斗争中，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要求就是无产阶级的要求，两者在政治形式要求上没有区别，区别在于，资产阶级在专制权力面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在专制的政治权利许诺或给予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面前，随时都会妥协，这就妨碍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因为无产阶级必须在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的情况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

资产阶级的这种软弱性需要无产阶级运动给予帮助和支持，同时对资产阶级这种妥协的行为要坚决予以批判。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是要帮助资产阶级实现自己不能实现的政治权利，同时无产阶级要组织成政党，避免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后成为绝对的统治阶级。因此无产阶级也要组织成政党成为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共同成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无论在政治形式或社会中都不可能成为绝对方面，因为开辟人类解放道路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

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争取社会的利益，只有在这种斗争中，才能既能推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又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即生产与再生产的不断相互促进，让历史呈螺旋上升的态势，迎来人类最终的解放。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

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和反动的工人运动的错误在于把资本主义当作资产阶级的事务，把社会主义当作无产阶级的事务，也就是把两者对立起来理解，而没有把资本主义合理的发展当作双方的共同任务。现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资本主义的产儿，是共生共灭的关系，即两立并同一的关系，而不是一方压倒一方的关系。

早期的、反动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把无产阶级从道德方面理解，认为无产阶级的贫困是资产阶级导致的从而产生了一种道德感，也就是《共产党宣言》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所指出的：“在他们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反动性在于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的苦难不是资产阶级本身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和不发展或停滞造成的。无产阶级不是由于道德高尚才肩负起历史使命，而是因为丧失了人性为了自身利益才能肩负起这个历史使命。而且无产阶级必须接受这个命运，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的意思，人类不是通过摆脱奴隶制获得自由，而是通过奴隶制。这与马克思说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路”是同一个逻辑。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如果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们把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那末这决不像批判的批判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由于他们把无产者看做神的缘故。倒是相反。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建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已解放自己。”

注意马克思逻辑，无产阶级的苦难和解放都是同一个路线，即资本主义发展的路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没有路线区别，而是一个路线中生产的发展与再生产不发展的的矛盾，即生产力与交换关系的矛盾。所以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问题。因此《资本论》序言指出的“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也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的道理就在于以上说的这个逻辑关系。反动的社会主义认为问题在于分配，而没有认识到分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中进行的，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进行的，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任何分配都是生产关系本身分配的结果。”所以斗争的对象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合理性的斗争。资本主义不是属于资产阶级一方的，而是共同的。

在马克思看来，反动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种彻底的私有制的表现。因为他们否定人对利益的欲望，认为用强制的措施消灭私有制就会消灭这种不平等，而不知道这种形式的消灭无非导致国家的占有——极端私有制。所以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一切私有财产，就它本身来说，至少都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和平均化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它具有一个特定的、有限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单纯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

恩格斯指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

马克思主义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和无产阶级的解放要求都是具有同等理论效力的，是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认识的提高，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严格讲，马克思不是一种“主义”，而是科学本身，不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学说，而是同时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错误的理解资本主义的批判。哪个人会说相对论是爱因斯坦写给某个阶级的？那为什么同样的情况到了马克思这儿会成为写给某个阶级了的呢？这与知不知道马克思的理论都有没有任何关系，就像一个人不知道力学，但也不会因为不知道到就否认力的存在。科学性与知不知道没关系，而与事实是否存在有关系。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不是彻底否定，而是扬弃。所谓扬弃就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考察，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牛顿定律的否定是扩展了牛顿定律，并不是说牛顿定律完全失去意义，在某些方面牛顿定律依然是科学家可以适用的理论。但是当在更大的范围上使用时，即极大质量的物体，牛顿万有引力就不能使用。所以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理论关系是包含关系，不是对立关系。马克思理论作为方法、作为立场、作为原则是三个不同的问题。简单说可以这么理解：作为方法——资本主义；作为立场——无产阶级；作为原则——国际主义——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上的理论原则。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调查》也说过：“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

无产阶级的苦难是由于资本主义这个原因所导致的，那么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因中就包含了必然产生的结果，这种因果关系的形成说明在原因中已经包含了一种规定性，所以原因和结果不是不同的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由于规定或限定即是否定，所以要考察的是在原因中哪些因素包含着否定的规定性，解决或打破这种规定性就是经济学研究的任务，即否定这个否定，而不是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只形成一个否定，即彻底的否定。因此，这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同等意义，原因和结果不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方面的问题，问题的解决必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寻找。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必然会发现问题出在再生产，即无产阶级的要求的实现。一百年来经济学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所谓资本主义和社会人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根本不理解马克思在说什么，纯属胡说八道。中国以前说越穷越革命就在于能豁的出去，但是在没有资本主义发展这个前提下，也就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行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资产阶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也一样，列宁说的很清楚，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政治斗争的对象——反专制统治的斗争是正确的。也就是马克思说的，阶级斗争必须是在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已经完成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的。

《什么是历史规律》（三十七）

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与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之间的区别不是在政治形式上的区别，而是在历史观上的区别。即马克思肯定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是人类政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是否定它具有永恒性，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无产阶级的解放都是历史意义上的存在。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就没有无产阶级政治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无产阶级政治不是一个在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之外的另一种政治制度，而是就在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之中的。这与社会主义不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生产方式是同样的逻辑关系。前边讲过恩格斯说的：“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正确的认识。”

因此在马克思的逻辑关系中，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灭亡，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消失以及双方灭亡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就消灭了自身。而不是无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才能够存在。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存在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而存在。

但在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必然灭亡的时刻，也是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灭亡的时刻。在这个历史节点，无产阶级专政短暂的起到一个过渡作用，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灭亡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灭亡及阶级对立消失时的临时性的措施，而不是统治形式。是把所有统治形式及其工具消灭后，向社会对物的管理全面转移时的临时性措施，而不是一种新的政治形式。这种措施不是在一国产生的，而是全世界才能发生的，而且必须的理解这是转瞬即逝的临时性措施，目的是完全的、彻底的消灭一切政治统治及其机关。

所以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的；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而是在一切文明国家中发生的，至少是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也就是说，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发展到顶点，即资本主义覆盖所有国家并极大的提高生产力并且国与国之间具有相同的水平时才会发生的状况。所以恩格斯说共产主义“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那么同样的逻辑，一个国家之内的无产阶级政治的发展，也必须是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也就是恩格斯说的：“共产主义革命发展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

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武器和条件是在资产阶级与专制统治的斗争中被教育出来的，并被资产阶级取得政治解放后所确立下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所赋予的。也就是《共产党宣言》指出的：“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已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谁反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因为资产阶级在与专制斗争中的政治要求及条件本身同时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武器和条件。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恩格斯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中指出：“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些武器难道我们能够置之不理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意味着承认现状。但是，既然这种现状为我们提供了反对它的手段，那么利用这些手段就是不承认现状。”

无产阶级组织成政党是为了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不是为了消灭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本身。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条件不代表就是资产阶级的一方的，而是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唯一能够存在的政治制度形式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马克思与反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就在于：肯定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伟大贡献；但同时否定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当作人类永恒的制度。

否定和肯定同时进行思辨是辩证法的特点，只有在这种思辨形式中才能形成革命的理论，其理论成果像一根红线贯穿每一个历史时代，从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样才能让人类社会开启后的——遥远的后人在回看人类曾经为自身解放所走过的革命征程中每一个历史场景时，少一分叹息，多一分敬重。

所以马克思在1852年致魏得迈的信中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 (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 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象海因岑这类不仅否认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存在的无知的蠢才只不过证明：尽管他们发出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和自以为十分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奴才。这些蠢才越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

对于在还未实现资产阶级完全政治统治的国家，即广大的落后国家而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采取策略就应当是联合的行动。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中，就应当走到农村中去把农民组织起来。所以对于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政党的革命策略，恩格斯说：“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已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这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基础。说到这儿可以看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联合的策略不是毛泽东创造性的提出的。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以及世界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在马克思主义中不存在任何例外或特色，都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理论依据。

但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工农政党在革命成功后对农民的土地政策是继续保持革命性，还是转变为反动性的一个分水岭。无产阶级政党或社会主义政党如果制定出保护农民的土地政策就是错误的、危险的。恩格斯在批判法国工人党时说过：“我们的法国同志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稳固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觉得，他们在试图接近农民时，杠杆沒有使对。”所谓“杠杆”是指保护农民的方式在于解放农民，而方式也就是“杠杆“是在于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迫使让农民离开土地转变为无产者，而不是拯救或保护小农经济。

也就是说通过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力量消灭小农经济。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政党能做到的就是帮助农民尽量少受损失，但是农民必然灭亡的命运是不可阻挡的，也是不能阻挡的。恩格斯指出：“我们永远也不能许诺小农给他保持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我们只能许诺他们说，我们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而用强力于预他们的财产关系。其次，我们可以促使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反对小农的斗争现在就尽量少用不公正的手段进行，并且尽可能阻挠现在常常发生的直接掠夺和欺诈行为。这是只有在例外的场合才可做到的。”

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政党把农民作为同盟军是因为小农经济必然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摧毁，而必然将农民转变为无产者这一原因。但是在这之前，小农经济以及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级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是反动的，必须推动资产阶级彻底消灭它们，否则封建专制统治在这个基础和他们的小农意识鼓动下将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形成破坏。马克思的《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描写了小农意识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造成的巨大破坏。所以马克思指出：“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

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人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已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小农意识的反动性的根本在于对国家的理解是：国家与人民这两个层面，它没有阶级意识。不知道现代国家的基础是社会，而社会是不可能由国家形式完成的统治。所以马克思指出：“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而建立在小农基础上的政权到最后只能遭到所有阶级的反对，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它又要维护小农利益，即它的统治基础，又要发展经济而推动资产阶级的发展，同时也要保护无产阶级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马克思说波拿巴及其政府是：“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盲目摸索前进，时而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拉拢另一个阶级，时而侮辱这个阶级，时而又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致起来和它作对。”所以这个政权的所有政策都是矛盾，从而是短暂的，统治者在大家看起来就是个笑话。马克思说：“因此，这些互相矛盾的行动的匆忙和草率，应该模仿皇帝的面面俱到和善于应对。”

小农意识是长期在自然经济过程中形成的，是靠教育根本不能转变的，必须依靠强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其所有幻想摧毁。在这一点上，无产阶级要帮助资产阶级尽快的摧毁小农经济，但同时也要帮助小农尽可能争取一些利益，但是绝不应该拯救使其必然灭亡的命运，否则就是反动的，而且是最反动的一种政治。

