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萧瀚、周天勇：中国思想界的奴隶道德与文化流氓

为什么我要怼萧瀚和周天勇这两人呢？因为他们两人代表着一种“无知者无畏”的文化流氓态度，即奴隶思想。

当他们批判所谓“马列”的时候，其实是“指桑骂槐”，是借此骂“马列”背后的体制。也就是说，他们通过现实所表现出来的事实去说明“马列”理论的错误，也就是把原因归咎于“马列”，去说明念“马列”经的体制是错的。

一百多年前，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就指出中国人智力上的这种缺陷，他说：“智力混沌的突出特征就是这样普遍存在的习惯，即用一个事实、用事实本身来解释原因。”这种表现，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把社会各类事件直接归咎于“念的马列经”是错的，而不是在理论上进行分析“马列经”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中国几千年以来智力不进化的表现。

他们不是去证明理论的错误，而直接说是错的。就像他们把“马列”直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而不知道这是两码事一样。可以明显看出，他们连马克思的著作都没读过，或者说完全没读明白，就直接断言是错的。他们自己制造一个靶子，并在靶子上插满箭，然后给大家宣布这个靶子就是“马列”和“马教乌托邦”，上边的箭就是他的成绩。有如阿Q唱到的：“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打谁呢？

这种错误的认识源于“好坏”“善恶”对立的认识，也就是尼采所指出的奴隶道德的确凿标志——“做我自己，要我想要”。因此对他们的批判就是批判他们所代表的奴隶道德——他们构想了“丑恶的敌人”，构想了“恶人”并且把它作为基本概念，然后由此出发产生了余念，设立了一个对立面，即“好人”——也就是他自己（尼采）。

绝大多数人不能分辨出在现代词汇和学说的包装下的奴隶、封建思想是个什么形态。奴隶的表现并不仅仅是臣服于权力这一种，而是两种对立的表现——跟权力对着干。所以当年闻一多训斥罗隆基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两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荣，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

中国有句话“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学问的差异就在毫厘之间，创新也是如此。比如发动机热效率提高1%，就是巨大的进步。所以当我们去观察一种思想是否进步时，并不是看99%是否相同，而是看那1%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就像艾略特说的：“不成熟的诗人去模仿；成熟的诗人去剽窃；糟糕的诗人毁掉他们偷来的，优秀的诗人让它变得更好，或者至少看起来会不同。”

因此，学术水平的体现并不是创新性有多少，而是对过去知识的掌握能力有多强。这就像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体现在基础科学的能力上，这种能力是最难的，因为它考验你“知”的能力。所以孙中山说：“中国近两千年文明不进步的原因，便是在学术思想不正当。不正当的地方，简单的说以为行是很难的，知是很易的，这种思想便误了中国，便误了学者。”不把基础问题搞明白，所有创造的学术都是建立在沙漠上，一推就倒。

如果你让周天勇和萧瀚这种奴隶去把马克思主义读明白再出来说话，他们绝对是不屑于的。他们的想法必定跟阿Q一样：“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要是旁人画圆了，奴隶们就会说，你是原教旨主义。中国大多数人就这种看法，这一点鲁迅描写的很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