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的症结：“利”字当头与千年“抑商”

中国的根本问题依旧是自秦以来，尤其是宋之后的老问题，即哲学思想上的落后。虽然中国人学习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但是并没有理解或者说学习到这些知识产生的根源或者说背景是什么。

问题一定是简单的，简单是事物的基本原则。正如维特根斯坦指出的：“最深刻的问题真正说来根本不是问题。”对于中国的根本问题而言，恰恰就这么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中国争论了几千年，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我今天把这个最简单的，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告诉大家。

首先我们要看看哲学、佛学到底在说什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怎么产生的？其实很简单，这些思想所研究及形成的原因就一个字—利！真正推动人类进步的就是这个，它是人类解放的基础推动力，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总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这种贪婪的欲望所创造的物质条件、发展出社会生产力是人类解放的唯一的条件，所以他说：“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把人的欲望勾起来，为他们建立满足这种欲望的土壤，即社会形式，就能够推动人类的解放。

佛学也是如此，所以被誉为“大乘佛教文献宝冠之珠”的《维摩诘经》中有：“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什么是方便法门？例如：“示受于五欲，亦复现行禅；令魔心溃乱，不能得其便。火中生莲华，是可谓希有；在欲而行禅，希有亦如是。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勾引，后令入佛智。”

韩非子、墨子、荀子也是讲“利”，但是讲的程度、侧重点、深浅等各有不同，但都不能在其思想体系中贯彻始终，这是由于缺乏逻辑导致的，当然也是时代背景导致的。

宋儒更加无耻，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明清两代的进步文人，则提出“人欲即天理”，但是还是认识不到什么是人欲。到了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依旧没有脱离仁义道德的思考中。到了陈独秀、鲁迅的新文化运动才创出了一片新天地。

秦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国没有真正的历史，因为它不理解人性，所以它是停滞的，周而复始的。有一个所谓的“李约瑟难题”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很明显他没有认识到商人这一问题。马克思指出：“16世纪、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因为科学只能是在商业和工业发展之后才出现的，所以马克思指出：“如果没有商业和工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

对商人的价值认识最深刻的是美国。美国在二战中在国防动员、生产等各个领域的表现上就是答案。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对罗斯福任命希尔斯百货公司公司副总裁纳尔逊负责动员全国资源而成立的“战时生产委员会”解释说：“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一旦步入战争就必须确保商业界获利。否则实业界将会全盘瘫痪。”商人力量的强大，中国至今认识不到，因为人性所激发出的创造力是不可想象的强大，组织能力再严密的国家都不可能超过自由人民的创造力。

中国历代王朝“抑商”的政策是中国问题的根本，因为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人性不理解，总想用道德观念凌驾于人性之上，因此中国从来不重视商人和不保护商人的权利，这是中国始终不能进入正常发展轨道的一个重要因素。怕商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商业及所推动的生产关系必然是自由主义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指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地方。

马克思指出：“权威原理出现在11世纪，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18世纪。因而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而这个原理和历史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发展上的。也就是说，商业及由此而来的生产力发展所开辟的人类解放征程，必然使自由主义即个人主义出现在历史舞台。没有或阻挡自由主义的政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就是粉身碎-骨。