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要根据每一个国家或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或状况而采取相应的行动。正如列宁认为孙中山的理论在学理上看是极端反动的，但对于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而言却是正确的行动。共产主义者与其它政党不同的地方在于对所有制运动的认识是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决定自己的行动。

例如当资产阶级面对专制统治时，就要支持资产阶级；当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后就支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里要注意所有制关系的三个变化才能理解马克思，也就是《共产党宣言》最后总结的：“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马克思没有提出过任何所有制的原则，而是对资产阶级对所有制历史运动的错误认识进行的批判，他说：“共产党人不提出任何所有制理论。”所以任何提出并把国有制当作公有制理论或认识都是绝对的错误，并严重的违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则。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所有制不是批判资本主义，而是批判资产阶级狭隘的所有制观念，也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把资本主义的财富生产当作本阶级范围内的事务，而没有把私有制的生产扩大到整个社会的生产，即普遍的私有制的生产。

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在于扩大财富私有制的运动范围，即资产阶级的生产与再生产，即生产力与社会发展要一致。所以私有制与资产阶级私有制的不同的在于所有制的运动范围，前者是普遍的，社会的，后者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中的。

因此《共产党宣言》指出：“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一切所有制关 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 史更替、经常的历 史变更。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什么是历史规律》（三十八）

正如资产阶级的完全发展是建立在消灭封建所有制的基础上的，但资本主义在资产阶级本身的范围内是不能发挥出自身全部生产力的。而资产阶级却把自己本阶级的理论、法律、观念等当作永恒的自然规律去教育社会，这种做法难道不是与以往封建专制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强加给社会一样吗？

所以《共产党宣言》指出：“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已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马克思的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进行理解的理论，即建立在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基础上的理解。马克思说不能让“生产力只获得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就像资本主义必须征服全世界一样，必须要理解、扩大并解决资本主义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上的生产形式。所以马克思所说的不是一种片面的社会福利的要求，而是生产与需求一致性，没有需求的生产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指出：“需求是贸易的物质内容——交换对象的总和，用来进行交换和贸易的商品的总和。”

所以当一个国家和世界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如果是贫困而无力消费，那么随着资产阶级征服的市场越来越少，那么生产和需求的关系就会越来越矛盾而导致资本主义的危机，即生产过剩。而这种生产过剩无非是生产力在狭小的范围内发展所导致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应当具有的形式。所以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哪怕只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自然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对于经济结构矛盾、内需不足、工业生产乏力、流动性不足、社会矛盾和冲突等等问题的根源，马克思指出:“ 明确的说，资本的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预定用做收入加以消费，而是预定用来赚取货币（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过多了；这部分产品不是预定用来满足它的所有者的私人需要，而是预定用来为它的所有者创造抽象的社会财富即货币，创造更大的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资本， 或者说，扩大这个权力。”

马克斯·韦伯说:“ 合理的资本主义，则以市场机会，即以狭义的经济机会为目的而进行的活动。资本主义越合理，它同大众的需求及供应大众的需求就越紧密。”如果人们如果没有经济活动的机会或者说受到各种限制，就没有需求的扩大，就会产生一面生产过剩，一面内需不足。马克思在论《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的关系就说，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取决于中国。这个预测准确地发生了。他这么说就是因为，由于欧洲生产过剩而进行地理扩张导致进一步的过剩，即危机的进一步扩大。这是因为内部不合理的经济关系所导致的生产过剩，不是内需不足所导致的，如果通过地理扩张将导致生产更加过剩，因此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反而进一步扩大。所以他说:“ 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话，到一定时候，市场扩大仍然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避免的要引起新的危机。”

《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第十五章《规律的内部矛盾展开》中指出: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以致市场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的条件，越来越取得一种不以生产力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越来越无法控制。这个内部矛盾力图通过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求得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义基础发生冲突….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虽然会增加，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恰好也会随之增大。”当由于内部经济关系不合理所导致的生产过剩时，如果通过地理扩张，将点燃内部革命的火炬。

因此必须理解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阐述，不能理解为马克思否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证据，而要将其理解为资本主义不能充分发展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所有制所的原因，即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不平衡，这一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也就是《资本论》序言中所说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

马克思在序言中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和德国的问题之间的区别。就资本主义本身发展来说，德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是“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的问题，但是资本主义在德国的制度中的发展有另外一个问题，即“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的问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活人）受德国专制制度（死人）这个前提的阻碍或制约——“死人抓住活人”。

所以对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的斗争而言是关于资本主义和合理性发展的问题，但是当资本主义生产被专制制度所阻碍的时候，无产阶级就要帮助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的政治统治。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正确理解这种斗争的顺序，对于还未取得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产生方向性的历史悲剧和政治错误就在于不懂得历史发展的前后顺序，导致混淆了政治斗争方向和目录。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是不同的问题。

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中指出的：“一方面是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使工人阶级准备去扮演它的将来独立的和进攻的角色，据我们的意见，在现时所可能“规定的党的任务。”就是这样的。想把推翻专制制度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种实质上不同的事情联结为一，想在进行革命斗争时把社会发展的这两个环节在我国的历史中合而为一——就是等于把前者和后者到来的时刻都推迟。但是这两个时刻的接近是取决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效法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光辉榜样，他们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行动时，同资产阶级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同时，“一分钟也不停止在工人中间努力培养尽量明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敌对情形的意识”。当这样做时，共产党人是要使“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正如前边说过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上的，而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消灭专制统治上的。当资产阶级的面前有一个敌人，即专制统治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能展开的。

国家和政府机构本身就是一个祸害，这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现代政治理论的基本常识，没有例外。比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指出：“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斯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忘记“补充一点：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新开始消亡面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也指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然而，认识到国家必然灭亡是一回事，但能够认识国家怎么灭亡的又是另一回事。萨特有句话：“政治从来都是坏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就是要阻止它变得更坏。”那么同样道理，阻止国家这一祸害变得更坏就要靠政治制度及在这个制度中的斗争形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能确定的就是人民主权制度，即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之所以说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的，并不是说这个制度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而是指出现代国家的内容就是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内容，即它的性质本身就是如此，无产阶级政党也必须承认国家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它不随着无产阶级政党获得统治而改变这一性质，所改变的只是打破资产阶级——这一个阶级的统治，而形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即参与到国家管理当中。但就国家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不发生任何变化。《共产党宣言》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国家的这种性质与执政党的性质，理想、信仰、道德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因为信仰就改变这种 资本主义的性质。所以要理解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国家政府机构的人员即便全是无私无欲的圣人，每天都绞尽脑汁，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想办法为群众服务，也改变不了它是作为祸害社会和群众的根本属性和作用。所以要理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宗教、道德、纪律、真理对国家机器本身的运行不起作用，而是必须要科学的认识。

全部国家机构，尤其是法律、法院、检察院、警察、司法、军队等部门所依靠的就是社会中犯罪行为的生产而产生的分工，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部门，绝不是公平正义的生产者，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部门，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总机器的各个生产部门。所以马克思在未发表的关于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论》第四卷“关于一切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的辩护论见解“中指出的：“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授提纲，等等。罪犯生产罪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最后这个生产部门同整个社会的联系，那就可以摆脱许多偏见。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为“商品”投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的必不可少的讲授提纲。据说这就会使国民财富增加，更不用说象权威证人罗雪尔教授先生所说的，这种讲授提纲的手稿给作者本人带来的个人快乐了。

其次，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侦探、法官、刽子手、陪审官等等，而在所有这些不同职业中，每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分工中的一定部门，这些不同职业发展着不同的人类精神能力，创造新的需要和满足新需要的新方式。单是刑讯项就推动了最巧妙的机械的发明，并保证使大量从事刑具生产的可敬的手工业者有工可做。”

“………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和日常的太平景况。这样，他就防止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紧张和动荡，而没有这些东西，连竞争的刺激都会减弱。因此，他就推动了生产力。一-方面， 犯罪使劳动市场去掉了一部分过剩人口，从而减少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工资降到某种最低额以下;另一方面，反对犯罪的斗争又会吸收另一部分过剩人口。这样一来，罪犯成了一一种自然“平衡器”，它可以建立适当的水平并为一系列“有用”职业开辟场所。”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认识到民主自由的制度本身也是要被消灭的，这是由于制度本身只是对国家机器的制约，而国家的形式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总机器、总资本家，它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束而灭亡。也就是说，只要国家存在一天，就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结束，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还没有被完全的发展出来。

《什么是历史规律》（三十九）

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形成的历史冲突总和就表现为“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通过这其中任何一种革命的形式都是狭隘的观点，是一种幻想或空想，因为问题的根源不在这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以在思想、意识形态、政治中进行斗争不可能取得任何意义上的进步，而且是退步，无论在这些形式的斗争中所体现出的信仰、理想或者是学说、理论看起来多么高尚和美好都不起作用，也没有任何意义。

马克思指出：“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

这种矛盾将贯穿全部资本主义的历史，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矛盾的逐步消除过程，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结的过程，也是人类解放自身的过程。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在创造着历史的同时也创造着自己，人类解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将实现人类几千年的梦想。

所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要保持在争取利益的方向，这对于推动资产阶级的发展和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都是有益的。目的是使得资产阶级内部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不陷入思想、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形式中。所以《共产党宣言》有句话：“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所以无产阶级必须组织成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相抗衡争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与资产阶级的进行思想斗争，或者是受反动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鼓动而采取盲目的行动。所以马克思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

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斗争的过程就是利益博弈的过程，即革命化的过程。无产阶级为自己争取现在的、即时的利益就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因为这等于逐步的把资本主义发展从资产阶级狭隘的范围内扩大到社会关系领域，即实现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的动态平衡过程。所以《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一切反动的、空想的政党都是在回忆过去，展望未来的意识中看待当下，这种旧社会形成的思想或意识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阻碍。共产主义者应当始终把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或者说扩大作为根本目的，绝不允许任何政党纠结于过去和未来的问题而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中徘徊。因此马克思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共产主义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应听取任何政党的夸夸其谈，即对过去革命精神的追忆和对未来场景的描绘。因为对于人们来说，改变现在就是消除过去的问题，就是创造未来。

旧世界的人类解放是建立在头脑里想象出来的高尚道德和理想中；而新世界的人类解放是建立在残酷的、庸俗的财富生产过程中。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这一段话完全不是对资产阶级批判或否定，而是对其革命性的高度肯定。因为资产阶级“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共产党宣言》）

是的，过去人类历史中的旧社会的思想看起来是比今天崇高和美好的多，但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取得成就远远胜于所有过去所有的时代。所以《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所以对于现实的人而言，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不仅是生存的基础，更是解放自身的手段。任何美好的思想都不可能在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实现，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 交往状况促成的。”

资本主义之所以被马克思确认为人类社会史前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发展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阶级斗争的科学性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自然规律性，与这种生产关系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是自然与人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不是贫与富之间的斗争，而是人与自然规律之间取得一致性的斗争过程。因此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人与人的斗争，而是关于生产方式本身合理性的斗争。

前边提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指出的：“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也就是说，阶级斗争的表现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中内部矛盾的体现，即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矛盾是自然规律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的表现，也就是生产力还没有取得高度发展的状态。换句话说，在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之间存在着自然规律与非自然规律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本身就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

但是，矛盾的解决是与矛盾的形成和发展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问题的解决方式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而就在其本身之中。所以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言，就需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自然规律进行科学的理解。这是马克思同时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和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家们同时展开批判的原因。也就是说，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是自然规律的运动形式，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却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形式，即一方面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及其经济学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错误认识；另一方面是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无产阶级运动错误的理论和行动。如果不能消除双方的这种错误，那么被双方所阻碍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就不能推动阶级对立的消除，反而形成更加的对立。

阶级对立不能通过任何政治的手段消除，只能通过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消除。因此社会矛盾的解决与政治、法律没有直接关系，而与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关，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自然规律性的原因，阶级对立的消除只能通过自然形式本身的实现而消除。也就是说阶级对立的结果是自然规律本身的原因。因此正确的、科学的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仅仅能够做到尽量缩短社会所经历的痛苦的时间，但不可能不经历。

所以《资本论》序言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即便工人阶级取得统治也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痛苦过程，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指出的：“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 ……他们知道，这一革新的事业将不断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 ”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而言是一个提高，而不是对立。尤其是对于那些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学者而言更应该学习，以提高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辩护水平。正如德国学者在迪特马尔·达特在纪念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的罗莎·卢森堡的著作《永远的鹰》中提到的：“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提高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水平，甚至提高了从哈耶克到弗里德曼的粗糙的支持资本主义的宣传水平。”

我们可以看到，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著作对社会主义批判不仅与马克思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对社会主义批判的水平和力度远远低于马克思本人对形形色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批判。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学习马克思主义能够不仅能够让自己的理论水平获得提高，也会认识到无产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推动性，同时也能够一目了然的辨明那些伪装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旗帜下各个派别的反动本质。

所以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对于自由主义而言，是把自由主义精神与科学理论的进行统一的形式；对于民主主义而言，则是赋予了民主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科学斗争方向。对于专制统治而言，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团结一致消灭专制统治的动员令。正如《共产党宣言》最终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帮助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取得完全的政治统治，并在之后的阶级斗争中消灭所有阶级统治并取得无产阶级解放——即全人类解放的伟大宣言所宣告的。

《什么是历史规律》（四十）

《历史规律》写到现在需要尽快转到下一个阶段，即哲学部分。所以再写二篇就结束现在进行的部分。但这个部分还需要进行结构的调整和大量的补充，因为在微博就只能先说个大概意思。为了理解马克思的科学性，就需要理解他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在哲学上的认识。所以我计划的是用历史、哲学、经济学三个部分完成《人作为关系性的定在》这本书。这三个部分的内容在相互之间都有涉及，只是重点上的区分，每一部分都不是完全独立的，是相互呼应的，单独涉及和研究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被人理解。

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是与大家通常理解的哲学相反的，即颠倒的，严格说，马克思理论是反哲学、反历史主义、反学术的著作。我们都知道，尼采的反哲学是通过对哲学批判；马克斯·韦伯的反学术是通过专业学科的批判；马克思是综合性的批判，这种批判形式不是简单的批判，而是通过颠倒后将其实现。这就是马克思说的：“至于拿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同时也是一种魔鬼， 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这些问题就是我在下一阶段要讲的，这里只是稍微提及。

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正确理解马克思理论的基础。马克思说他只不过是把黑格尔哲学颠倒过来的意思是对整个哲学而言的，而不仅是对黑格尔这一个人的哲学思想而言的。这是因为黑格尔哲学是西方哲学整体论的最大规模的哲学，即集大成者，把黑格尔颠倒过来就是对西方哲学的颠倒。

萨特曾把哲学分为笛卡尔和洛克的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马克思的时代这三个阶段。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马克思的时代。这并不是说这个时代属于马克思，而是说这个时代的规律是马克思以科学的思想所解释的时代。因此，我们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要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科学认识上，而不是试图重新建立起一种哲学或思想去超越或修正它，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本身只是对问题的提出，在他的理论中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内容可以去超越或修正，回答马克思的应该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认识本身。

一百多年的政治学、经济学的学术发展和成果可以完全证明，没有任何一位学术著作超越了马克思。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思想不可超越，而是时代本身不可超越，也就是说，只要人们还处在在资本主义的时代，历史的规律本身就要提出相同的问题。因此把马克思当作超越、修正、反对的对象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做法只是表明还没有充分理解资本主义的这个时代。

所以马克思主义像幽灵一样徘徊在世界的上空，它常常在理论中被人提起，但在实践中却始终被人忘记。这就导致一种状况，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人们就以为自己超越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解释；在经济危机的时期，人们又感到马克思主义还是有合理的地方。因此，在繁荣时期，人们编造理论去解释时代；在危机时期，人们又慌忙回到马克思那里寻找药方。马克思说过：“思想永远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思想所能超出的只是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 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实践力量的人是被与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并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所创造的。人的实践能力的发展动力在于他们是利己主义的个人，因此建立出适合利己主义个人的社会关系就是创造拥有实践力量的人。所以一个社会中利己主义个人的大量涌现和这个社会的政治、法律、政策等各项社会关系的功能支持这种利己主义的个人的发展是与历史规律相适应的唯一形式。

但是与个人利己主义相对立的是民族利己主义，即国家利己主义、重商主义。国家认为只有国家的强大才是个人发展的保证，然而这与事实和历史规律恰恰相反。利己主义的个人活动本身就是国家强大，国家不是超越人的存在物，必须从个人的利己主义这一自然规律去解释和证明国家本身存在的意义，而不是相反，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立足点。

同时，这种推动利己主义个人的私有财产的历史发展本身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核心。所以马克思指出：“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 的运动中，为自已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关于这个部分将在马克思哲学部分说明，这里不展开）

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性区别就在于国家是人的基础，还是人是国家的基础的区别；是承认利己主义个人并拥有与之相应社会关系作为国家的基础，即受人约束的政治——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认为国家是抽象的人的基础，即不受人的约束的政治——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问题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前者是现实生活领域，后者是意识领域。马克思说：“在不同民族那里，运动从哪个领域开始，这要看一个民族真正的、公认的生活主要是在意识领域还是在外部世界进行，这种生活更多是观念的生活还是现实的生活。”

有些国家把自己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获得的成就当作了国家的力量，而没有认识到之所以取得进步恰恰是摆脱了一定的先前的社会关系束缚的人，即被解放了的社会关系所创造出的实践的人的力量，而不是国家本身的力量。是被解放了的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利己主义创造的，国家只是“配合”了这种力量。换句话说，在没有建立出资本主义合理秩序之前的放任状态中发展生产力被国家默许。每一个国家的早期都是有过这样的历史阶段，即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阶段。

这种发展由于没有在政治进展的前提下，也就是说在政治制度“静止”的，即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分离状况下被误以为是国家的力量，或者说是一条新的道路。并且这种幻觉在资本主义高速发展中被日益强化，被更加确认为国家的力量，因此在政治理论的创造中把国家作为最高存在物进行确认，同时为了掩盖统治阶级的利己主义本质被表达为——人民的力量。

国家和个人都是基于社会关系本身的存在物，把国家和人民联系起来的政治思想就是消灭了社会，同时也是消灭了人的活动。因为社会就是自然界，不言而喻，人的身体是自然的产物，但人在现实性，即它的表现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消灭了社会就是建立起人与人的对立，同时也是国家与人的对立。人与人、人与国家的和解是在社会关系中解决的。因为国家和人不是直接联系的关系，而是通过社会。国家对社会直接进行管理，等于直接消灭财富与文化。这个逻辑关系与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工人党时指出的，即便生产资料具备，但孤立的劳动虽然能够创造价值，但既不创造财富，也不创造文化是同样的逻辑关系。

当然，社会的实际存在并不因为在政治思想上消失而消灭，而是因为被国家管理的社会是失去生命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性质是没有生命表现的社会，而人的对象性是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中的人就是意识形态的人，是被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僵尸。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人的性质，关系的丰富性就是人的生命表现。所以马克思指出：“因此，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 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共产主义运动就是消灭束缚个人自由发展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不可能由国家来完成的，只能是由相反的——对国家的持续束缚并最终消灭它而完成的。所以马克思对德国工人党建立自由国家的幻想进行了批判，他批判到：

“自由国家，这是什么东西？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臣民见识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几乎同在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对未来社会来说是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存在物。”

对于一个国家、政党或政治家而言，对这一问题是否做出正确的判断是事关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国家作为独立于社会之上的存在物被发展是摧毁国家的方式，因为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形式，那么政治发展就不可能是另外的形式。所以国家利己主义是会遭到全世界的反抗，国家的政治理论和制度必须建立在对国家的批判本身上才能成立，必须约束国家本身在生产力发展上的利己主义——统治阶级利益；而要把利己主义个人的社会关系的建立当作国家的基础和任务。因为只有利己主义个人才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所以马克思指出：“人的每一种本质活动和特性，他的每一种生命欲望都会成为一种需要，成为一种把他的私欲变为追逐身外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需求。但是，因为一个个人的需要，对于另一个拥有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的利已主义的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不言自明的意义，就是说，同这种需要的满足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所以每一个个 人都必须建立这种联系，为此，每一个个人都同样要成为他人的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间的牵线者。可见，正是自然必然性、人的本质特性(不管它们是以怎样的异化形式表现出来)、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联合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纽带是市民生活，而不是政治生活。因此，把市民社会的原子联合起来的不是国家，而是如下的事实:他们只是在观念中、在自己想象的天堂中才是原子,而实际上他们是和原子截然不同的存在物，就是说，他们不是超凡入圣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还会妄想，市民生活必须由国家来维系，其实恰恰相反，国家是由市民生活来维系的。”

《什么是历史规律》（四十一）

马克思对国家的批判是由于国家在社会之上的统治形式，这种形式的统治是摧毁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形式。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初期发展中，这种形式是有存在的必要性并且又积极意义的一面，因为对于落后国家来说，资本集中是首要问题。例如对于中国的问题，当年梁启超就曾经认识到：“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资本不能集中。”这个问题目前已经被解决了，俗话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资本集中这个概念而已，在这个阶段生产力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个人发展为最终目的的生产形式，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必须以提高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它保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基础。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社会关系发展的基础上，已经获得的生产力才能被保存下来，否则一切成空，就像苏联一样，国家再强大，没有社会关系这个保存生产力的基础，最终就一无所有。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就在于，在它发展的同时创造着毁灭自己的手段——人的解放！

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生死悠 关的问题。一方面，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 的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一对于 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

这个问题是一切封建思想以及反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不能理解的。因为它们只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坏”的一面，而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推动的是人的最终全面解放——这一伟大的历史意义。在早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只有傅立叶看出劳动者的解放不在于分配，而在于把生产方式本身提高到更高的形式，马克思对此高度评价，称赞这种认识“是他的一大功绩”。

但是，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以及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科学的认识，不知道普遍与特殊之间的辩证运动——生成、消逝、变化的各种关系，而孤立的看待问题。因此它们的认识与实践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而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人类必须拥有科学的理论去认识并解释。尤其是那些反动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须首先与它们展开斗争，这是因为它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把社会脱回到比奴隶制还不如的专制集权社会，而成为国家资本主义。

这首先是因为在它们头脑中对自由、平等的认识是建立在对不平等的现实上的。而不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平等恰恰是创造自由与平等的生产形式本身。反动的社会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剩余价值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认为这种不平等是应当消除的，而没有认识到，消除或剥夺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而制造出更大的不平等以及更残酷的剥削。尤其是反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个根本问题的误读，导致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被严重的扭曲。

所以马克思对此曾指出：““这个蠢汉偷偷地塞给我这样一个论断:只是由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合理地为资本主义企业主所得”然而我的论断完全相反: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按照商品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规律，“剩余价值"归资本家，而不归工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是建立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上，剥夺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权利就是消灭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命运只能更加悲惨，而且会失去解放的道路。马克思指出：“在我的论述中,“资本家的利润”事实上不是“仅仅对工人的剥取或“掠夺”。相反地，我把资本家看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的职能执行者，井且非常详细地指出，他不仅“剥取”或“掠夺”，而且迫使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帮助创造属于剥取的东西;其次，我详细地指出，甚至在只是等价物交换的商品交换情况下，资本家只要付耠工人以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就完全有权利，也就是符合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权利，获得剩余价值。但是所有这一 切并不使“资本家的利润”成为价值的“构成”因素，而只是表明，在那个不是由资本家的劳动“构成的”价值中，包含他“有权”可以占有的部分，就是说并不侵犯符合于商品交换的权利。”

自由与平等的权利不是抽象的，而是一个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并不断的被扩充的权利。马克思天才的发现就在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二重性，即人类解放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交换关系中才能被实现，除此之外，不可能在任何形式下被实现——即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同于自然史。这就是《资本论》把“商品”作为第一章的根本原因。

旧社会的生产方式阻碍了对于社会问题的理解，就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虽然他可以发现商品的价值表现的等同形式，但却由于希腊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社会，所以他不能发现一切劳动都是人类劳动的等同形式。

过去对于具体问题的思考，其对象性是抽象的人或人类；而现在是具体的人类劳动，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是有可能的，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亚里士多德没有能从价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形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 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占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只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

过去人类的思想都是在头脑中的活动，并且妄图在现实中实现，历史证明，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切苦难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妄图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不平等现象，不仅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更是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残酷压迫。马克思指出：“一切共产主 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家都从这样的观察出发:一方面，甚至最顺利的辉煌行动看来都没有取得辉煌的结果，并且还蜕化为平庸的行动:另一方面，精神的一切进步到现在为止都是损害人类群众的进步，群众陷人了日益严重的非人境遇。”

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首先取得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才有无产阶级的解放。反动派们把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混淆起来的，其根本在于反动派们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二重性。它们不知道，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推动着社会关系的发展——这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同时更加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二者呈现出螺旋上升的形式，为最终的人类的解放开辟车道理与条件。马克思的理论就在于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双方都认识到相互之间的意义。尤其是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需要理解无产阶级所推动的社会关系生产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的事业，是人类获得全面解放的手段。

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说的：“这与其说将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倒不如说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越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就越少。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而不承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要消除这种敌对。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的事业。没有一个共产主 义者想到要向个别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关系中能够有不同于现在的行动。英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正是从不把责任归于个别人这一原则出发的。 因此，英国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越多，他们现在的愤怒就越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愤怒今后仍然表现为现在这样的暴力行动，那将不会有什么结果),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措施中的野蛮和粗暴行为也就越少。”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具有自然法则的生产形式，但是自然法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体现出多少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呈现出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持续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的灭亡就是自然的完成，就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始终消灭着人们头脑中的幻想。马克思对哲学的否定就是否定人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幻想，即否定思想家们的非自然性。自然法则必须是在自然的实践中认识，不可能被思想认识，因为人就是自然的产物，思想本身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不能超越历史发展所限定的范围，所超过的不过是思想范围。思想上的所有努力只能创造灾难，因为思想的创造者都是非自然的性质，不可能找到真理——即自然法则，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符合自然法则，而不能用思想去要求人类。中国的老子说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因为所有思想都必须在自然原则中得到认识，即主观思维和客观规律的统一。任何抽象的思想只能导致灾难。因为在思维中所想象出的是“善的”、“美好”“正义的”，而这恰恰是灾难的来源。

尼采说：“整个人类将来最大的危险潜伏在什么人那里呢?难道不是在好人和正义者那里吗?………不管恶人做出什么样的伤害，都不及好人做出的伤害更伤人……因为好人不能创造：他们是终结的开始……好人教你们虚假的海岸与安全；你们在好人的谎言中诞生、躲藏。好人彻底诬妄和扭曲一切。”尼采这个思想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开篇所说的一样。人类伟大的创造力和无限的可能性被一切关于人类自身和世界对美好的想象所压制，必须推翻思想的统治。

所以对于人类过去的一切美好思想中解释的或现象中世界，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什么是历史规律》（四十二）

历史浪潮滚滚向前，每一个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而必须顺应历史前进的方向。但是历史的结果也告诉我们，在每一次面临抉择的时刻，一些国家总是做出片面的或相反的选择。这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扭曲了对事实的判断，他们本着为历史负责、为真理负责、为国家和人民负责的反动的、反革命的观念阻碍着历史的前进。正如《共产党宣言》对这种反动观念的批判：“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这种观念就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的：主谓颠倒。因为现代文明政治理论和历史科学的基础是建具体的、实际活动的人，任何妄想通过国家在政治领域（政治的、法律的、组织的、宣传或意识形态的、纪律的）行动改变历史的方向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正如列宁指出的：“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不仅是不严肃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绝对的反动，这种主谓颠倒的意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的敌人。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根基是个人。有人可能会说，这个世界人口有几十亿，未来可能上百亿，如果把理论建立在具体的个人身上怎么可能实现呢？对这种小鼻子小眼的小农、小资产阶级认识，马克思给了答案：“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一个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在《资本论》中指出：未来社会的目标就是“重建个人所有制”。

对那些小鼻子小眼的所谓理论家、政治家们，我要告诉他们：任何伟大的、宏大的理论都必须建立在能够找到的最小单位上，并对其进行科学的认识和解释。从过去的佛学，古希腊哲学，到今天的物理学，量子物理等等自然科学，有哪个不是对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单位进行的认识和解释？例如佛学对人的一念的时间可以区分到“刹那”，即每秒有216000个刹那（4.6微秒）；还比如圈量子引力论中的细小颗粒比最小的原子核还要小几亿亿倍。正如马克思说的：“没有党派就没有发展，没有区分便没有进步。”

用宏大的词句组织起来的政治理论恰恰是小鼻子小眼、毫无意义的政治理论的表现，正如马克思说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如果说，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宣称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那就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这种哲学批判所能达到的唯一结果，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作一些说明，而且还是片面的说明。至于他们的全部其他论断，只不过是进一步修饰他们的要求：想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

前说过人的解放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实现的。反动派们之所以不理解这一点，就是在于他们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阶级的对抗等等问题当作资本主义的缺点。在马克思看来恰恰相反，这种“缺点”正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伟大的历史意义之所在。很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都犯了辩证逻辑错误，其关键之一就在于不能够在历史科学的思维中采取与物理科学同样的思考。马克思、爱因斯坦都说过，思维方式是一样的。在《资本论》序言，马克思专门提到物理学对自然过程的观察条件要比经济学简单，爱因斯坦给出了同样的回答。

比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换成物理学的角度去看宇宙大爆炸前，一维量子被打破，物质引力相互排斥是量子的属性。换成历史科学是一样的道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排斥、相互之间对抗、斗争的关系恰恰是人走向实现自我解放的伟大征程的表现。

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特点指出：“分工愈发达，积累愈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剧烈。劳动本身只有在这种分裂的条件下才能存在。

因此，这里显露出两个事实第一，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它是与各个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这些力量从自己方面来说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其正的力量。因此，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总和，这种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说来它们已经不是个人的 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产力只有在个人成为私有者的情况下才是个人的力量；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生产力都没有采取过这种对于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漠不关心的形式，因为他们的交往本身还是很狭隘的。另一方面是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生活内容， 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

反动派们看不到这种历史的、科学的意义，他们站在自己狭隘的，封建的、对过去的历史回忆的哀嚎中看待资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在对过去“美好时代”的回忆的哀嚎中与现实的残酷对比中就建立出一种对过去的自豪感。

在《历史规律》（二十七）中有一段话需要在这里再重复一次：落后的理论总是喜欢向人民和世界表达自己的良心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表达出国家的理论良心。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它的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性和低下保持同步。”马克思说：“它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它向全世界展示旧制度毫不中用：它只是想象自己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象。”但是这样的理论是驾驭不了现实的，因此在理论上表达出自信，在现实中遭遇到挫折；在理论上提倡的，在现实中被排斥；在理论上信心满满，在现实中导致怨气冲天……现实不断的否定他们的政治思想，但是他们又不断的“创造”出更加抽象的政治思想，也就是理论越来越抽象、越大越宏大。马克思说：“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他们在幻像、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在物下日渐萎靡消沉，我们要把他们从中解放出来。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

马克思指出：“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也必定相信自己的合理性时，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

所以对于列宁来说，他发现苏联共产党人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1915年前后，通过黑格尔的辩证法去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后感慨的说：“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以至于他后来对苏联共产党党员的评价是：“剥去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外衣，你会发现里面是一个大国沙文主义者。”究其根本，这些人不仅没有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意义，而且把资产阶级本身当作消灭的对象，还不尊重个人权利，而把虚幻的集体主义凌驾个人之上。马克思一生为人类解放事业所构建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个人——被国家和政党代表了。正如马克思哲学家杜娜叶夫斯卡娅在《哲学与革命》中说的：“他们把马克思的解放哲学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暴政。”

列宁曾感慨的指出：“如果不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赋予的权利，来代表曾经通过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使新兴民族的千百万人民走向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

在今天，这一历史场景再次来到我们面前。

《什么是历史规律》（四十三）

最近很多人用“逆全球化”形容目前世界的形势。而实际恰恰相反，这是非常明显的全球化深化的趋势。之所以人们的认知与实际相反，就在于只看到现象，即国与国之间的对抗（例如中美关系）。在这种对抗关系中，有人称之为美国是要“去中国化”。也有中国人反过来说，是中国要“去美国化”。以上这种认识或者说建立在这种判断上对世界经济关系的分析不是科学的认识，而是意识形态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甚至是非常无知认识。

从政治、外交、军事、意识形态、文化、文明等关系出发，对问题的认识是一切错误认识并做出错误行动的根源。因为对历史的判断必须从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历史中寻找问题的根源并进行研究。这种研究的科学方法在资本主义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之前是模糊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之后才成为科学，所以马克思说，旧历史观是用过去说明现在，新历史观是用现在说明过去。

正如恩格斯说的：“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的由这一时期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的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因此，不管现象表现的多么错综复杂，都要坚决排除任何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的方式去理解历史冲突本身，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中得到解释。问题就这么简单。所以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一生成就的总结就谈到两点，就是这两个发现让马克思永垂科学史册。

马克思对历史的科学分析和诠释方法在全世界任何学科领域的学术论文中是被普遍采用的，这一点从谷歌学术的统计上就可以发现。只要想科学的理解历史在发生着什么，马克思的阐释方法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不存在其它任何的方法对历史进行认识。所以，必须要知道的是，不管你认不认同马克思在经济、政治上的看法，但在对历史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上，是唯一科学的方式。所以虽然波普尔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一些批判（这是由于他没看懂），但是他依然承认：“(马克思)以许多方式开启和塑造了我们的眼睛。向前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回归是无法设想的。所有的现代学者都受惠于马克思，即使他们没有认识到。”

因此，对于目前世界的历史冲突，尤其是中美关系问题的本质必须进行科学的解释。答案如下：目前处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历史阶段，因此国与国之间生产力与交换关系的矛盾必须得到调整。

对生产力与交换关系之间的矛盾的观察，首先要从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中进行，即这个国家的生产关系是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形式，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法律等。如果不是，那说明生产力遇到的阻碍就是制度和法律，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和法律要被生产力炸毁了，即恩格斯指出的：“资产阶级推动新的生产力，以及通过生产力发展起来的交换条件和交换需要，同现存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而且被法律神圣化的生产秩序不相容了。就是说同封建社会制度的行会特权以及许多人的特权和地方特权不相容了。”

在这种情况下，错误的判断是由于统治阶级认为解决这种矛盾在于对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法律、政策上的完善，实际恰恰相反。国家不能被当作治理对象，而是要当作革命的对象，之前的历史阶段结束了，也就是它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能够再容纳生产力的发展了，必须改变形式，而不是它不够好而需要加强治理的原因。因为在任何意义上国家都不可能是好的。

所以恩格斯指出：“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而力图让国家和社会通过政治的、法律的、组织的等手段加以改进恰恰是更加迅速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是摧毁自身的做法，因为国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消亡的进程中，与之相反，社会处于发展过程中，即人的解放进程中。所以社会关系才观察问题之处，而不是国家本身。所谓社会关系问题首先就要观察人权问题。也就是马克思指出的，要求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才能迈出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第一步。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这一步，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后边还有很多问题，但是这第一步必须走出。但是这并不是说走出这一步就是问题的解决，而是以“这一步”为基础开始新的历史运动，并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理论的发展。

所以《共产党宣言》指出：“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统治。”

也就是前边提到的，社会在国家之上，并对国家进行束缚的制度的完成。由此才能进入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阶段。但是这种制度在一个国家完成是不行的，必须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完成这一制度变革，才能全面进入全人类解放的历史阶段。《共产党宣言》最后的部分就是指出了共产主义的这个宗旨。

所以目前不是“逆全球化”，而是“顺全球化”的历史前进时刻。在今天，摆在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面前的就是再次响应1847年《共产主义原理》；1848年《共产党宣言》以及1872年国际工人协会在海牙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的伟大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帮助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实现完全的政治统治——即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开辟道路。这一历史性任务再次来到全人类面前。

《什么是历史规律》（四十四）

当历史的任务呈现在时代面前的时候，或者按照理论的说法，资本主义的发展触发了某一节点上变革条件时，历史性的变革是不可阻挡的，任何人和国家都不可能阻挡住这种变革。但在其中存在差别，也就是按照科学的还是非科学的。如果是非科学的，那就会迎来暴力改变；如果是按照科学的，那就顺应历史的规律建立出与资本主义发展适应的社会关系。所以马克思说：“经济发展必然形成完备的资本主义，为此根本不需要暴力。”

暴力的产生是由于没有顺应历史规律，根本原因在于斗争的对象错误，也就是采取了错误的政治斗争目录。例如文革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就是典型的斗争对象错误。因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变化不是由于斗争而变化，而是由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说，平等性的制度形式和法律只能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中获得，不可能在其他形式中取得。无产阶级的斗争是要求并巩固资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法律和制度，而这并不是通过与法律斗争，而是通过利益的斗争。如果与资产阶级法权直接进行斗争，社会中最腐朽的东西都会死灰复燃，并冒充为革命的行动，为社会带来灾难。文革的运动中的表现就是儒家社会中最恶劣的部分的总爆发。

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文革发起，才17年的时间，中国社会中人的观念依然是儒家的，这不是政治形式的变化所决定的。所以文革是儒家文化被政治运动激发出来的极端形式，比如红宝书、“三忠于四五限” 就是“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等思想的表现，所以毛泽东文革后期最终承认“儒家社会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从而展开了批孔的运动。谭嗣同说过：“地球上无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仪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但是靠意识形态斗争是不能改变任何意识的，只会让人变得思想极端和虚伪，只有依靠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合理发展所产形成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需求才能从创造新人。

所以恩格斯在批判那些空想的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形式时指出：“马克思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提出过“十足劳动收入权”的要求，他在他的理论著作中根本没有提出过任何形式的法权要求。”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于它的逻辑形式。前边提到马克思说可以通过历史的，也可以通过逻辑的去理解，但唯一适用的是通过逻辑的。辩证逻辑不是一个复杂的逻辑形式，之所以看起来复杂是由于历史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因素的干扰了人们对逻辑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头脑中由历史形成的固有的观念影响着对问题的理解，并不是理论本身或逻辑形式复杂，实际是非常简单的。

正如由于这一点，马克思有很多文章或著作都是由于人们头脑中的错误的观念和思想而展开的批判。有些著作并不是马克思思想的精华，所以他也没有发表的打算，而且也不在意。例如他26岁时写的《1844经济学哲学》生前就没提过，被正式发表是1932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他写完就放一边了，他说：“交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吧。”《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是马克思去世后被恩格斯发现的，恩格斯说：“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

这些著作被发现后，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热潮，产生了一大批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专家和学者。但从目前的结果去看，是非常不令人满意的。或者不客气的说，虽然有些人提出了一些高明的见解，但却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解。这是由于他们都采取了哲学或学术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本身就是矛盾的形式，所以采用哲学这一“工具”本身就决定了不可能去理解。

正如马克思说的：“哲学没有历史”，而从没有历史的哲学中去解释历史就不能拥有正确的历史观，那么也就不可有正确的逻辑。无论某一哲学家的思想多么精密，他都不可能理解逻辑本身的“秘密”。所以正确的历史观的建立在于对“哲学的颠倒” ，但是颠倒不能再由哲学本身 即思想的活动去说明，而要由实践去说明。

因此马克思指出：“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 只有通过实践方式， 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

这就像阿尔都塞正确的认识到的，大学哲学用埋葬尸体的沉默的沙土掩埋了马克思。但是阿尔都塞本人也在埋葬马克思，因为他错误的把马克思的著作分为青年时期著作、断裂时期著作、成长期著作和成熟时期著作。这种区分本身就是对历史和逻辑的切割。

从马克思的逻辑思维形式去看，不仅没有断裂过，而且是一以贯之的。理论的形式变化不代表思想基础发生变化，恰恰相反，是在确定的基础中提出问题后形式的进一步发展，或者说在确定了的思想形式中逐步扩大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范围。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通过占有更多的材料后，逐步把思维中的内容呈现出来的过程，而叙述的变化与思维形式的变化有关系，但只是发展，而与思维基础本身并没有关系。恰恰相反，是对思维基础的更加确定。之所以形式上发生变化，是由于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对以往哲学的概念与范畴进行逐步的扬弃，直到最后彻底清理完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与一般的经济学研究不同之处在于，他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自然法则，也就是他说的“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自然史的过程。”而对自然法则的理解必读来自于人本身。人们追求幸福的动力是人本身的欲望——即利己主义个人对物质的利益的追求所推动的，同时这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唯一承认的推动力形式。这个动力不存在于抽象中，而在具体的、独立的个人身上，对个人的欲望的满足和其它才能或品质发展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形成的社会关系——及对象性生产。

马克思指出：“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

马克思看来，一切反动派以及那些由革命转变为反革命的思维形式的基础都是在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奋斗——这个既是基础，又是目的的抽象的概念出发并为目的的。从年轻时代马克思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正确的看到这种形式不仅是哲学家的错误观念，更是一切封建统治者的思维中所固有的，也是曾经革命的资产阶级在消灭封建统治后难以抛掉的反动幻想。这种思想在现实中会逐步走向专制统治，这是一切阶级统治丧失革命性走向反动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指出：“只要这些神谕还是人民自己的具有语言形式的理论，人民就从理论上来对待它们，只要这些神谕还没有人民性，它们就是人民的。”

共产主义者为个人的利益而斗争，这也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宗旨。由于个人从属于阶级关系这一事实，共产主义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共产主义者没有任何与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

《什么是历史规律》（四十五）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没有理论的民族在历史大潮面前是不堪一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单向度的，任何国家、民族、政治、社会形式在它面前都必须遵守它的规律。

《共产党宣言》指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任何政治形式妄想改变它的形式与方向必将被它的力量撞击的粉身碎骨，这是自然法则的力量。封建反动派妄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西方是完完全全的意淫。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即根在西方。在这个基础上，一颗树枝可以超过另一个树枝，但是不可能撼动和超过树根，物质力量的发展，不可能超过根部的抓地力量，离开这个根就是死路一条。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之所以号召国际运动，就这种形式的faz结果在于大家最终融为一体。

在历史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奴隶不可能打败自由农；农业文明不可能打败工业文明；资产阶级不可能战胜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原始社会被奴隶社会消灭；奴隶社会被封建社会消灭；封建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消灭；资本主义社会被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人类在这种历史冲突中向更高的阶段攀登，这不是历史发展就应当如此吗？

历史规律就是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律在变化。为了便于理解，我只是按照60年一个周期归纳，有些不一定是60年周期内的。但要说明，其中每个周期的内容都不是独立的，相互之间都是发展和变化的关系。每个周期中的内容，我只列举了一小部分，因为在网络这种内容都可以轻松的查阅到更多的资料，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1780—1840】资本主义政治发展时期：美国联邦政府成立、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欧洲早期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出现…等等。

【1841—1900】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南北战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共产主义宣言》《资本论》发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等。

【1901—1960】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时期：美国建立联邦储备银行；清朝灭亡、十月革命、二次世界大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非洲独立运动、美苏两大阵营对抗、联合国及各种世界性的组织建立……等等。

【1960—2020】资本主义跨国经济发展时期。美国人权运动、文化大革命、中国改革开放、苏联解体。金融资本力量极大的发展；石油危机、日本制造走向世界；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崛起……等等。

【2021—2080】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时期。世界性的革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觉醒的时期，即全世界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时期。因为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知道，在全球化的今天，资产阶级不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就没有自身的发展；无产阶级知道，如果没有取得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就没有与本国资产阶级斗争的条件，因此自身也不能获得解放。

无产阶级解放不是能够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所能取得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全世界的发展，本国内无产阶级所取得的进展只是在本国已经取得资产阶级政治领域的进展，而解放自身的条件的根本在于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在全世界实现。资产阶级的发展是世界的；科学是无国界的；工人阶级无祖国，

所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本国之内的政治解放只是一个开始，停留在本国范围内视野中，不仅资产阶级发展受到阻碍，无产阶级的发展也是无力的。所以应当放眼全世界，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要推动资产阶级政治在全球贸易所到之处的政治解放，同时这也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条件的确立。所以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的原因就在于此。

否则，资本主义发展在非资产阶级政治中将形成资本家的国家，即国家资本主义反过来对自己形成危害。因为资本家的国家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压迫，即它的无产阶级的生产条件将通过全球贸易对已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生存形成威胁，同时也是对无产阶级工作的剥夺。

因此，这是无产阶级帮助和支持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无产阶级要帮助资产阶级在全世界的发展，实现全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为无产阶级在每个国家内与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供制度基础。推动资本主义取得更大的发展以及全世界范围内内的无产阶级联合建立基础，合理的资本主义的变革，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再生产。

【2081—2150】资本主义的最鼎盛的时期，同时也是它灭亡的时期，即高度生产力发展的时期。人类社会来临前的最后一个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在逐渐消亡，社会化大生产，即生产资料社会化下的个人所有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国家的政治功能，即资产阶级政治日益萎缩，只剩下政治统治形式的外表，阶级对立逐渐消失。

在这个时期的后期，首先是主要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实现完全联合并作为基础，进而推动世界范围的无产者的全面的联合，最终将推翻一切政治统治及国家机器，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提供并完成向人类社会过渡的各项条件的准备工作。

到那时，人们就会理解巴黎公社的意义就在于新社会的一次预演。马克思曾说过：“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他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

【2151年——】人类社会元年，人类在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后，实现了自身的解放。在全面的生产资料社会化中，全面的个人所有制——共产主义实现。

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终结。人类在新的历史前提下发展出全新的理论形式去理解人类自身，而这个新的的理论则不由思想家们完成，而是在每个人的意识中，因为人完成了自然的统一。人类不再有思想家，因为人人都是思想家。按照佛学说的，人人是佛，即觉悟的人。在这里，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没有普遍的法律限制任何个人的发展，人与人交往的形式，即人与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就是法律的条件——自然关系。

《什么是历史规律》（四十六）

前文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没有人的概念出现，这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历史不是劳动者或人民推动的、创造的，而是自然原则本身创造的。人作为自然的产物所体现出的自然原则就是人的欲望的需求和自然产品的生产之间关系中推动的、创造的。因此在这里，不能分别考察的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而是人与自然的同一性问题——自然法则。在这种原则下，人和自然就消失了，只剩下各种元素的集合。其实这个认识在佛学也是如此，比如“三谛圆融“说；五蕴皆空”说等等。而元素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就表现为商品。这种理解问题的方式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的：“分析经济形式，即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必须用抽象力代替。”

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只有在这意义上才能把资本主义生产理解为自然史，历史才能被科学的理解并成为一门科学，才能理解共产主义到底在说什么。

所以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人开始是错误的，这是以往的历史在人们头脑中留下的幻想，是以往封建统治阶级通过歌颂人民维护统治的意识形态形式给人们造成的影响。马克思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案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末这是整体的一个浑沌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如果这段话不理解，暂时搁置，没关系，后边我在哲学部分解释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开篇虽然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所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并没有对这一科学的巨大成就引起足够重视，换句话说，这一个伟大的科学意义迄今为止没有被人充分的认识。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用逻辑去阅读就会发现问题是要在“吃、喝、住、穿”的前提中寻找。抽象的人不能作为前提，这是科学常识。为什么要吃喝？因为不吃会死，自然法则而已。

让我们回到《共产党宣言》，看看前后两段话的意义。宣言的开头和结尾是对古往今来佛学、哲学、宗教、政治、社会等一切思想核心或追求的最后总结。尤其是那些佛教界所谓高僧大德，应该一看到这样的表达就应该清楚在说什么了，如果不理解，那自己就需要好好反省，然后回去好好研习一下佛学了。

1941年，距离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还有七年，德国哲学家莫泽斯·赫斯在给奥尔巴赫的信中说：“你将准备认识一位伟大的、也许是惟一现在还活着的真正的哲学家……我一直希望有这样一个人当自己的哲学老师。现在我才感觉到，我在真正的哲学方面是一个多么无能的人……我所崇拜的马克思博士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大概不到24岁）。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打击。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打击。他把最机敏的才智与最深刻的哲学严肃性结合起来。你想一想，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在一个人身上结合起来了(我说的是结合，不是混合)，这就是你将得到的关于马克思博士的概念。”

这当然是一种很高的评价，但对马克思在思想与科学上的贡献来说，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不仅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在佛学的重生与发展都要感谢马克思在思想上卓越的贡献，因为是马克思把彼岸世界的真理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变为现实——此岸世界的真理。

中国佛教改革的倡导者太虚大师提出“人间佛教”——成佛在人间，人成即佛成，是为真现实。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定此岸世界的真理。”今天我们看到，印度佛学通过马克思主义改造了佛学，安贝德卡尔通过马克思的思想重新理解和解释佛学，其著作《佛陀与其佛法》被印度佛教界尊为圣典。中国藏传佛教的领袖达xxx直接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思想魅力？

卢梭有句名言：“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但在我看来却应该是：人人生在枷锁之中，却向往并奔向自由。每个人在被母亲孕育生命之前，就已经父母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例如父母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财富、智力、工作以及居住环境等各种因素就基本先天的决定了双方共同的“产品”——孩子的质量。后天教育同样取决于这些因素，所以人生来不是自由的，而都是在这些关系，即枷锁之中的。

《什么是历史规律》（四十七）

“枷锁”是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而砸碎或解开枷锁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这个历史过程的科学认识和实践就是逐步解开束缚在人们身上的枷锁的钥匙。打开最后一个枷锁的时候，就是《共产党宣言》最终宣告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共产党宣言》作为一部历史科学的宣言，它的开头和结尾抽象的勾勒出了人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必将获得解放的过程和伟大的历史结果。由于马克思的写作习惯首先是非常精简的抽象概括，然后对其进行非常繁杂的解释。这种写作方法对于不掌握辩证法的人来说是困难的。因为辩证法的逻辑处理是在运用时根据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不像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规律的，所以辩证逻辑是研究事物规律的。

在这种情况下，现实关系是辩证逻辑唯一可以遵循的前提，并只能以这个前提展开思辨。因为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现实关系就是历史结果，不能从过去和未来寻找任何依据去处理眼前的问题。所以《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依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

因此共产主义没有所谓原则、理想和信仰，它只是对资本主义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所进行的科学描述。所以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既然是现有的前提，那么不同的国家就有不同的历史阶段，即不同的现实。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个国家都必须要依次经历不同的历史阶段，即“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共产党宣言》）”因此在面对不同的现实前提时就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无论哪个阶级在这个过程中要依次经历历史的变革。

共产主义者在面对专制统治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者；在面对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时是社会主义者；在面对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中，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是共产主义者，即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敌对关系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他们自己（共产主义者）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在此以前，两派的分歧是纯理论性 质的，完全可以从理论上进行讨论，而决不会使共同行动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这是共产主义者与其它一切政党不同的地方，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共产主义者反对任何阶级统治，无论它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或他思想中的共产主义不是任何宗派，没有任何教义，它是并应当成为科学主义者。好像法国哲学家福柯说过，他不是任何政治派别或宗派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科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以来的命运说明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这门理论没有被当作一门科学去认识，而是仅被当作了一种政治的、哲学的或经济方面的理论，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些错误认识导致了极大的混乱，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对立面。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上的意义被淡化了。

但科学的光芒是不会被掩盖的，一百多年来各个专业学术领域，如精神分析学、地理学、城市规划、情报分析、语言学，经济学等大量专业采用了马克思理论中适用于自己本专业的观点，而逐步建立起人们对马克思理论科学性的认识。但是这些片面的认识距离完整的将其理解为科学的道路还很远。这个问题对于全人类的科学的发展方向来说是一个重大课题。而这个重大课题就是要理解理论的基础——人。

人是什么放在后边的哲学部分，这里首先谈的是与人和法律的关系，或者说什么是法律。有些国家颁布了各式各样的法律，而实际等于没有法律。或者说，法律制定的越来越完善，社会越混乱，腐败越严重，统治阶级危机越深。有人肯定会疑惑，那已经颁布的那些法律，如刑法、公司法等等不是法律是什么？这种疑问就是不懂法律的表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表示不懂法律的基本原理，也就是不知道构成法律基础的是什么。无论什么法律都必须有一个基础，有人说宪法是基础，这是对现代文明和法学很无知的说法。

我们都知道，盖一座大厦，地上部分的形状，面积、高度取决于地基。那么如果宪法是地基，那么这个地基就要按照所处环境的各种自然因素去设计它。因此宪法作为建筑本身的地基不是法律结构的基础，而只是大厦本身的基础，而大厦的整体所处的自然因素才是它所依据的，即它的决定性的基础。

所以对于法律来说，自然因素才是整个法律体系成立和运行的基础。如果不是建立在或是对自然因素的正确认识上，仅通过宪法和各种法律去管理社会和解决问题，那么随着法律越来越完善，整个社会的活力就会被逐步束缚住，同时腐败会随着法律的完善扩散到社会方方面面。因为法律越完善，对社会来说是活力越来越少，但对官僚体系的权力来说却恰恰相反，是越来越大。因此漏洞也越来越大，腐败也就继续深化，即通过法律的完善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环节。

各级官僚体系就是利用法律的各种规定，不仅对社会敲诈勒索，同时形成官僚体系的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权力交换关系。而在这种交换关系中，形成一种最可悲的状态，即那些越是秉公执法的人，越是是对社会伤害最大的人。因为这是法律本身的非自然因素造成的。因此造成越廉洁，社会活力就越小，人民的苦难就越深重。所以要理解，这不是个人的道德的好与坏问题，而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既然是科学就必然是自然法则中的，法律本身是非自然的形式，但法律的基础不能是非自然的形式。非自然的形式是：国家、政党、民族、阶级等。也就是说一座大厦是非自然的产物，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但是它不能建立在空中，必然是在自然环境中建立。对于法律来说，基础建立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不可能有也不存在第二种基础。用非自然形式中的任何产物不能反过来作为法律的基础，因为法律基础的非自然形式只是意识形态的形式。无论宪法和各项法律本身看起来多么科学，但在现实中都必然是扭曲的，与社会对立的，不能被执行的问题本身。

孟德斯鸠说腐败有两种，一种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法律本身使人民腐败。其实就是一个原因，即法律的基础不是以人为基础的。在这种法律基础建立起来的法律，只能造成不公与腐败，在现实中不可能有任何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只能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而成为压迫人民、摧毁社会和统治阶级自身的条件。从中渔利的只能是官僚体系以及依附于官僚体系而生存的法律讼棍、各类投机分子，以及流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这种法律的受害者。

马克思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实现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颠倒，而指出国家的解放必须把这种法律形式推翻，建立起真正属于人的法律及其制度。任何非自然形式都不可能成为法律的基础，无论“人民”在这些形式的法律中或理论中被它们表达的多么崇高，多么符合人的本质或人民的需要，但在现实中都会成为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统治工具，在这种法律形式下，人民就是牲口，是被统治阶级和官僚体系玩弄于股掌之中而已。所以我们就理解了，当工人阶级领袖魏特林说出自己“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后，马克思拍案而起，愤怒的说出：“无知不能帮助任何人”的原因了。

因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导言》的结尾指出：“德国国王把人民称为自己的人民，正像他把马叫做自己的马一样。国王宣布人民是他的私有财产，只不过表明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就是国王这样一个事实。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种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沒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根据上述一切，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论:

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在德国，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紀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记得到解放。在德国，不消灭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消灭。”

《什么是历史规律》（补充材料1）

《什么是历史规律》写到四十七停下来，是由于我要想想在这之后的内容应该用什么写作方式去表达，因为这后边的内容已经完全的一个科学问题了，这是科学界和马克思主义学界努力探索和研究的关键问题，尤其是物理科学和心理学的发展都与之有关。同时，对于中国而言，对这个科学问题的正确理解是理解中国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关键。

马克思理论被评价为集人类思想之大成的思想家，既然能做到，那一定是找到了一个科学规律才是可能的。所以他说过，人类古往今来所思考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其它全是废话。中国古人也讲：“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老子、佛学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一样的看法。例如《道德经》的“道”。但是以往都没有科学的、可验证的解释——“它”是什么？马克思说过，“它”，即这个规律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只是他没有完成他计划的最后一部著作《理论史》。

但是在马克思著作中对这个规律的抽象描述无处不在，例如《共产党宣言》说的：“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后才会完全消失。”

因为这个“它“究其根本而言太简单了，但解释起来太复杂了。这就是因为迄今为止统治阶级的思想还在社会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各个国家之间及各自社会的内容的差别在于生产关系所取得的进展不同，形式不同。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这种思想的统治对人们的影响不是可以通过教育而改变的，而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发生改变。当统治阶级思想受到社会挑战时，那么所证明的无非是统治形式不再适应生产关系的发展，社会必须摧毁它，建立出新的社会形式，其中包括制度、法律等一系列的变革。这种挑战不是人为可以改变的，只有去顺应这种变化才是唯一的出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所以《共产党宣言》指出：“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而统治阶级在面对这种历史变化时妄想通过在道德、法律、真理、组织、纪律等原则上对国家形式加以巩固以维护自身的统治，也就是对国家的缺陷进行修补和完善的各项措施作为面对历史变革的政治行动时，这就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是一条反动的、反革命的道路。因为越是加强这些方面，越是摧毁社会和自身统治的政治行动，反而不是维护自身的方式，因此社会愈加痛苦。

这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悲剧，是历史性的悲剧。所以马克思说：“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换句话說，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是悲剧性的。”

但是往往在处于这种历史阶段国家，都由于不能够顺应这种历史变革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悲剧，即暴力革命。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科学的理论去认识事务的本质，导致找不到问题的原因，而采取了与之相反的政治行动。也就是说国家制度就是问题本身，而国家及其统治机关就是社会结构。因此越加强结构上的建设，社会越是痛苦，崩溃的越快。马克思讽刺的批判说：“所有的国家都在行政机关无意或有意地办事不力这一点去寻找原因，于是它们就把行政措施看做改正国家缺点的手段。”

也就是说，哪里的官僚机关改善措施越加强，哪里的社会越痛苦，经济发展越落后。也就是说，完全没有意识到，国家消除社会问题的措施恰恰是在增加社会问题，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共同痛苦。而国家由于不知道自己与社会是同一的，而不是两个不同的部分，所以越是在政治性上加强建设，那么摧毁社会和自身的速度就越快。

因此马克思指出：“一个国家越是强盛，因而政治性越强，那末这个国家就越不会理解社会疾苦的普遍性，就越不会在国家的原理中，也就是不会在现存的社会桔构(它的行动和意识的表现、它的正式表现就是国家)中去寻找社会疾苦的根源。政治理智之所以为政治理智，就因为它是在政治范围以内思索的。它越敏锐，越活跃，就越没有能力去理解社会疾苦。典型的政治理智时代就是法国革命。法国革命的英雄们根本没有在国家的原理中去寻找社会缺陷的根源，相反地，他们却认为社会缺陷是政治上混乱的原因。例如，罗伯斯比尔把大贫和大富仅仅看做纯粹民主的障碍，因此他想建立一种普逼的斯巴达式的朴素生活。政治的原则就是意志。可见，政治理智越是片面，因而越是成熟，它就越相信意志是万能的，就越分不调清意志的自然界线和精神界限，因而也就越不能发现社会疾苦的根源。”

这里顺便提一句，与马克思相比，就能看出托克维尔没有科学的理论思维，只能描述现象，而不能在事务的性质本身上进行科学的发现。例如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由于他没有科学的理论思维，认识不到历史规律是以什么形式在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因此认为：正是大部分统治阶级无私的信仰推动了人民的怒火和贪婪。他在《论美国的民主》说：有一种专制是“非常负责、极其认真、很有预见，而且非常和善的愿意为人民谋幸福，并且很认真的去做，但恰恰是这种政府是最可怕的地方。托克维尔的这种水平就不是科学的理论，所以读者在阅读各种著作时要加以区分，真正具有理论思维的著作，必须是科学思维。

而一个国家的内部的这种关系就是一个国家对外交往的关系，这也是同一的，因此由于国家政治性的建设的不断加强，就会在外部也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但在这个时候国家会误认为或想象出一股外部势力和内部势力对国家的对抗，实际是根本不存在的。其原因在于既然认识不到国家和社会是同一的，那么也就认识不到国家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也是同一的，是不可分割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国家内部关系就是与外部关系，区别只在于内容的多少，单是在一个总的关系中。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是国际主义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全世界的性质，各个国家都要在同一个生产关系中，各国之间的差别只是发展阶段的不同，必须最终消灭一切差别，即消灭阶级差别本身。

因此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目前世界无产阶级总人数大概估算也就是50%左右，因此一个国家内部发展受阻或停滞，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必须进行转移，否则就会崩溃。对于中国而言，城市化率的进程就直接反应出无产阶级化的进程，而土地政策和城市规划、管理等各种制度措施是否科学就非常重要，这些领域就是各个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专业内容。这里也包括心理学。因为国家作为与社会同一的有机体，其工作内容和表现就直接影响社会关系，而人的精神健康水平就体现在社会是否具有与人的发展相适应的各项关系中。而这些都是政治科学问题。

马克思的政治科学与其它政治学不同，是因为他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所以其理论中政治经济是同一的，也就是用“一”个规律贯穿到底，佛学原则也是“不二“原则。 《道德经》也说：“昔之得一者：天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古埃及也是如此，如“翠玉录“，牛顿也研究过并进行了翻译，开篇即指出万物是同一的，即所谓“太一”。文艺复兴时期代表人物布鲁诺的《论原因、本原和太一》也是提出世界就是有一个第一本元原或第一原因，但是人们只能看到“它”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印迹。

因此东西方思想都是想去发现这个决定性的规律是什么？例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提出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既然如此，就去发现其中的政治规律是什么。《道德经》也是在政治上指出：“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所以虽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原因”，但都没有科学的解释。这是因为生产关系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现象进行总结。所以马克思说，对规律的科学解释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才成为现实。

但是科学的思想甚至需要几代人才能理解，难听话甚至是，等那些老观念的人死绝了才可能被接受。物理科学家马斯克·普朗克就这么说的：“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信服，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的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马克思同样这么认为，它并不指望当代人理解他，所以他总是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马克思这个人是这个世界有史以来遭到误解、污蔑、辱骂最多的人，或者反过来，打着他的旗号而扭曲他的理论，通过赞美和信仰而使他遭受更加侮辱的一个人。所以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在他去世后，马克思的两个女儿对他的共同评价就是：“一个男子汉，总之，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一代科学巨人遭受如此命运，只能说明他的科学发现没有被充分的认识，但同时也可以通过Google学术看到，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理论依然在全世界的学术论文引用率中高居首位，受到科学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

《什么是历史规律》（补充材料2—补入39）

前边提到恩格斯说过的，对经济学的认识，或者说对资本主义可以采取按照历史或按照逻辑二种方式。这个问题特别简单，但是恰恰是在这么简单的问题上，在十月革命之后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理解正确。所谓按照历史，就是要对当前的所处的历史阶段按照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行逻辑的认识；所谓按照逻辑，就是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去理解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注意看，两种形式在表述上的差别非常小，实际问题非常大。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虽然不懂辩证逻辑，但是有点意识了，例如他在《赤都心史》中说：“社会生活中每每是“非集权非分权”“非彻底非妥协”“亦总解决，亦零解决”…现实是活的，一切一切主义都是生活中流出的，不是先立一理想的“主义”。

有和无之间是变化的，是不断的处于生成和消逝。因此，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依靠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办法就是死亡的思维，随着问题越来越多，这种处理方式会让社会走入绝境，整个社会崩溃。因此必须把社会中发生的各种问题综合起来进行认识，形成一种认识，才会发现其中的秘密。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恰恰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根本不是具体，具体是多样性统一，不是指具体事。所以恩格斯引用说：“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思维中；他们的说法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

科学的思想的思维对象，即实体，不是看得见、摸得到的物体，而是人在各种关系的变化中的感觉。它是只能凭感知得到，并可以在实践、实验中证明的东西，因此这种知识能力首先需要极高的抽象能力或者是概括、综合能力。所以爱因斯坦说：“科学就是长达数个世纪的努力，通过系统的思想把这个世界中可以感知的现象尽可能的联系起来。大胆的说，它是通过概念化这一过程对存在进行后验重建的企图。”所以理论物理科学实际是一个思想实验。至于感知的是否正确，可以通过实验证明。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就是历史可以去证明。

这种思维方式是分辨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决定性标准。因此对于马克思理论工作而言，当一篇理论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时，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因为这种科学性质是显而易见，是无法伪造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不是与其它任何理论或党派的区分，而是代表科学意义的理论体系。任何科学都是如此，必须进行关系的思考。例如亚历山大·冯·洪堡提出的：万物互联，一切事物相互作用，有往必有还，没有任何部分是独立的，因此只有通过想象并将其抽象的才能真正理解自然，这是现代科学思想的基础。

因此当面对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时，必须综合起来进行逻辑的认识，即历史的解答，才能知道具体面对的是什么。靠通过分门别类的各种事务进行认识，根本不能理解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历史的就是逻辑的，逻辑的就是历史的。但是历史的表现不像逻辑那么一目了然，同时逻辑的形式也不像历史那么丰富多彩。因此把两者统一起来就需要科学的理论思维。也就是通常理解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但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当各种表现混杂在一起的时候，人们会发现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就会发现有些理论是不适合实际需要的。这种错误的认识是灾难性的。因为实际恰恰相反，那恰恰证明是因为既不了解历史，也不懂逻辑导致的，因而恰恰说明由于不懂科学的理论，不懂马克思主义导致的。也就是没有采取历史和逻辑的理解方式去理解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

比如，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人不仅不知道《共产党宣言》是号召工人阶级帮助资产阶级取得统治的宣言，更不知道《宣言》中提出的有些要求，例如“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中“等要求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只不过列出来的那些不是在同一个国家都应采取的措施，而是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去采取相应的措施。土地和金融措施在美国实现了，即《宅地法》和美联储的成立。

所以这些不是社会主义性质要求。社会主义是再生产问题，但再生产是以生产为前提的。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二个月后，马克思恩格斯又发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特别指出这一问题：“破坏大金融资本家的统治……把保守的资产者的利益与革命联系起来。”因为资产阶级没有办法发展，无产阶级也就不能发展。所以恩格斯说：“

这种手段不是国有的意思，而是采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措施，即以国家名义强制剥夺集中在个别人手中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其中包含对所谓“国有企业”的强制剥夺，必须按照资产阶级的规律，即采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方式处理具体问题。

所以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共产主义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义者进行无益的争论，相反，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他们自己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在所有的文明国家， 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 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在此以前，两派的分歧是纯理论性质的，完全可以从理论上进行讨论，而决不会 使共同行动因此受到任何影响。”这里顺便指出一点，马克思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他说过想建立一个民主党。所谓马克思主义其实就是科学的代称，只不过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概念去描述这种理论体系。

国有不是指国家所有，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提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管理”这一问题特别注明：“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比利时国家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已修建国 家的铁路干线，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 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一本正经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

这个道理很简单，资产阶级的发展规律是不能被破坏的，除非生产力发展到资产阶级无法驾驭的阶段。因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是不能独立存在并凌驾于资本主义之上的。马克思对德国工人党的批判《哥达纲领批判》就是指出这个问题，只有随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让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之后，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在这之前必须按照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处理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期的残酷性，不能作为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理由，而是要作为正确理解的前提。这样就进入到科学领域，即研究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而非科学的基本表现是两种：

1、资产阶级理论家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但没有认识到再生产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即只看到好的一面。

2、空想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论家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残酷性，以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为目的，即只看到坏的一面。

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前者是理论争执，后者则不仅是理论争执，而且是直接的政治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要打败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的反动性是毁灭性的。例如马克思与蒲鲁东、魏特林、布朗基、巴枯宁等所谓社会主义领袖所进行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在《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中指出：“在多数工人阶级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

正如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所指出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及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对那些力图在国际内部巩固起来以抗拒真正工人阶级运动的各个宗派和各种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在历次大会上进行，而且更多的是在总委员会同各个支部的非正式会谈中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3卷，P332）

无产阶级的觉悟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成长起来的，不是可以通过教育就能够摆脱旧的思想对他们对束缚的。无产阶级必须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没有这种成长的经历，就不会真正懂得自己的利益在何处。所以马克思指出：“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哲学的贫困》）

《什么是历史规律》（补充材料——？）

2020.08.09

《红楼梦》里有幅对联：““真亦假时假亦真，无为有处有还无。”在曹雪芹那里是一种对世事无常的感叹，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在物理科学中，尤其是量子力学中是常用的，比如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薛定谔的“猫”（死活叠加态—既死又活）：赖欣巴哈的“真值意义理论和概率意义理论”等等。

真假、善恶、好坏、对错、敌我这种认识问题的二元方式是非科学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愚昧的思维方式。科学的思维方式不存在一元、二元、三元或多元。所以佛学用“不二”去表达，即不是一，也不是二，的思维原则。同样，中国的老子在《道德经》开篇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即无欲和有欲两种观察事物的方式是同一个来源，分开看都不是问题的究竟。

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看着晦涩难懂，其原因就在于他的理论阐述形式在“不确定”中，但是必须知道，“不确定”不是不知道，也不是知道，而恰恰是对运动的形态的准确理解，是历史必然性，是自然法则。

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不可被定义和规定，因为阶级是被生产关系本身决定的，是一种历史形式，因此解决这种对立不在阶级之间，而是阶级之外。所以唯一可以确定的只能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进行认识，因此必须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表现或对立之上才能进入到科学领域。正如爱因斯坦认识到的，同一层面的问题，不能在同一层面解决，而需要在另外的、更高的层面解决。

关于这种思维形式的表述马克思的理论中比比皆是，例如马克思的这些话：

“任何分配都是生产方式本身分配的结果。”

“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自身。”

“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可以消灭的……只有通过实际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

“如果无产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他本身处境中的现代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他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

注意看辩证逻辑关系，他对阶级关系的认识、揭示或批判始终建立在对外部的关系、条件的科学认识上，完全不受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在现实中的表现所左右。也就是说，完全不在意识形态的或道德意义上去看待阶级关系之间在现实中表现，例如善恶、好坏、贫富等等这些认识上，而是在科学意义上。

因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两个阶级，而不是两个阶级产生了生产方式。因此分析阶级是分析生产形式中的变化或运动关系，而不是两个阶级本身的表现，阶级只是这种生产关系中的利益承担关系，不是运动形式本身。

因此对阶级问题的阐述，不是问题的关注点，而是通过对阶级问题的阐述，对哲学进行扬弃，并在扬弃的过程中建立起科学的理论，才能让人理解。纯理论本身是抽象的，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必须通过生动的描述阶级表现，才能推动人们认识到科学。这就像物理学家马赫在《认识与谬误》序言中强调的：“如果使方法论的知识系统化和有序化的工作在科学发展的恰当阶段合适地进行，那么就务必不要低估这项工作。但是，人们必须强调，如果完全能够获取探究实践，那么与其说它将通过苍白的抽象公式推进，毋宁说通过特定的生动例子推进，抽象公式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具体例子才会变得可以理解。”

《什么是历史规律》（科学和哲学部分1）

旧世界观与新世界观之间的区别是哲学和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问题。对这种问题的解释首先的困难之处在于语言本身，因为语言本身就是旧世界观的产物。所以用旧世界观的语言阐述新世界观是很困难的，其理解能力取决于个人感性的或者说直觉能力。所以马克思的理论在学术界被称为直觉的产物。例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就将马克思的著作称为：“伟大的历史主义直觉的作品。”

马克思这种著作只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才能出现，是历史的产物。但在此之前的古希腊、古希伯来、古印度的很多著作也是采取了直觉的形式，只不过仅限于思想意义上的，即“彼岸世界”的。德国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彼岸世界”的，即思想上的的完备的认识体系。所以恩格斯说：“体系学在黑格尔之后不会再有了。（《自然辩证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正如古代各民族在幻想、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意志人是在思想中、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历史的。我们是本世纪的哲学的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界历史的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注意，中国也是如此，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继续，是中国灾难的根源。因为这是对抗科学的行为。）

而资本主义的出现第一次让人们能够确定此岸世界的真理，让科学来到了人间。但是旧世界观与新世界观巨大的冲突也由此产生。资本主义是什么生产方式呢？感性，资本的性质是感性的。资本主义的出现第一次确定无误的把感性、科学和历史统一起来。所以马克思说：“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现实部分。“

佛学中的《心经》的开篇就指明感性的思维形式是理解世界的原则，是智慧的根本，即“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普通人的思维只能通过看的见、摸的着、听的到的事物，即“色”才能触发思维，也就是把人和自然分成两个部分。而智慧是同一的认识，因此接下来是：“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古希腊也是如此，例如米利都学派就是寻找一切实在的物质元素，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源；阿那克西曼德提出“阿派朗”（这个与老子“道“类似）；阿那克西美尼提出“气”是实在。到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数”是实在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